一

诗歌史叙述中，体式的转换往往被视为晚清至“五四”诗歌演变的基本特征，这在胡适的《谈新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文中也有不厌其烦的申说。在形式规范层面，体式一般具有可计量、易辨别的特点，经常用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诗歌的区分，例如古典诗歌被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等，新诗被分为自由诗、格律诗、半格律诗等。然而，体式作为凝定形态的诗文类标识，只能起到笼统的、抽象的聚合作用，它是一种难以涵纳诗所遭遇的经验冲击以及它的书写策略、美学特质的分类。如果把体式中心化，那么，对该时段诗歌的考量，必定是表面和片面的，诗的迁延、转折和激变本关涉诸多要素，却几乎成了具有自主性的形式的重组：旧诗无外乎以或远或近的关系在某些古典诗歌的格式下写就，而以自由诗为鹄的的早期新诗则努力摆脱古典诗歌的格式（包括词调和曲调）。正如一种体式的探索、萌生和形成无法一蹴而就，另一种体式的动摇、瓦解和崩溃也有一个漫长的、藕断丝连的过程，无论旧体式的调适、变形还是新体式的实验、新建，体式本身既不具备使诗持守不易的自足性，也不具备使诗聚合转变的原动力，毋宁说，体式不过是诗的变奏过程中部分形式要素的成型与征显。

以诗歌体式的变动为标志，至多只表明了某种既定的、外在的诗歌形态特征，它无法标记诗歌写作在具体历史语境下遭遇压力及其形变的过程，也很难指示体式本身的活力或惰性，更遑论分疏出业已深刻介入文类内部的经验等问题，以及诸要素之间长期的冲撞、分裂与暂时的平衡、媾和。这意味着，尚需引入其他维度才能更好地彰显该时段诗歌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降的诗歌较之过往的任何时代，都更深刻地受制于外部的挤压与牵引，它经由文化与社会系统得到展现，这是诗歌书写的语境和现场。但是，源于现实情势和语言策略之间的非决定论关系，如何处置诗的外部和内部，在该时段的诗歌研究中将更费思量。

在成熟的、有活力的体式中，外部冲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形式结构吸纳，成为内心情致和语言节律的交响，并生动隐现于语言的坡度、拐弯和褶皱中，最终呈现为已然被形式化的体制和外观。有鉴于此，就必须强调，密集的诸多事件无论裹挟多少或峻急或迂缓的声浪，诚其被物化成了语言的现实，对它们的谛听从来都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语言秘纹中的声响，也只有在这里，声响才不是它自身的空洞回声。一如折射定律惟有在光线、物质和观看之间才能成立。这就是为什么，在深刻书写家国情怀的屈原和杜甫那里，几乎难以将他们的遭际从文本中剥离出来，相反，只有深入到内部，才能更好地听到和看见。倘若企图以切割和分离的方法还原、捕捉“外部”，以为它是可以从诗中轻易度量、轻松揭取的“外部”，必将误入歧途。

有人或许会说，楚辞与唐诗作为诗的类型在其时已高度成熟，是为可依傍的体式，再假以天才自是辉煌的创造，水乳交融后的形质当然再难以也没有必要分离，而转到不成熟甚至备受质疑的体式时，“外部”与“内部”的捍格如此扎眼，在技术层面，自可以将它们分离出来。然而，在某种体式中调适自我的诗，无论有多少权宜性、短暂性和不稳定的特点，无论时势与语境中的世界之表象多么难以呈现，“外部”从来难以自外于“内部”，“内部”也从来不能独善其身，而是一同隐没在诗的编织物之中。内与外之间的缠绕使得人们不能轻忽如下事实：诗必得从美学自律与经验冲击的双重挑战予以考量，而该时段诗歌较之以往，譬如盛唐时期在既有体制上加富增华的诗歌，益发深刻体现为矛盾重重的探求、质询乃至重建——如何既不自外于美学自律性的准则，又不自闭于对经验的开放。这其实昭示了，诗作为非透明的媒介，对它的探讨必将遭遇的困难，语言不可能在真空自我建构，同样，文化与社会系统也不可能自我表征，它们错综于、混杂在具体的形制的实践中，成了诗的“制品”。

在我们这里，理解晚清至“五四”的诗歌，自然也要面向如下目标，即诗最终必以内部反应的方式面对“外部”。但是，作为对内外关系的分辨而不是分离，叙述策略上却必须以“外部”作为起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突出“外部”的双重性：它既是强大的势能，又是有待确认的后果。换言之，“外部”是一个绝对的、却有待在语言中彰显和检验的“前见”，它成了人们打量该时段诗歌的入口。

当然，外部世界在具体诗人那里的亲疏关系或大相径庭，有人拥抱现实急切于诗歌之力的挥发，又有人背对时势幻想于纯粹的吟哦，但即如后一种类型，一方面他们的语言态度也不过是以拒绝的姿态重叙外部，并显现为伦理态度的折光，这是因为，无论拒绝还是沉溺，在语言的维面必将反映相应的曲径，实际是作为承受者的语言被改写的写照。另一方面，“外部”也被语言改写，哪怕前一种类型亦然，源于“外部”进入诗中时，绝无可能无抵抗地长驱直入，这和语言特质相关。

毋庸讳言，势能指的是现代性在经验层面的运动，作为动力或压力展现于诗所寄身的文化与社会系统中，体现的是普遍性，后果指的是经验介入和语言策略之间的异质性问题，它沉积在语言的维面，体现的是特殊性。就前一种情形而言，现代性业已成了颇具代表性的、对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影响甚巨的框架。在今日的理论视域中，尽管质疑和非难它的内涵与外延的声音不断涌现，尽管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态、文化格局也处于戏剧性动荡的语境中，但是，转播、重组或者关闭现代性的话语频道都将颇费踌躇，因为无论与后现代性或别的什么理论路径进行对话，它仍旧是要求不断发掘、拓展的解释学问题。

为此就能理解，用现代性的框架处理该时段的文学为何被相当广泛地运用着，尽管背后的动力与诉求经常悬而未决。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性作为“问题”在近年来晚清文学的重评以及清季民初思想史的研究中，被不断“意识”到且获得了有力呈现。王德威对晚清小说被“五四”遮蔽予以了颠覆性的反拨，振聋发聩地追问：“究竟是什么使得晚清小说堪称现代，并以之与‘五四’传统所构造的现代话语相对应？又是什么阻止我们谈论晚清时期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2]将“现代”的标杆予以前置，对于拆除“五四”新文学强硬的权力话语樊篱，的确功不可没，把“五四”老套视野中充满歧见与压抑的“他者”眼光有力地转到了晚清对“自我”的呈现，生机勃勃的晚清和“五四”之间不是差价关系，而是“共谋”关系。^[3]重新张扬被“压抑”的晚清不仅表现在文学上，史学上亦然。王汎森梳理晚清“新史学”的命题时发现，自梁启超《新史学》的出场，一种足以“从头写史”的格局被奠定了。^[4]从晚清的“新史学”中人们既能感到强烈的政治意味，也能体会现代时间试图展开新规划的冲动，后者意味着强大的现代性诉求。

以渗透和流动为特征的现代性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语言这种介质却要以一定的方式对现代性作出反应，正是在这里，无界别的绝对主义被奇妙地收缩、黏着在时空落差、语言特性所盘踞的部落之中，再次被多重差异纽结而成的特殊性所标定。因此，尽管王德威重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富于启迪，^[5]但是，诗文类与小说有巨大的差异，它在承受、汲取或拒斥现代性时可能和小说不同。比如晚清诗歌的评价问题，它的命运是否如王德威对晚清小说所作的断言，有着“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倘若更多地留意诗文类成规的制约性，是否将挖掘出另一种景观？事实上，必须看到晚清诗歌深陷于古典型的美学机制中，这是一幅古典与现代性相互缠绕的图景，进而言之，某种未得张扬的现代性的压抑很可能来自古典本身。

我们并非对诗歌遭遇的现代性之强弱表示犹疑的权衡，它相当深刻地载入到了其时中国的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被迫承受还是主动追慕。然而，面对诗中的现代性问题时，一方面，不能把文化与社会系统凌驾于诗之上，企图以此立判诗的高下，如此极易滑入浅陋的机械决定论难以自拔；另一方面，不能将诗仅仅视为纯粹的语词符号的组合，陷入某种康德式的抽象，后者惯于与外部掩面相对。因此，该时段诗歌应当理解为自外部策动的历史语境与从内部持守的文类规范之间，即经验与体式之间不断角力、相斥和包容的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体察出它如何在异动中走向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