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态纪的四种智慧

“生态纪”（Ecozoic）理论是美国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Thomas Berry）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提出并阐发的。该理论从分析人类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我们正面临的地球生命系统的危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柏励认为，人类要走出危机，获得一种可持续的生存方式，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文化模式，实现向“生态纪元”的转变。这包括从“人类中心论”向“地球中心论”转变，由“榨取经济”向“有机经济”转变，由自我放纵向自我约束转变。要在转变中恢复人类与大自然的内在联系，重塑人性，并在教育、文化和制度上进行改革。生态纪思想也肯定了女性的智慧，认为女性的智慧从根本上说是生态智慧，它与其他四种智慧一道，是我们改变现状、进入生态纪元的智慧源泉。

1.生态纪：以地球为尺度

“生态纪”（ecozoic）是柏励以地球为尺度对人类正处于的地球演进阶段所称呼的术语。这个术语来自两个希腊词，oikos的意思为“家”，zoin的意思为“生命”，而ecozoic的意思就是“生命之家”。[63]

人类所居住的地球有自己的演进历史。在这个演进的故事中，对人类更有直接意义的是生命发展进程。该进程始于6亿年前，分别经过了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在新生代时期，形成了人类所生活的世界。新生代是花类植物发展出所有绝美颜色和奇异形态的时期，是温带巨大落叶树木和赤道热带雨林繁茂的时期。对于鸟类来说，新生代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它们形成了所有的种类、颜色、歌声和交配仪式。更重要的是，这是哺乳动物的时期，大约有两千万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物种进入了它们最辉煌的时代。新生代后期更是一个戏剧性的大创造时期。当人类在非洲东北稀树草原的某个地方静悄悄地出场时，这是一个最具抒情的时刻。以后，人类从那个地方开始，分布到整个亚洲和欧洲。大约在6万年前，形成了人类自己的可追溯的祖先，他们具有发达的言语、符号语言、制造工具的技术和扩展了的家庭群落。与此相伴，他们具有歌舞的能力，具有精致的仪式，以及与仪式交织在一起的令人惊叹的可视艺术。[64]

柏励就是这样把人类的故事放在地球的尺度中来讲述的。“故事叙述作为文化建构的起点，是生态运动中人们自我反思的热点。托马斯·柏励对人类故事的重述，超越了所有民族、地区和国家的限制，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以地球生命的诞生和演进为核心，把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整体放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观察，从而，找到了人类生命的根源，看到了人类存在的宇宙价值。”[65]

还是在这个尺度上，柏励讲到了生命纪元在灭绝中的更替。地球史上有5个大灭绝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引出了新的地球生物纪元。最后一个灭绝阶段发生在6500万年前，恐龙死了。那时，地球从中生代过渡到了新生代。我们现在正处于地球史上第六个大灭绝阶段。21世纪，地球上25%—50%的物种会消失。[66]

将来会怎样？人类文明能在全球变暖、物种灭绝、石油用尽、地下水损耗、全球疾病流行以及由贫富不均而产生的骚乱中幸存下来吗？新生代之后的地质生物纪元中，人类会有怎样的未来？“生态纪”这一术语就代表了人类的希望，即人类的一个可持续生存的未来，一个在人类与更大的生命共同体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关系的未来。这样一个生态纪元的到来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在全球发展方向有了巨大变化，经过更艰苦的工作，这种结局才能出现，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2.恢复消失的亲近和敬畏

在生态纪思想倡导的伟大事业中，重塑人性，确定人类共同体在地球共同体中的嵌入地位是基本的。通过批判西方现代性文化，柏励强调真正的人性应该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对自然野性的亲近和敬畏是人类让自己进入地球生命关系的天然途径。地球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其本身以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最深刻的现实和最奥秘的奇迹。

柏励认为，在工业化之前，人类从来都不缺少与自然的亲近。这种亲近的经历不仅是一时一地的所见所闻，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来的那种超越性的敬畏情感，它让我们对地球上自我之外的其他存在采取接纳和融入的态度。比如，你看见河对岸的一片草地，青草茂密，百合飘香，远处树林沙沙，近处蟋蟀啾啾，仰头天空，低头大地。这都是与自然野性的亲密接触。柏励回顾了童年时这种经历对自己的影响，“在那个神奇的时刻，那种体验赋予了我的生命一种东西，好像在一个超越所有我以往体验的极深刻的层次上表达了我的思考。”“它是一种敏感，一种在我整个童年发展起来的敏感。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刻常常返回到我的生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思考我的基本生活态度，我心智的整体倾向，我为之付出努力的那些原因，我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刻，回到了我被它所撞击的那种感觉上——它告诉我在生命中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有价值的。”[67]人们越是意识到草地所发生的一切处于无限的相互关联之中，就越能感到所有这些活动的神圣。人们越是在五月百合花的开放中发现更多的意义，就越能在简单地观望这草地上星星点点的花簇时感到敬畏。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们离开野生的世界越来越远。“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世界里，一个国家里，一种商业世界里，一种经济秩序里，一种文化传统里，一种迪士尼式的梦幻土地上。我们生活在城市里，这是一个混凝土和钢铁的世界，一个车轮和电线的世界，一个没完没了的工作世界。我们几乎不看夜晚的星星，或者行星，或者月亮。甚至在白天，我们不能以任何直接的或者有意义的方式感受太阳。在综合性的商业建筑群中，夏天和冬天丧失了区别。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由高速公路、停车场和购物中心构成的世界。我们所读的书，是用陌生且做作的字母写成的，我们不再读自然之书。”[68]与自然野性的亲近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即对自然野性的敬畏。

柏励认为，生态纪的伟大事业，其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恢复人类与自然之间消失了的亲近和敬畏。要意识到自然界的神奇表明了它决不在我们的完全控制之中。自然有其自身的灵性，“宇宙自身既带有物质活动的真实性，也带有灵性的真实性。灵性和物质性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维度”[69]。“只有把宇宙看作神奇灵性的启示经历，它超越我们之上，并生成万物，我们才能恢复自己的惊奇感和神圣感。通过参与到我们周围世界的更加超凡的维度之中，使我们自己变得神圣起来。”[70]这样的灵性在柏励看来就是所谓自然的终极野性，它始终是令人敬畏的。如果它的确赐予了我们人类以特别的力量，那就必须牢记，我们任何的傲慢之举都将受到最终的审判。“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智慧都发端于对原初神秘存在的敬畏，因为我们的周围世界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存在模式。”[71]

3.四种智慧让我们走进生态纪

柏励认为，在通向生态纪的伟大事业中，有四种智慧可以引领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72]这就是土著民族智慧、女性智慧、古典传统智慧和科学智慧。这四种智慧的共同优点是能够让我们意识到人类是以与其他存在相互促进的方式在地球上生存的。

土著民族智慧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不过至今它仍存在于2亿土著民族之中。土著智慧的特点是与自然界的亲密关系以及对自然的参与。在对自然节律的感知中，土著民族形成了一系列仪式文化，以此来庆祝宇宙生命的存在。土著智慧也体现在非文字记录的故事、诗歌和音乐之中，并以神圣的个体，比如长老、首领或巫师之口代代相传。柏励以一个文化史家的视角，描述了土著智慧在世界各地的呈现。柏励在描述中特别关注到这种智慧对宇宙力量的敏感。他认为，这样的敏感性“来自于对环绕在人类周围的仁慈与可畏力量的感受”[73]。所有这些自然现象背后的力量，都被看作在本性上就是具有人格的。它们被当作有意识的存在形式来命名和称呼，而这些力量主管着宇宙的运行，其中既有其伟大的一面，也有其亲切的一面。柏励认为，西方人对于土著智慧的了解虽然在增多，但依然不肯接近它们，好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他说：“自近代以来，我们逐步在更多具体细节上了解世界土著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仍然保持着对他们意识的更深层领域的远离。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我们对这些民族的真正了解是多么的肤浅，我们是多么需要他们的传统智慧。我们从越来越多的土著人那儿得到教诲，他们有能力讲述从早些时代流传到现在的智慧遗产。”[74]

古典传统的智慧开始于五千年前左右，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它一直都是人类文化中最强有力的力量。柏励所说的古典智慧是相对于近现代文化而言的，大约相当于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所出现的精神成果。古典传统智慧普遍承认，在我们的启示性经验中存在着某种精神王国，它既超越我们的可见世界，又接近这个可见世界。人类不仅有能力加入精神王国，而且还在加入的过程中实现自己最丰富的存在。柏励在对文化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印度教传统是建立在宇宙最深层自我与人类内在自我的联合的启示上的；佛教传统建立在释迦牟尼觉悟的经历上，对他来说，可见世界是短暂、痛苦和非真实的，佛教徒的最终成就是参与到“佛”的终极现实当中；中国人的表达较少趋于超越世界，更多的是宇宙的自发性和内在节律，其最高体验是与宇宙万物参为一体。在西方，基督教、古希腊人文主义和罗马帝国构成了古典传统的主要来源，并在中世纪结合成为欧洲的文明力量。尽管其中的宗教传统将在后来的科学时代被抛弃，但科学家心灵的深层构成形式以及西方文明的动力机制仍然来自最初的宗教愿景，并通过语言、思想方式、艺术、大学、建筑等理智传统得到保留和延续。

科学智慧是相对年轻的智慧。虽然科学知识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取得惊人的进展，但科学作为一种智慧传统还只是处在它的开始阶段。柏励认为，科学智慧是建立在对宇宙发现的基础上的。科学发现的道路虽然并不平坦，但最新的科学还是为我们揭示了宇宙形成的过程，即宇宙是在漫长的时间内形成的系统，它经历了结构不断复杂、意识不断扩大的过程。宇宙所表现出来的秩序是自我涌现、自我维持和自我实现的。把宇宙当作演化过程而不是固定的存在，也许是旧石器时期人类智力觉醒以来，在人类意识中的最大变化。宇宙演化过程的科学发现，其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引导我们意识到：宇宙在它自己之中并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构成一个整体。它还引导我们去把宇宙的每一个成员都看成直接地与宇宙其他成员处于联系之中。沿着这种方式，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宗教中我们都可以说：个体小我在宇宙中找到自己的大我。从某种角度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相互实现而存在的。柏励还相信，科学发展最终还能把人类的智力看作是整个宇宙精神逐渐发展而来的过程，宇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精神—生产的过程。柏励相信宇宙的演化以主体身份开展的，正是意向性和主动性才导致后来人类意识的出现。科学终究会解释这一点。

4.女性智慧与地球

柏励所建议的四种智慧中，另一项智慧就是女性智慧。女性智慧繁荣于新石器时代，目前正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崛起。柏励从两个角度考察了女性智慧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女性智慧从远古开始就有地球的视角，在当代新的形式中，女性智慧寻求把对身体的认识加给对心灵的知识、把亲密关系加给分离状态、把主体在场加给客体距离。以往的人类事业不幸把这些因素分离开来了，通向未来的道路则在于再次把它们带到一起，女性智慧可以做到这一点。

柏励考察女性智慧的第一个角度是女权运动。当代女权运动把社会性别这一视角推到了人们的面前。柏励也从这一视角上看到：“由于西方文明中的男性，把女性圈在家庭和社会活动的狭窄领域，并且把成年男性的现实和价值理解为在家庭之外，所以，人类事业在西方的表现就成为一种追求无限制统治的父权制社会体制，这种统治自身既不能安定，也扰乱着更大的人类共同体。与之相应，由于人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侵吞了地球的现实和价值，所以，地球正在变成机能障碍症患者。”[75]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承认存在是多样性之间的相互依赖。“人类是一个整体的事业，它把女人与男人、老年与儿童、农民与商人、外国人与土著人带到一起。同样，地球也是一个整体的事业，由土地与大海、雨与风、植物、动物、人类以及整个壮观的宇宙构成。”[76]

柏励认为，女性主义运动中对男权制的揭发是对西方文明自身的揭发，这可以看作是女性智慧的第一个最强烈的表现形式。在创造一个值得男性也值得女性期待的未来时，男权和西方文明的转变是所有其他转变的首要条件。男性中心论和男权制把西方宗教和人文传统中最美好的渴望毁灭了，同时，它们也毁灭了欧亚大多数在现代人类事业的最初几千年中占主导地位的其他文明。目前对男性来说，最要紧的是放弃男性中心论和男权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女性迫使社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

柏励考察女性智慧的另一个角度是古代的女神崇拜传统。柏励认为，与现代女权运动肯定女性地位和作用相对照，肯定女性智慧的倾向在古代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有了。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女性最早和最有意义的人类经验是作为母亲的养育行为。母亲的养育力被认同为宇宙的创造力和宇宙对万物的支撑力。在近东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期的女神形象中，表达出来的就是相互滋养的寓意。宇宙的每一构成部分都是与其他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它们在宇宙中相互支持和相互滋养。这是一种建立在创造和养育原则上的综合的宇宙论，总是与女性形象相联系，而与男性的形象无关。此外，对古代女神文化的研究还看到，女神时期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也就是说，是一个人类存在与地球以及整个自然界有着亲密关系的和平时期。最初的永久性村落就是这个时期建立的。村落定居群体中，出现了最初的植物培育和动物驯养。当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仍然在村落社区的形成和人类开发土地种植庄稼的能力等等上面的时候，柏励引导人们去寻找其中另外的意义，即女神文化是基于地球而产生的和平性的养育性的文化。与此对照，男性战神往往产生于外界，比如来自天空，然后就成为统治者。

柏励认为，古代女神文化的女性智慧还仅限于综合的宇宙论，在这种寓意为综合宇宙论的古代女神形象中，我们很难预想所派生出来的社会学思想是怎样的，而对于当代女性来说，这正是她们的贡献，当代女性正在创立一种女性的社会学，这是对古代女神文化的补充。

总体来说，生态纪思想是强调宇宙灵性的生态思潮，它希望在这一点上人与地球同类相通，女性智慧也主要是在这一点上被生态纪思想所吸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