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课余游乐

我在金大求学时的课余生活，有游乐性的，有政治性的。政治性的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民主运动，后面会专门介绍，此处简单谈一谈游乐性的课余生活。课余交往的圈子，有章家亲人、九中同学、计政班同学、青年军战友，当然，大学同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平日的夜晚，我一般都一个人到图书馆，看一看书，或练习写作。中午也常去图书馆，翻翻报纸杂志。金大图书馆的环境并非很好，因为它临街，对面是一个歌舞厅，经常放一些靡靡之音，中午时分，令人昏昏欲睡。因此，在春秋冬季的中午，天气晴好的时候，我经常会邀上几个同学，在北大楼前面的大草坪上坐下聊天，享受阳光。

大学时期，男女同学之间除了上课之外，课下也有接触，但互相串门的不多。女生宿舍男生免入，平常要找女生，只能通过门房，在女生宿舍楼的会客处相见。但女生宿舍每年有一次向男生开放的时间，一般是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那一天，男生可以进到女生宿舍里面去。男生很高兴，女生也很高兴，像招待客人一样接待我们。

我上大学时，我那位主张“家庭革命”的叔祖母住在南京。家里除了她，还有一个叔叔章学浦和两个婶婶，以及一群堂弟堂妹。其中一个婶婶是章学浦的夫人，另一个是他哥哥学澄的太太，学澄时在香港交通部门工作。学浦在成贤街中央大学附近租了一栋两层小楼，开了一个诊所，挂着“章学浦大医师”的牌子。他的嫂嫂是一个助产士，因此在诊所的另一侧挂着另一个牌子：“陈某某助产士”。他们以中央大学师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叔祖母疼我，总是邀请我星期天到家里去。去了之后，总要做些好吃的，让我打牙祭。

九中的好友周承超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所私立中学当教导主任，我们经常聚一聚。相聚的时候都玩些什么，已不复记得。年老重聚的时候，他和他爱人都说他们的结合得力于我的撮合，但我对此事已经毫无记忆。我唯一记得的，是他曾经聘请我到他们任职的私立中学兼历史课。我把在贝德士老师的世界通史课堂上听来的内容，在高中课堂上现学现卖了一个学期，居然得到该校领导的赞赏。

计政班时的同学闻刚，战后随他父亲回到了南京。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在南京设了一个办事处，叫天山学会，闻刚的父亲就在这个单位给领导开车。闻刚也学会了开车，在天山学会谋了个差事，偶尔在周末开个吉普车，穿着少校军服，神气十足地到金大接我出去玩一下，而且照例由他做东，在夫子庙喝茶，吃点心，听戏。那时在茶馆喝茶可以听戏，对爱听京剧的我而言，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到了晚上，因为他的车是单位的，按纪律无法送我回去。于是，我就雇一辆马车，从夫子庙出发，朝着玄武湖方向，回位于鼓楼的金大。晚上没有什么车，人也少，非常安静，只听得马铃和马蹄的“嘚嘚”声。这种时候，脑中没有激昂的政治，没有紧张的学习，只有对清茶与戏曲的回味。

计政班的另外一位同学秦邦文，战后在上海一个海军仓库当会计。周末偶尔也会来南京，到了之后，就找我和闻刚，一起聊一聊天，或者喝茶听戏，我们三人亲如兄弟。

青年军时期一起学习的吴天牧，战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他偶尔也会来南京找我。我们相见，除了交流各自的大学生活，还会花比较多时间讨论托尔斯泰，以及其他文学作品。

我在青年军中被关重禁闭的时候，为我送去豆豉炒辣椒的那两位好友，战后复员，都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小倪继续在公共汽车上卖票，王正炳回印刷厂当排字工人。能够如此，得益于《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的有关规定。他们有时也会来看望我，我闲暇的时候也邀他们出去玩。当然，和他们的交游与和其他人的交游一样，多半都在大一期间。后来我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政治性活动多了，和老友们交游的时间就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