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主义基本概念和发展阶段

女性主义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女性意识的觉醒都共同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承认女性在社会中受到压迫的不平等地位；第二，分析女性不平等社会地位的本质和根源；第三，致力改善女性社会地位，实现性别平等。而其中的主题就在于女性的解放。

那么，女性从哪里解放出来？压迫女性的因素何在？对于这些问题，女性主义理论在自身的展开过程中渐渐找到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概念，这就是“父权制”（patriarchy）。“父权制”原先是人类学概念，用来说明历史上随母权社会衰落而出现的存续两千多年的男性长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体系。[78]该体系中，男性家长对于妇女和晚辈来说具有权威。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概念被女性主义学者沿用，原先家长制的内涵也被扩展到“男权制”，用来说明历史和现实中存在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男性对女性的主宰现象。“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所有其他文明一样，是一个男权制社会。……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大学、科学、政治机构、财政，总而言之，这个社会一切通往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的途径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79]在此，公共领域的“父权制”内涵不断补充私人领域的“父权制”内涵，表现出了女性主义理论中“父权制”概念愈益容纳“社会性别”内涵的趋向。在有些女性主义分析框架中，也尝试着使用其他一些术语来表明“父权制”概念由私人领域内涵向公共领域内涵扩展的情形，比如，“男权中心论”（androcentrism）、“男性统治”（viriarchy）等等。[80]

如果在“男权制”含义上使用“父权制”的术语，女性主义者们所提到的“父权制”主要包括了以下的内容：[81]

第一，男性统治。在一个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而不是相反。男权制强调男性统治的自然基础，认为男女的差别是自然的，因此男性的统治也是自然的。男权制是一个控制女性的性别结构。男性对资源的控制限制了女性的选择。

第二，男性认同。核心文化观念中关于什么是好的、值得向往的、值得追求的或正常的，总是同男性和男性气质理想联系在一起。

第三，将女性客体化。在男性事务和交易中将女性用作客体。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不让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领域。男权制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否定女性的性；将男性的性强加于女性；统治和剥削女性的劳动力，控制其产品；控制两性共同生育的孩子；肉体上限制女性，阻止女性的活动。社会上常见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信息总是将女性摆在次等的地位，贬低女性的角色，女性的工作、产品和社会环境均低于男性。各类传媒中的符号设计暗含对女性的贬低。社会结构安排从社会最高权力机制上排斥女性。

第四，男权制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两分思维，即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将所有的事物分为黑白两极，忽略中间状态。

以实现性别平等为目的的女性主义解放理论因时代、地域以及理论背景的不同会演化出不同的流派。从大的方面来看，女性主义理论通常可以分为自由派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理论越发呈现出多元理论背景的状况，出现了一系列女性主义理论分支，比如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等。

自由派女性主义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它是女性主义解放理论的主要形态。在思想传统上，自由派女性主义跟随近代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把妇女的公民权利、政治宗教自由、选择权与自我决定权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在行动方向上，自由派女性主义倾向于推进妇女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进程，它主张将过去大多仅仅与男性连在一起的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有关的价值扩大到女性身上，坚持妇女要走出家庭，像男人一样接受理性教育、选举投票、从业就业；与此同时，男人要与女人共同承担家务、共同抚养后代。早期自由派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哈里亚特·泰勒（Harriet Taylor）。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了妇女受教育权的问题，而穆勒则在1867年就把妇女参政和投票的议题引入了英国国会议程。当代自由派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苏珊·奥金（Susan Moller Okin）等。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人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该书让女性真正认识到女性自身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处境。弗里丹着重分析了妇女在走出家庭之后所面临的新问题，即事业和家庭、工作和抚养孩子之间的冲突。她指出，在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同时，必须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制度，以使我们能够生活在对生活和爱的新的肯定之中，能够选择要孩子。她鼓励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并主张以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及男女共同承担家务来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奥金则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是没有性别的社会。为公共领域制定的原则应该在家庭内部同样起作用。比如像照料、抚养孩子一类的劳动应该由男女共同平等分担，以建立“平等主义家庭”。

激进女性主义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是当时西方社会一系列激进社会运动下所产生的新左派思想的映像。激进女性主义者创造了“父权制”术语的“男权制”用法，使其成为女性主义认识妇女现实社会地位的独特理论建树。激进女性主义非常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关于女性的理论，是由女性创造的理论，又是为了女性而创造的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有：把对女性的压迫视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其目的在于理解和结束这一统治；在所有的概念中，男权制是关键概念；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同男性利益相对立，这一利益使女性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所有的女性都应当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斗争；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男权制统治的工具。[82]激进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米利特（Kate Millett）、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弗伦奇（Marilyn French）、玛丽·戴利（Mary Daly）等。米利特是第一个使用“男权制”概念的女性主义学者，她首先指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深潜于男权制的性/社会性别制度里面。费尔斯通认为女性屈从和男性统治的性/政治意识形态，植根于男女的生育角色。只有促成重大的生物学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使妇女的性摆脱生育动机，使妇女和男性的人格从社会建构起来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中解放出来。而弗伦奇和玛丽·戴利则提出了要重新评价女性气质，她们认为妇女屈从的根源不在于女性气质本身，而是男权制度分配给女性气质的价值普遍不高，妇女解放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女性气质的价值。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它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既不单独是“阶级歧视”，也不单独是“性别歧视”，而是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父权制、家庭、性关系、性别分工、社会性别体制等概念，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她们也吸取了同时代其他流派女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糅合其他女性主义性别分析方法，揭示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的根源，以此补充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的性别盲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40—）、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M.Jaggar）等。米切尔认为，妇女的处境是被多种因素决定的，这里既包括生产结构、生育和性，也包括儿童教化。如果妇女想成就任何最大限度接近彻底解放的事情，那么，在所有这些结构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都必须改变，而前提是要杀死资本主义父权制或父权制的资本主义这个双头兽。[83]贾格尔则试图用“异化”这个概念把当代压迫妇女的各种各样形式联系起来，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原本可以成为妇女作为人的完整性之源泉的各种因素——一切事物（工作、性和游戏），一切人（家人、朋友）——都反过来成为她的分裂状况的原因。因此，要统一和完整地考虑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原因和妇女解放的途径。[84]

女性主义不仅是理论形态的，而且还是社会行动的。西方大规模女性主义运动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从那时起到20世纪的2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呈现出第一个高潮，即所谓的第一次浪潮。在这次浪潮中，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妇女平等的政治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利、选举权和就业权。运动明显体现了自由派女性主义的理论。西方各国的妇女争取投票权运动是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的标志性事件。经过并非平静温和的妇女投票权运动，英国部分妇女在1918年获得了投票权，美国妇女在1920年的第19条宪法修正案以后也获得投票权，法国妇女则在1944年获得了投票权。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兴起于20世纪的60、70年代，其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运动，其理论背景相对复杂，既有自由派女性主义的理论背景，也有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背景，更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背景。第二次浪潮规模宏大，最初由美国开始，后涉及各主要发达国家。到70年代末期，英国、美国、加拿大涌现出大量女性组织。1966年成立的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是这一时期西方最大的女性组织。该组织的信条为：女性首先是人，是像社会中其他人一样的人，女性必须有机会发展她们作为人的潜能；立即行动起来，使女性充分参与到美国社会的主力当中去，享有真正平等伙伴关系的一切特权和责任。这些女性主义的草根组织最终促使了一些国际国内有关于女性权利的重大决议的通过。第二次浪潮中，女性主义所关心的问题更加具有个人性，按照“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的思路，她们从个人的（私人领域的）问题着手，来发起对整个社会制度中妇女屈从地位的挑战。而其中的核心环节是女性的身体、性、生育性和母性。比如，反对选美的行动旨在抵制女性必须遵从的某些以男性视角来衡量的女性身体标准、反对异性恋与女同性恋行动的实质是抵制男性通过性来控制女性并且肯定女性有性选择的自由、主张妇女具有选择生育的权利的行动考虑的是如何让女性在生理上不输男性。

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的发展进入后女性主义时代，出现了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的思想背景是后现代主义，它反对对女性笼而统之的本质主义看法，主张从多元层面对女性加以理解。究竟如何概括和评价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学界尚在探讨之中。[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