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经济成功的奥秘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反思”成为媒体与经济学家最常用的术语。2010年4月由乔治·索罗斯捐资成立的“新经济思想研究所”在剑桥大学举行了建所庆典会议“经济危机与经济学危机”。我很高兴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参会者之一，会上我观察到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记者对许多广为接受的经济学观点提出了质疑。我还见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我的同行奥利弗·布兰查德，他做了许多怀疑论者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表现出经济学家的谦逊，并承认在判断上存在错误。他写道：“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将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周期波动的稳定下降归功于自己，并认为我们懂得如何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没能抵制住这种诱惑，这场危机显然迫使我们对之前的评估提出质疑。”（Blanchard，Dell'Ariccia and Mauro，2010，p.3）

总结长期以来存在的传统观点，他还观察到：“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只有一个目标，即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工具，即利率政策。只要通货膨胀是稳定的，产出缺口较小且比较稳定，货币政策就算履行了它的职责。我们还认为财政政策一直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因为政治约束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实际有效性。同时我们还认为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之外的。”（Blanchard，Dell'Ariccia and Mauro，2010，p.3）其他知名学者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9）、阿克尔洛夫（Akerlof，2009）和克鲁格曼（Krugman，2009）也质疑了一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对竞争性市场可以产生足够的商业激励、有效的产出和财富的假设。

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才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几波理论在提供政策处方方面经历了更为明显的失败。可以肯定的是，发展经济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凡的见解。但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持续性贫困表明，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迄今为止仍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知识议程以帮助低收入国家产生和分配财富。

然而几十年后，那时的经济史学家在回顾人类过去百年历史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对这一期间（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不同国家迥异的发展绩效着迷。他们会对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少数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感到吃惊。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快速地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农业经济，使数亿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摆脱了贫困。

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些成功的国家很多都走着不同寻常的发展路线：实际上很少有国家采用了那个时期主导的政策处方。把世界人口排名第三的美国排除在外，四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平均年增长率超过6%。这大大提高了世界40%以上人口的生活水平。同样的增长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南美国家（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以及一些非洲国家（毛里求斯、埃塞俄比亚和加纳）。但这些国家几乎都没有采用现行发展理论的标准政策建议。

但是未来的经济史学家也会对很多其他国家未能获得持续增长而感到迷惑不解，这些国家占世界总人口六分之一以上的十亿人还未逃脱贫困的陷阱（这部分人口被保罗·科利尔称为“最底层的10亿人”）；他们还会注意到，尽管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多边发展机构也给予了援助，但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之前，除了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之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难觅缩小的痕迹。同样令人困惑的是，一些国家在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增长之后，就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停滞（即使不是几百年）。阿根廷、俄罗斯、叙利亚、菲律宾和南非就是著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例子，即当它们达到一定收入水平的时候，其增长将会放缓。

如何理解经济成功或者失败的含义？经济学家们就这一学术性问题探讨了几个世纪，最近增长委员会报告^[10]也在关注这一主题。但是，除了对一些广泛原则的共识和对“放之四海而皆准”方法的拒绝之外，经济学家们仍然很难确定与某个具体国家直接相关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杠杆。

本次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尽管出现全球衰退，持续高增长的国家依然可以表现得很好。这场危机以其巨大的人力、金融和经济成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反思几十年来的增长研究和发展思潮，从成功的国家吸取政策的经验教训，并探索未来的新方案。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消除贫困已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应对当前跨越国界并导致全球不安全（疾病、营养不良、不安全、暴力）等主要问题的一个重要策略。对经济学家来说，思考发动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新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