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基本论证：实践论和唯物论
当我们将整个马克思哲学理解为政治哲学时，我们已经将马克思政治哲学定义为对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理论论证和辩护。由此我们进而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两种基本论证逻辑，一是实践论的论证逻辑，即由无产阶级生存境遇推论出无产阶级反抗现存世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二是唯物论的论证逻辑，即由自然规律引申出社会规律，对这一“铁律”的认识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两种论证逻辑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乃至这两种论证逻辑之间的对立和统一，是我们应当把握的。
让我们来分析一个简短文本——《约翰·斯温顿在〈太阳报〉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访问记》：
这里已经呈现了整个马克思政治哲学原初的逻辑前提：“斗争就是存在”（“我斗争，所以我存在”）。
众所周知，“存在”，历来是哲学的首要问题。黑格尔认为，哲学真正的开创者是巴门尼德，而哲学的真正起点则是巴门尼德所提出的“存在”概念。迄今为止，哲学仍然在“存在”这一问题中兜圈子。笛卡尔说：“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费希特说：“我行动，所以我存在”；维特根斯坦说：“我言说，所以我存在”；加缪说：“我反抗，所以我存在”……其中，海德格尔对“存在”做出了最为精密细致的界说，他将“存在”与“存在物”“存在者”严格区别开来，认为“存在”是一切“存在物”“存在者”的根基。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何以在”的问题，而他自己的回答则是“此在”：唯有此在存在，存在才能在此。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斗争就是存在”（“我斗争，所以我存在”）这一命题规定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首要命题。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其原创者——马克思的思想创新。因此，马克思主义首先反映了原创者——马克思本人的生存境遇。一个人的生存境遇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他的客观生存环境和遭遇；二是他对自己生存环境和遭遇的主观态度。就马克思的出身、教养、早年的生长环境和生活经历等来说，马克思是作为一位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这里所谓的知识分子不是指仅有知识的人，而是指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社会关怀的人）存在的。平民身份决定了他的现实境遇，也因此决定了他作为社会底层一员的命运。与此同时，知识分子身份又决定了他的理想观念，也因此决定了他作为文化高层一员的使命意识。两种身份之间的张力决定了马克思的基本性格。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大女儿燕妮提出的问卷中是这样填写的（史称“卡尔·马克思自白”）：“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2]。毫无疑问，对于社会底层人民群众来说，不是斗争，就是屈服，二者必选其一；而对于文化高层知识分子来说，则只能斗争，不能屈服，别无选择。
青年马克思也正是怀抱这样一种激情—理性投身于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的。他“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3]。他希望将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但是，他知道，一旦从理论批判转入实际斗争，这种批判和斗争就不是个别知识分子所能够承担的，就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参加。他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马克思是这样根据严格的逻辑推理发现无产阶级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5]殊途同归，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是在实际生活的亲身实践中发现无产阶级的。“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6]
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思想与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生存状况的遭遇，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遭遇既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阶级基础，又使无产阶级获得了自觉意识。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首先得以在西方工业无产阶级中成立。
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难的阶级，而且，正是由于它的这一地位，它成为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存在的证明。但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在于它唤醒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而且在于它指明了斗争的现实途径和斗争的理想目标。
“如何斗争？”——斗争的途径问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二个基本方面。
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决定了它在斗争中，除了本身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凭借。它既没有“枪杆子”，也没有“笔杆子”；它没有财富、知识、权力、舆论等。它只有凭借自身的联合、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数量转化为力量，依靠集体力量，与它的敌人——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力量进行殊死搏斗。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途径。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墓志铭是这样两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8]这里，第一句话表达的是“斗争”主题，而第二句话表达的则是“团结”主题。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者革命家”，只是一般地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联合”；而列宁作为“职业革命家”，则特别地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9]
“为何斗争？”——斗争的目标问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三个基本方面。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共同的理想，源远流长。共产主义是人们对原始社会制度的美好回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浪漫抗议和对未来社会制度的美好憧憬。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是因为它仅仅停留在对人类社会历史之“应然”的解释上，仅仅停留在对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苦难阶级之道德的同情上。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促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变革。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深入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之“必然”的解释上，深入到了对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之经济的理解上。马克思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必然性，且又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现实力量。从此，共产主义理想经过科学论证，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信念。
“共产主义就是理想”，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目标。众所周知，《国际歌》最后反复唱的三句是：“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10]这里，第一句话表达的是“斗争”主题，第二句话表达的是“团结”主题，而第三句话表达的则是“理想”主题。
从历史的逻辑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是历史—逻辑在先的。马克思、恩格斯既是革命家，又是科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在斗争中建构了他们的革命策略和科学理论，在他们的策略和理论中，斗争是这一建构的起点。“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11]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斗争”是社会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劳动、交往、生产”等，归根结底是人类存在的本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在马克思主义原创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2]“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3]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正是以人类生活为前提建构他们的基本理论的。这里的论证逻辑是：人类要生活，就必须有生活条件，就必须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己、他人和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只有从人的生活以及一系列对象性活动中，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正是从实践：劳动、交往、生产和再生产——人的生活以及一系列对象性活动中，马克思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有机系统以及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研究的路径，另一条是叙述的路径。前一条路径体现了实践论方向。马克思主义从对人类，尤其是对无产阶级之生存境遇的关怀中，确立了斗争的立场，由此确立了革命的策略和科学的理论。而后一条路径则体现了唯物论方向。马克思主义似乎发现了关于自然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真理，由此确立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实践论中心，而后却在这一阐释中被唯物论中心所遮蔽。这就导致了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实用化。在教条化和实用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只有人们应当遵循的“铁律”，人们应当为之牺牲的真理，而没有对人们生存境遇的关怀。在对生存境遇的忘却中，人们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总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两种论证逻辑，第一种论证逻辑是：无产阶级，由于其低下的生存境遇，被迫使斗争；由于其贫乏的资源状况，被迫使团结、联合、组织；只有确立普遍的、必然的历史理想，才能进行广泛的、有效的社会动员，从而改变现存世界。第二种论证逻辑是：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这一规律造成了现存世界灭亡和理想社会胜利的历史必然趋势；谁认识了这一规律，谁就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谁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谁就可以合法地和正当地掌握领导权。两种论证逻辑可以耦合，但并不严格相关。例如，我们一方面以“贫穷”来定义“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以“先进”来定义“无产阶级”，两种定义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联。由此证明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中包含了并不完整严密的论证逻辑，需要予以厘清。
马克思毕生（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都在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理论论证和辩护。所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创立。
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近代（现代）空想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批判性——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二是其空想性——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空想。空想社会主义是以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的，它对人类社会历史采取了一种道德“应然”的解释方式。对它来说，只要证明资本主义是“坏”（“恶”）的，社会主义是“好”（“善”）的，就能证明社会主义“应当”取代资本主义。这样，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它就寄托于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并致力于改良主义的社会实验，以求教育和环境的改变。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仍然局限于空想社会主义中，但具备了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定义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4]所谓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最早表达。所谓的“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的最早表达。而所谓的“异化”理论，则包含了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思想萌芽。
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对社会主义的论证是实践论的论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中的个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为“前提”和“出发点”[15]，重新描述共产主义：“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6]“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7]
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实践论论证转变成为唯物论即历史观论证，并进一步以自然观论证为补充。实践论论证和唯物论论证这两种论证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后者是从前者中历史地、逻辑地引申出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关注“现实的人”，然后关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而关注“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这里已经蕴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另一方面，在这一经典理论中，实践的逻辑为唯物的即历史的甚至自然的逻辑所取代。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促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反复指出：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18]，“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9]。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做了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充分展示这一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的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以其宏大的历史叙事的逻辑力量和美文风格，充分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秘密的揭示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了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充分展示这一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的代表作是《资本论》。与其说《资本论》是一部经济科学著作，不如说其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这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是研究增进国民财富的原理，而是研究“剥夺剥夺者”的道理，充分地论证了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种基本论证逻辑。前者属于历史观论证，后者既抛弃、克服了实践论论证的形态，又保留、发扬了其中的基本元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甚至以自然观论证来补充马克思历史观论证。这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似乎不再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前提”和“出发点”，而是以历史规律甚至自然规律这样一些“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为“前提”和“出发点”。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对社会法则、规律的真理诉求。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它对人类社会历史采取了一种历史“必然”的解释方式。对它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这样，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它就寄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并致力于激进的社会革命，以求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变革。
注释
[1]1880年9月6日《太阳报》第6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8768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10。
[5]同上，16。
[6]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1-9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6。
[8]同上，435。
[9]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6。
[10]见《国际歌》，法国的欧仁·鲍狄埃作词，皮埃尔·狄盖特作曲。
[11]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3。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6。
[13]同上，158。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6，151，152，153。
[16]同上，155。
[17]同上，166。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2。
[19]同上，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