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作为动词的“王”及其所属诗句的解读

李炳海

王字作为古代汉语的核心词语，通常用作专名。先秦时期指天子、君王，这是它的普遍意义，常见用法。按照它的这种用法和意义去解读《诗经》，多数地方畅通无阻，但有时也会出现扞格和障碍，无法对作品进行历史还原。这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诗经》中的王字除了用作专名指称天子，是否还有其他用法，包含别的意义？王字所属诗句，是否全都与天子、王室存在直接关联？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王字的特殊用法和含义究竟是什么？王字特殊用法所属的诗句又该怎样重新解读？以上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对《诗经》作品进行历史还原的一种尝试。

一、“王”的动词含义与古人以“往”释“王”

《诗经》中出现的王字，多数情况下指周王、周王朝，这是它的常见意义。但也并非全都如此，有时王字不是君王、天子之义，而是用作动词，表示人的出行。对此，早期《诗经》注家已经有所注意。《诗经·大雅·板》末章如下：

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毛传：“王，往。”孔颖达疏：“以王与出共文，故为往也。”毛传把“及尔出王”的王字释为往，表达前往、出行之义。孔颖达疏是论证毛传所作解释的合理性。“及尔出王”是出与王并列连言，两个字的含义相同，指的是出行、前往。由此可见，毛传把王字释为往是有道理的。

关于《大雅·板》的作者，毛传：“凡伯刺厉王也。”郑玄笺：“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为王卿士。”对于凡伯，《春秋》《左传》不止一次记载，首见于《春秋·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杨伯峻先生注：

凡，本国名，周公之后，僖十二四年《传》“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是也。凡伯盖世为周王室卿士而食邑于凡。《诗·大雅·板·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此为厉王时之凡伯。

《大雅·板》作于周厉王时期，出自周公后裔凡伯之手。凡伯是周天子的同姓贵族，在朝廷担当要职。他在诗中把王字用作动词，指出行、前往，这应是西周王朝的官方语言，属于雅言。

王字指出行、前往，这种用法在西周时期是否还有其他文献可以作为佐证呢？《国语·周语上》的首个条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周穆王将要征伐犬戎，祭公谋父加以阻止，他的谏辞有如下一段：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

对于西周王朝而言，犬戎所居地区属于荒服，处于边缘地带。“荒服者王”，这是犬戎对周王朝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韦昭注：“王，王事天子也。《周礼》，九州之外谓之藩国，世一见，各以其贵宝为贽。”韦昭注所引《周礼》见于《夏官·职方氏》及注文。韦昭把“荒服者王”的王字释为“王事天子”，属于添字足义，与上引段落的行文体例不合。祭公谋父谏辞提到的祭、祀、享、贡，均属动词，指对周王朝供应相关的物品。而所谓“荒服者王”“终王”，指荒服地区首领前往周王朝觐见，在这个地区首领更替之际前往，通常每位君主在位期间只须前往周王朝一次。

祭公谋父的谏辞还有如下话语：“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韦昭注：

大毕、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终，卒也。以其职，谓其嗣子以其贵宝来见王。

犬戎的两位首领大毕、伯士去世之后，继位的犬戎首领到西周朝廷觐见。文中所说的来王，指出行前来。来，谓前来。王，指出行。与《大雅·板》的“及尔出王”的王字用法相同。

向周穆王进谏的是祭公谋父，韦昭注：“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也，为王卿士。”祭公谋父和凡伯都是周公的后裔，祭公谋父在周穆王朝任卿士，所处时段早于凡伯。祭公谋父谏辞所说的“荒服者王”，“终王”，“以其职来王”，其中的王字均指出行、前往，用的也是周王朝官方语言，可与凡伯所作《大雅·板》诗中把王字用作动词相互印证。

祭公谋父的谏辞称“犬戎氏以其职来王”，来与王连言，出行前来之义，《诗经·商颂·殷武》也有类似表述：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郑玄笺：“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享，献也。世见曰王。”所谓的世见，指夷狄君主在位期间前往天下共主所在朝廷觐见一次。诗中所说的来王，指的也是前来、出行。王，指离开居住地出行。《商颂》是商族用于宗庙祭祀的祖先颂歌，用的是官方语言，属于雅言。

《国语·周语》及《诗经》的《大雅·板》《商颂·殷武》，使用的是商、周两族的官方雅言，其中用作动词的王字，指的都是出行、前往。这些传世文献表明，王字用作动词表示出行、前往，是商、周两族通行的雅言，并且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西周穆王时期。

王字用作动词表示出行、前往，应读去声。文字构形及读音与从王的迋字同，保留了王字的这种意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子产之语：“君使子展迋劳于东门之外。”杜预注：“迋，往也。”洪亮吉称：“《说文》:‘迋，往也。’杜本此。”迋字表示前往，它对于王字兼取音、形及表示前往之义。

王字的出行、前往之义，是它自西周中期以来就固有的内涵。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王字常见的用法是作专名，指的是天子、君王。可是，人们在对用作专名的王字进行解说过程中，仍然赋予它前往、出行之义。

《荀子·正论》:“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所谓的天下归之，指天下之人都前往到君王周围，说明君王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吕氏春秋·下贤》:“王也者，天下之往也。”《荀子》和《吕氏春秋》是先秦儒家和杂家的两部重要著作，尽管所属学派不同，对于王字所作的解释却如出一辙。

进入汉代以后，对于作为专用名词王字所作的解释，依然沿袭《荀子》《吕氏春秋》的做法，把它释为前往。《韩诗外传》卷五写道：“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谓之王。”韩诗是汉代四家诗之一，这个学派直接把王字释为前往，然后加以具体解说。董仲舒是西汉鸿儒，他的传世之作《春秋繁露》，多次对作为专名的王字加以界定。《灭国上》篇称：“王者，民之所往。”苏舆：“案：王、往双声，未有民不向往而能为王者。”《深察名号》篇称：“王者，往也。……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董仲舒对作为专名的王字加以界定，从多个角度切入，其中用往释王是重要的切入点。《白虎通》是汉代经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号》篇写道：“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陈立疏证写道：

《乾凿度》云：“王者，天下所归往。”……《风俗通》引《书大传》云：“王者，往也，为天下所归往。”……《穀梁》庄三年《传》:“王者，往也。神所向往，人所乐归。”又《元命苞》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输向，人所乐归。”……王、往，双声叠韵为训也。

陈氏所引上述文献，均属于汉代经学典籍，其中包括纬书。汉儒解经习惯用音训，用往释王成为他们反复运用的做法。

《说文解字·三部》:“王，天下所归往也。”王筠称：“《易·乾凿度》文。王、往叠韵。”许慎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对于王字所作的解释取自《易》纬，所持的是经学本位。

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对于作为专用名词的王字加以界定、进行解释，有多条渠道可供选择。从战国后期的诸子著作，到汉代的经学文献，经常采取用往释王的方式，这种诠释居于主流地位，并且在后代得到继承。清人郝懿行为《尔雅·释诂》作疏证时写道：

王者，《说文》云：“天下所归往也。”《风俗通》引《书大传》同。《谥法》篇曰：“仁义所在曰王。”仁义所在即是民所归往也。

把专名王字释为民所归往，与王字作为动词所表示的出行、前往之义一脉相承。可以设想，如果西周和《诗经》生成阶段没有把王字作为动词运用，表示前往、出行之义，那么，上述文献对于作为专名王字所作的解释，就不可能出现如此趋同的倾向，纷纷用往释王。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必要对《诗经》中用作动词的王字，进行系统的梳理。

二、“王室如燬”与“王于出征”

《诗经》中有的作品出现的王字，不能作为专用名词看待，而只能释为出行、前往，当作动词进行处理。《大雅·板》的“及尔出王”即是其例，《周南·汝坟》《小雅·六月》也存在此类情况。《汝坟》全诗如下：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

关于这首诗的宗旨，毛序：“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这是把《汝坟》说成表现文王德教效应的作品，认为是贤妻对丈夫的劝勉，古代《诗经》学所持的观点大体如此。

近代以来的《诗经》研究，使得《汝坟》一诗的历史本来面目基本得到恢复，对此作出重要贡献的首推闻一多先生。他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一文中有如下论述：

再把《诗经》中称“鱼”与称“饥”的例合起来看，《汝坟》曰“惄如朝饥”，又曰“鲂鱼赪尾”，《衡门》曰“可以乐饥”，又曰“岂其食鱼”。鱼既是男女互称其配偶的比喻，则为鱼而饥即等于为配偶而饥。

闻先生把《诗经》有些作品出现的鱼、饥，说成是表现性爱的隐语，可谓不刊之论。《汝坟》中所出现的饥、鱼，确实属于这类性质的隐语。

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一文中针对《汝坟》还有如下论述：

王室指王室的成员，有如“公子”“公族”“公姓”等称呼，或如后世称“宗室”“王孙”之类。燬即火字，“如火”极言王孙情绪之热烈。“父母孔迩”一句是带有惊慌的神气讲的。这和《将仲子》篇“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表示同样的顾虑。

《汝坟》中提到的“王室如燬”，古注或释为“王室政教如烈火”，或释为“王室之酷烈”，皆牵强迂曲。闻先生把它释为“情绪之热烈”，合乎这首诗的语境。总之，“我们认为，闻一多先生对此诗的考释与解说最得风人之旨”。需要指出的是，把王室释为公子、王孙，在《诗经》找不到内证，先秦文献也没有这方面的案例。王室作为专用名词，通常指王朝、朝廷，而不用来指称人物。

从《汝坟》一诗的具体语境考察，作品中的王室不是充当名词，而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组。王，指前往、前行。室，指内室、屋内。“王室如燬”，是说男女双方前往内室之际心急如火。前往内室，也就是前往私密场所，《齐风·东方之日》叙述的就是男女双方在内室的活动：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首章出现的空间是“在我室兮”，两人处于室内。“履我即兮”，就是女子走向男方。第二章出现的空间是“在我闼兮”，毛传：“闼，门内也。”闼，指的是室内。“履我发兮”，闻一多先生称“就是偷偷的走来，和我举行夫妇之事”。具体论证见于《诗经的性欲观》一文。《汝坟》中的男女双方“王室如燬”，他们前往内室时心如火烧，急不可耐，因为就要进入属于他们的私密空间，那里是两个人的自由天地。诗中的王室，只能释为前往内室，而与所谓的朝廷、王族没有任何直接关联。王字指前往，用作动词，而不是专用名词。

《小雅·六月》是一首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开头两章如下：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这两章诗出现两次“王于出征”的句子。对于首次出现的这个句子，郑玄笺：“王曰今女出征猃狁，以正王国之封畿。”这是把王字释为周王，把“王于出征”释为周王下命令出征。对于第二次出现的“王于出征”，郑玄笺：“王既成我戎服，……又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御北狄也。”这里还是把王字释为周王，周王下令出征，“以佐我天下之事”。可是，按照礼的规定，周王不能自称为天子。《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如果这首诗叙述的是周王下令出征，那属于分职授政，周王应该自称“予一人”，而不能自称天子。显然，郑玄笺有误，“王于出征”，不能释为周王下达作战命令，王字指的不应该是周王，而是用作动词。“王于出征”，是王和于连用。于字的含义，古注或释为曰，王引之释为聿。于字究竟是什么含义？这要到那个阶段战争诗中去寻找内证。

《小雅·出车》也是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首章前四句如下：“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朱熹注：“牧，郊外也。自，从也。天子，周王也。……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时，出车于郊外而语其人曰：我受命于天子之所而来。”出征人员是在天子那里接受命令，驱车前往郊外，开始出征。所谓的“于彼牧矣”，指前往郊外，于，指前往。《出车》第二章开头两句写道：“我出我车，于彼郊矣”。朱熹注：“郊在牧内，盖前军已至牧，而后军犹在郊也。”这里所说的“于彼郊矣”，指后续部队的战车前往城郊，于，还是指前往。《小雅·六月》第二章称：“我服既成，于三十里。”朱熹注：“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师行日三十里。”由此看来，“于三十里”，即前行三十里，这是每天行军的里程。于，指前行。

上述例证表明《小雅》的《出车》《六月》中出现的于字，表示的均是前行之义。《六月》中的王、于连言，王指前往，于指出行，是两个同义词并列在一起，与《大雅·板》的出与王并列属于同一类型，指的都是前往、出行。《六月》一诗两次出现的“王于出征”，指的均是前往出征，其中的王字并非指称周王，而是作动词。朱熹的注解已经暗含这方面的意义，只是未能表述得更加明确而已。

三、“王于兴师”与“为王前驱”

《诗经》中还有一类作品，对于其中的王字似乎可以释为周王，但是无法落到实处，需要重新进行认定。《秦风·无衣》《卫风·伯兮》属于这类作品。《无衣》首章如下：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全诗三章，各章均有“王于兴师”之句，对于首章这句诗，毛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显然，这是把诗中的王字释为周天子。关于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毛序云：“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按照这种解释，《无衣》是秦人指责该国君穷兵黩武，与周天子没有关联，这就与毛传对“王于兴师”所作的解释相疏离，甚至出现矛盾。郑玄笺：“君不与我同欲，而王于兴师，则云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战。”郑玄力图弥合毛序与毛传之间的裂缝，所作的解说颇为迂曲。王先谦则是从历史的角度解说“王于兴师”：

秦自襄公以来受平王之命以伐戎，所兴之师，皆为王往也，故曰“王于兴师”。

秦襄公勤王保驾有功，并且得到周平王的封赏。对此，《史记·秦本纪》有如下记载：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周平王把西周故地赐给秦襄公是在东周初年，但是，秦襄公在位期间未能真正拥有这块土地。“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周平王把岐周之地赐给秦襄公，是这位君主在位的第八年（前770），三年之后，秦襄公出兵去收复西周故地，未能如愿，死于军中。秦襄公在得到周平王的封赐三年之后兴兵伐戎，完全是秦国自主的举措，是为扩展秦国疆域的军事行动，不能说成是“为王而往”，因此与周王没有直接关联。秦国真正拥有岐周之地是在文公十六年（前750），“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馀氏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这时上距周平王封赏秦襄公已经二十年之久。把这次出兵说成是“为王而往”，同样不合情理。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有如下论述：

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习齐诗，他把《无衣》一诗置于秦地尚武风气的文化生态中加以考察，而没有像毛诗学派那样与周天子相勾连，所作论证颇为可取。类似说法还见于《汉书·地理志》，其中涉及《秦风》多首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

如前所述，《小雅·六月》的“王于出征”，意谓前往出兵征伐，王于，指前往、奔赴。《秦风·无衣》的“王于兴师”，其句型与《小雅·六月》的“王于出征”句型结构基本相同，表达的意义也大体一致。“王于兴师”，意谓奔赴前往发动军队，也就是投身于战争。王于，指前往，与周王没有关联。对“王于兴师”这句诗，王先谦云：“于，往也。”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未能把王字作为于字的同义词看待，仍然作为天子的专称处理，可谓失之交臂。

《卫风·伯兮》是一首思妇诗，妻子思念在外服兵役的丈夫，首章如下：“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关于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毛序称：“刺时也。言君于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郑玄笺写道：

卫宣公之时，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伯也。为王前驱久，故家人思之。

诗中有“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的句子，毛序、郑玄笺以此为据进行解说，把“为王前驱”说成是充当周王行军作战的开路先锋。《伯兮》是卫国诗歌，怎么能够设想，卫国的男士会到周朝廷去担当武职，成为开路先锋。东周朝廷征用诸侯国男士编入天子禁军，这在历史上不见于记载，也不存在这种可能。郑玄笺有感于毛序过于笼统，在逻辑上难以成立，于是，把《伯兮》一诗与周平王伐郑战役捆绑在一起，认定在此期间诗中的卫国男士充当周平王军队的前驱。周平王率领蔡、卫、陈三个诸侯国的军队伐郑，具体记载见于《左传·桓公五年》：

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场战役虽然是蔡、卫、陈三国随同周王一道参战，但是，各诸侯国军队保持原有建制，并没有与东周朝廷的军队进行合编。周平王在中军，卫国军队则是右路军，卫国将士无缘成为周王所在中军的先导。

这次战役的作战地点是在葛，即《左传·隐公五年》提到的长葛，杨伯峻先生称：“长葛，郑国邑名。当在今河南省长葛县治东北二十馀里。”长葛，位于今河南新郑与许昌中间。当时卫国的都城在朝歌，即今河南淇县，整个卫国的版图都在长葛以北。如果《伯兮》中的男士参加这次战役，应该是离开卫国之后南行。可是，《伯兮》第二章的诗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显然，诗中的男士是东行，并没有南下进入郑地参战。把《伯兮》一诗与周平王伐郑战役相捆绑，违背历史事实。

《伯兮》中的男士没有机会成为周王的前驱，所以，诗中所说的“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应该是指这位男士在卫国服役的情况。他手执竹木制成、一端有棱而无刃的兵器，充当出行的前驱。王，指的前往、出行，而与周王不存在直接关系，不能强行把这两首诗与周王相勾连。

四、“王事靡盬”与“王事多艰”

“王事靡盬”是《诗经》经常使用的一个套语，首见于《唐风·鸨羽》，又反复出现在《小雅》多首诗中。这个套语中的“王事”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对王字的特殊用法进行辨析之后，有必要对这个套语加以考察。

《唐风·鸨羽》首章如下：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这首诗共三章，各章文字大体相同，只是更换个别词语，属于反复咏唱型诗体。对于诗中的“王事靡盬”，郑玄笺：“我迫于王事无不攻緻”，对于王事没有加以解释。孔颖达疏称：“此王家之事无不攻緻。”把王事说成是王家之事，也就是天子之事、中央朝廷之事。近代以来的《诗经》读本，基本是沿袭古注解释这个套语，或译为“国王差事做不完”。或译为“王室差事做不完”，冠于首句的王字，均作为名词看待。

《唐风》出自晋地，因此，古注对《鸨羽》一诗的解读，往往以晋地的宫廷内乱作为依托。毛序称：“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诗也。”郑玄笺：“大乱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这是把《鸨羽》的写作时段锁定在昭公到哀侯的晋国内乱期间，可是，晋国内乱与所谓的“王事”又有什么关联呢？毛序、郑玄笺没有给出具体答案。有鉴于此，王先谦作了如下补充：

“王事”者，《左传·隐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桓八年，“王命虢仲立晋侯”。桓九年，“虢仲、芮伯、荀侯、贾伯伐曲沃”皆王事也。

以上列举的确实是东周朝廷直接参与的军国大事，可以称为王室之事、王家之事，问题在于晋地成员是否有机会进入东周朝廷一方的行列，为王室效劳出力？这需要对王先谦列举的三个事件进行具体分析。

《左传·隐公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杨伯峻先生注：“王，周桓王也。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曲沃庄伯伐翼，属于晋国内乱，是借助郑国、邢国的军队。晋国本地即使参与其间，也不能称作为周王效力。桓王为曲沃庄伯派来的援军由朝廷世族大夫率领的家族武装组成，晋人无缘侧身其间。

《左传·隐公五年》还记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虢公既是虢国君主，又在东周朝廷任要职，他所率领的军队不会把晋人编入其中。

《左传·桓公八年》:“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这桩策立之事无须晋人参与，和《鸨羽》诗的服役事象无关。

《左传·桓公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这次征伐得到东周朝廷的认可，属于王室之事。但是，晋人不可能加入讨伐曲沃的联军之中，没有为王室效劳的可能。

综上所述，把《鸨羽》一诗置于晋国内乱背景下加以考察，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是，把这首诗与晋国内乱的具体事件挂钩，则是不可取的。通过对内乱具体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到，《鸨羽》中的“王事”不能解释为王室之事、王朝之事，因为在那个历史阶段的晋国，找不到当地人士直接为周王朝服役效力的事实。把王事理解为王室的差事，无法落到实处。

其实，对于什么是所谓的王事，《唐风·鸨羽》已经叙述得比较清楚。因为“王事靡盬”，造成的后果是“不能艺稷黍”，即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以至于“父母何怙”，父母没有人奉养。显然，所谓的“王事”，指的是离开家园，在外服役。王字有出行之义，离开家出行而在外服役，故称为王事。对于王字，用的是出行之义。

《小雅》是周王朝直辖区域的诗篇，其中多次出现“王事靡盬”之语。把这些诗篇中出现的“王事”释为王室之事、朝廷之事，固然也能讲得通，也未曾有过异议。如果对这些作品中“王事靡盬”的具体语境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王事”，全部以在外服役为背景，无一例外。

《小雅·四牡》首章如下：

四牡，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全诗共五章，每章五句。除第五章外，前边四章第四句均是“王事靡盬”，尾句依次是“不遑启处”“不遑将父”“不遑将母”，与《唐风·鸨羽》有相似之处。诗的作者驾车出行，是在履行公务。《国语·鲁语下》记载：“《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韦昭注：

《四牡》，君劳使臣之乐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劳勤于外，述叙其情以歌乐之，所以著其勤劳也。

《四牡》，是君主用于犒劳使臣的诗歌，这篇作品叙述的是朝臣出使的情况。所谓的王事，指的是奉命出使，进行外交活动。

《小雅·采薇》是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首章称：“狁之故，不遑启处。”因为出兵征伐狁，诗的作者不得不离家参战。第三章写道：“王事靡盬，不遑启处。”这里所说的“王事”，指在战场服兵役。王，指出行。具体指走上战场。

《小雅·杕杜》首章如下：

有杕之杜，有睆其实。王事靡盬，继嗣我日。日月阳止，女之伤止，征夫遑止。

诗中与“王事靡盬”相对应的是“征夫遑止”，诗的作者是位征夫，是离家在外的服役之人。至于所服的是兵役，还是劳役，抑或是奉命出使，已经无法确认。不过，“王事”指的是在外服役，倒是确定无疑。

《小雅·北山》首章如下：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朱熹注写道：

赋也。偕偕，强壮貌。士子，诗人自谓也。大夫行役而作此事，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壮之人而朝夕从事者也。

朱熹所作的解释合乎诗的本义。这几句诗是直赋其事，作于行进途中。所谓的“王事”，具体指离开家行役。

《北山》一诗多次提到王事，当下《诗经》读本或释为“王的差事”，或释为“周王之事，泛指王朝之事”。从《北山》一诗的行文来看，这种解释很容易得到认同。《北山》第二章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王，指的均是周王。既然如此，顺势推移，把“王事”释为周王之事似乎也合乎逻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北山》一诗首章提到“王事”，与它相对应的具体事象是行役途中上山采杞，这是“王事”的具体内涵和确切所指。《北山》第三章如下：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这里与“王事”相对应的事象是驾车出行，经营四方。“王事”指的是在外服役。《北山》第四、五章如下：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这两章诗采用对比鲜明的笔法，“息偃在床”与“不已于行”相对照，“栖迟偃仰”与“王事鞅掌”相对照。息偃在床、栖迟偃仰是安居悠闲，王事鞅掌则是不已于行，即不停地在路上奔走。王事，指的还是在外服役，不得安居。

《北山》一诗反复三次出现的“王事”，都是在途中奔忙的事象，可以说是用具体的叙述为“王事”作注，“王事”不是泛指周王的差事，而是专指在外行役。

《小雅·出车》叙述南仲率兵征伐狁的战争，其中第四章也写道：“王事多艰，不遑启居”。这里的“王事”，指在战场服兵役，可与上述几首诗提到的“王事”相互印证。

《唐风·鸨羽》，以及《小雅》的《四牡》《采薇》《出车》《杕杜》《北山》，其中出现的“王事”，指的均是在外服役，它的这种含义在上述作品中能够一以贯之。了解“王事”的这种特定含义，有利于对《邶风·北门》的解读，该诗第二、三章开头两句如下：“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这两章都是“王事”与“政事”对举，显然是二者有别，而不是所指相同。郑玄笺：

国有王命役使之事，则不以之彼，必来之我；有赋税之事，则咸彼一而以益我。

郑玄笺把“王事”释为“王命役使之事”，即周王下令要办理的服役、出使方面的事务，政事则是指收取赋税等诸侯国内部日常政务。孔颖达疏：“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战伐行役皆王家之事。”孔颖达认为“王事”不是指天子下指令要办的事。战争行役就是王事，也就是王家之事。郑玄、孔颖达已经察觉到王事与政事的差异，以及王事所指是出征行役一类事务。可是，由于他们把王字作为表示对周王的专用名词看待，所以，无法自圆其说，距离这两个术语的历史还原只有一步之遥。

《邶风·北门》反复提到“政事”，而政事指在官府处理的事物。这首诗与《小雅·北山》有相似之处，对于辨析所谓的“王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诗经》无论是运用“王事靡盬”的套语，还是单言“王事”，所谓的王事均是指在外服役，王，取其出行之义。“王事”的这种特殊含义，在《诗经》中一以贯之，无有例外。

五、结语

《诗经》中的王字有时指出行、前往，由它而构成的双音词王于、王事，也都表示出行的动作。可是，《诗经》中出现的这些表示外向型动作的词语，只有《大雅·板》的“及尔出王”，毛传把王字释为往，其馀各处的王字，均被释为周王，《诗经》古今注家基本都是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王字由本义到引申义的演变轨迹未能被后人全面把握，二是对《诗经》言事的行文习惯缺少深入的研究。

关于王字的本义，古文字研究已经达成共识，没有太大的争议。“王，象无柄的斧钺即斧钺之头刃部朝下放置之形，以象征权利，当是象形会意字。……卜辞中的王，一般指称商王。”王字最早见于甲骨卜辞，它已经不再指称斧钺，而是作为专用名称用以表示商王，这是王字本义的引申，具有合理性。斧钺是兵器，具有威慑力，因此成为权力的象征。“可见古代君主是以斧钺的形象作为权力的象征。所谓王位，就是掌握生杀与夺大权的奴隶主总头目的地位”。王字的本义指斧钺，由斧钺的杀伐功能、它的威慑力，引申出表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义项，故称天子为王。王字的这条演变线索比较明显，并且在周代礼仪中留下痕迹。《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郑玄注：“负之言背也。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天子背依绘有斧钺图案的屏风而坐，斧钺象征天子的权威，王字也由最初取象于斧钺而或为天子的专称。古今学人在解读《诗经》时，绝大多数把王字释为天子，是由王字这条演变线索而来。

王字由表示斧钺而成为专用名词，用以指称君王、天子，这是王字意义的首次引申。但是，王字意义的引申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在首次引申的基础上又出现第二次引申，用以表示前往。王字作为专称所表示的是君王、天子，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君王、天子是天下臣民依附的对象，作为明君圣主，本身具有凝聚力，能够吸引天下臣民辏集在自己的周围。正因为如此，王字的第二次引申便衍生出“往归”的义项。如前所述，从战国后期到汉代，对于王字所作的解说多是围绕民之所往这个中心话题立论，由此可以证明王字的前往之义是由它作为专名而引申出来的。

杨树达先生在论述之、止二字的关联时写道：

之与止古音近，足趾谓之止，足他向谓之之，文字之乳，由名而动，由实而虚也。

王字由表示天子之号的专名，演变为前往，与从“止”到“之”的演变有相似之处，都是由名词演变为动词，属于由实入虚。王字意义的第二次延伸，在《诗经》和《国语》留下明显的轨迹。

甲骨卜辞中的王字，主要用于指称商王。“据研究，卜辞的王也用来指称某些方国的首领”。甲骨卜辞中见不到把王字作为动词加以运用的案例，西周早期传世文献也是如此。把王字用作动词，表示出行、前往，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穆王时期祭公谋父的谏辞、厉王时期凡伯所作的《板》诗。从现存传世文献考察，王字含义的第二次延伸，当是出现在西周中后期。

古代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已经感觉到“王”字与“前往”之义关联，以此对作为专名的“王”加阐释、界定。但是，他们所持的是政治本位，是从王权的功能方面进行论述，而不是从学理层面进行梳理。后来的《诗经》注家关注的是王字作为专名的含义，由于这个专名带有崇高和神圣的属性，因此，忽略了由这个专名衍生出的动词含义。也就说，他们对王字意义延伸的两个环节把握不够全面，从而造成对《诗经》中充当动词的王字及相关词语的误读。

《诗经》中出现的“王事”，往往被释为天子之事、王家之事。这种误读一方面因为没有理解王字作为动词出现的含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诗经》言事的行文习惯和规则未能深入理解。

《诗经》出现的“事”字，基本是针对现实的具体事象而言，有确切的所指，属于微观层面，而不是宽泛笼统地概指。如《小雅·大田》首章前三句：“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这里的“既备乃事”，是针对前一句的“种”和“戒”而言。朱熹注：“种，择其种也。戒，饬其具也。”诗中所说的“乃事”，指的是春季备耕工作，主要包括选种和修治农具两项，所指非常明确，再往下就叙述携带农具到田间播种的情形。

《大雅·崧高》第二章开头四句如下：“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申伯是周宣王的母舅，周宣王令他继续做事，具体内容是把谢地作为他的封邑，为南方诸侯国树立榜样。紧接着就叙述召伯在谢地为申伯营建城邑一事。诗中出现的“事”，所指非常确定，后边的诗句都是围绕所指之事进行叙事。

《大雅·常武》第一、二章如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

对于其中的“三事”，毛传释为在徐土“为之立三有事之臣”，郑玄笺也认为是针对徐土而言，告诫那里的居民“三农之事皆就其业”。毛传、郑笺都是从大政方针、治国理政的制度层面对其中的三事加以解说。朱熹则称：“三事，未详。或曰，三农之事也。”

从这两章诗的具体叙述考察，所谓的“三事”，是指前边为征伐徐方所做的具体准备工作。命卿士南仲用隆重的礼仪祭祀路神，即所谓的祖道，这是第一件事。指令大师皇父整顿天子直属的六军，这是第二件事。命尹氏向程伯休父传达天子的命令，指派他操练军队，这是第三件事。所谓的三事，指的都是军队出发前的具体准备工作，并不是泛指治国的方针大计。

《诗经》所谓的“事”，都是针对眼前的具体事务而言，有其确切所指。反复出现的“王事”也是如此，限定在外出行役这个范围之内。《诗经》古今注家绝大多数把“王事”释为王室之事、天子之事，是把所谓的“事”作泛化处理，是概括性的结论，因而与它在《诗经》中所固有的具体、确切的含义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