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准备、资料搜集、整理、分析、撰写、修订和定稿的过程，整整经历二十年。
1979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发表了其名著《后现代的条件》，我也正好在那一年从香港移居法国巴黎。那时“后现代”的哲学概念刚刚被利奥塔锻造“出炉”；而由后现代建筑学家罗杰斯（Richard Rogers，1933—）和皮阿诺（Renzo Piano，1937—）设计，并象征着“后现代”高科技精神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Centre national d'art et de culture Georges Pompidou）的高大建筑物，也已经整整两年屹立于巴黎市政府大厦附近的“布堡平台地”（le plateau Beaubourg）。整个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经历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多次争论和危机的震荡，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论、诠释学、“后经验”和“后分析”的科学哲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相互渗透和不断分化，构成了一幅由危机和希望、批判和创造交错构成的激荡人心的历史文化景象。经历二三百年发展而极端成熟化的“现代主义”（le modernisme），正当其内涵理论能量和创造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其中的各种内在矛盾及其吊诡性也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后现代主义”就是如此地在现代主义不知不觉的发展和危机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内部逐渐地生长出来的。
我刚到法国的最初5年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先后死去，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从法兰西学院退休，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米歇·福柯、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利奥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等人如日中天。他们发表的著作充斥于理论界，从各个角度向现代经典理论挑战。这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交接，“现代性”通过“后现代性”进行深刻反省，“后现代性”正不断吞噬和超越“现代性”的时代。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间，后现代主义以其创造性和批判性相结合的精神，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迅速传布，而且也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影响到西方人日常生活方式及其品味风格。不管人们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什么样的不同态度，后现代主义确实已经全面冲击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以及生活的结构，特别是影响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风格，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有关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各种重大问题。在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史上，这可以说是启蒙运动之后最深刻的一次精神革命、思想革命和生活革命。时代精神和氛围，促使我更集中深入地研究当代各种社会思潮，并从中自然地感受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及其相互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本书的酝酿和撰写过程，几乎是同后现代主义的成长和扩散过程同步进行的。
由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开创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态度和批判方法，还同我近三十年来所从事的多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相一致。这一切，使我不得不在各个思潮、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复穿梭学习和思考，使我有可能逐渐地从各个角度搜集和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各种资料及其争论问题，也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当代社会人文科学的基本问题。
正如本书在第一章末所简单概括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集中地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切正面和反面因素的矛盾性质；它既表现了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又表现出它的消极性；它既包含创造性，又隐含着破坏和颠覆的因素；它是希望和绝望共存并相互争斗的一股奇妙的社会文化力量。
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心态、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种生活方式。它旨在反省、批判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及其所继承的历史传统，提倡一种不断更新、永不满足、不止于形式和不追求固定结果的自我突破创造精神，试图为彻底重建人类的现有文化探索尽可能多元的创新道路。
“后现代社会”是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泛滥的新时代。在这种社会中，如前所述，凭借高效率的经济生产和商业销售能力，靠高科技力量符号化、信息化、复制化的人为文化因素，越来越压倒自然的因素，科学技术不但试图征服和宰制自然，而且也咄咄逼人地试图控制人本身；人与人之间、各种事物之间的差异界线模糊化，因果性和规律性逐渐被偶然性和机遇性所取代，休闲和消费优先于生产，娱乐和游戏也有取代规则化和组织化活动的趋势；原来传统社会中以一夫一妻为基础的社会基本单位“家庭”，正在逐步瓦解和松解；公民个人自由极端化和自律化的同时，社会加速进行自我分化和自我参照化，各种社会组织也逐渐失去其稳定性，各种组织原则不断地受到批判，作为整个社会和文化制度维系基础的中心结构越来越松动，“去中心”的松散结构正迅速蔓延，社会风险性也因而增高（Goldfarb，J.C.1998）。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化、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趋势相对抗、相挑战的。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范畴，作为一种心态、思维模式和文化范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类活动的新模式，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和论述策略，同时也是对新的社会和新的文化正当化方式和程序的一种质疑和挑战。后现代主义以其自身的涌现、存在和不断批判活动，以其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挑战和渗透，特别是通过它对于当代人精神活动和心态领域的扩张，不断地实现和完成它自身的自我证成和自我正当化，但也同时逐渐显露出其弱点和局限性。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也是一种反传统的策略游戏，是对西方文化所经历的整个路程的彻底反思，是对历史上已经完成了的各种“启蒙”的“再启蒙”；其根本诉求，是在摧毁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寻求思想上和生活上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尤其达到精神活动的最大自由，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不断超越的目标。然而，他们不断超越的目标本身，又是在不断更新中被改变。因此，严格地说，他们的超越活动并没有固定的明确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本身是一个正在成长，并不断更新的当代思潮和社会文化实践，它是以不确定性作为基本特征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在许多方面并没有真正地完成；在相当多的方面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在实际上只是对现代性中所失落的东西的哀怨（Wheeler，W.1999）。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某些方面，由于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时代本身的“快餐文化”特征，甚至不如现代性理论深刻。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从总体上分析和说明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旨在开宗明义地揭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二章主要分析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指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相互关系，揭示两者的相互穿插及其基本区别。第三章集中分析作为后现代主义立论基础的符号批判和话语论述解构的策略及其历史理论基础。因此，本章内分别论述乔治·巴岱（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拉康、罗兰·巴特和鲍德里亚的语言符号批判理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决定性意义。第四和第五两章分别论述被称为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德里达和福柯的基本思想及其贡献。第六章集中论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及其策略。第七章集中分析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及其特征。第八章集中论述后现代文学和艺术的反艺术性质。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们有可能借助于这场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双重特征的运动，同时地探索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隐含的各种复杂问题，并进一步探索与整个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文化问题。
正因为这样，本书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并不打算为后现代主义勾画一幅完美的图画，也无意为后现代主义作出最后结论；本书只将后现代主义放在20世纪末特定的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中，将它作为新世纪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和重建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提出来加以研究和批判。希望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动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和批判，而且也有助于思考和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协调以及整个人类文化在21世纪的重建。
其实，后现代主义并不单纯属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范畴。人类社会和文化在20世纪末的发展趋势及其全球化过程，使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在全球的迅速扩张，向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出了许多挑战性的问题。东方各国的文化工作者和思想家，可以也应该从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并从本国本民族的特殊文化传统中找出西方学者所不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