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讲习教授是理性和专业能力启蒙者
18—19世纪的西方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他们共同继承了西方人文精神的传统,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他们只是极少数,然而他们却在为所有的人活着。正是极少数的他们,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脉络走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思想者。
梳理一下这些思想者,首先看看18世纪的苏格兰。
18世纪,苏格兰人关注的问题涵盖了自由及其内涵、变革的来源、对权力的限制、气候与风俗如何创造和影响制度,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交互作用等问题。这些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活动反映出苏格兰人既对自己国家伟大的过去引以为豪,又对其糟糕的现状深感羞愧的复杂心态。这种对苏格兰落后于人的羞耻感,以及要在苏格兰实现全面振兴的爱国决心,激发了苏格兰的知识分子、企业家和部分政治家致力于改善本国状况的努力。希望能重塑人的本性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虽然18世纪的启蒙运动降下它巨大的帷幕至今已近两个世纪,但随处可见的现象依然是,人类精神处于基本蒙昧状态,迷信、偏见、原始观念团团包围着人们的心灵;浮躁已经成为常态,高度热情的理想是不可能在整个社会中持续很长时间的。经济学日益剔除历史文化因素,远离真实世界,无视人类基本价值关怀,逐渐蜕变为应用数学分支。变化的只是数字财富,可怜的是数字的心理安慰。
从生存只需或者甚至于从享受这个角度考虑,财产问题几乎都不会使人类走向堕落,也不会使竞争和嫉妒的精神重新抬头。但是,如果从显赫地位、荣耀这个角度考虑财产问题,那么在以财富划分等级的地方,它们将激起人们最狂烈的情绪,耗尽人类所有的情感。它们使得野心和虚荣心与贪婪和卑鄙并行不悖,并引导人们通过唯利是图的肮脏手段来获得想象中的升迁和官职。
从启蒙的本质来看,启蒙是人类在思想认识领域中进行的一场自我革命,按照康德的著名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启蒙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陷入若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运用自己理智的蒙昧状态。它推动了对自我的认识,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和应该有的自信、高度自觉和尊严。使得做一个令人尊敬的人成为可能。
在启蒙时代,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进步概念,一个是理性力量。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是可以实现的。这些哲人受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
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亚达·斯密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是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另一个是“社会契约”,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将统治看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
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中,把统治权看做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把自己看做人类的成员,从全球化思维角度来思考和行动。
在启蒙运动中,当时的讲习教授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讲习教授致力于改进和改良,肩负了催生者的角色,思维更加扩张,认为大学必须联合起来,新一代的教授们着手改变,正是他们打开大学之门,使之接受更广阔的社会影响的雄心,以一种学术上的兴奋感感染了他们的学生。一个表现是主动使他们的学生投入到当前知识和文学的辩论之中,大学从经济上,最终从自身声誉利益的角度,在更广泛的社会事务中担起了更积极和负责任的角色。当时教育的现状是反复灌输屈从迁就,而不是独立思考。
有据可查,1704年,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在爱丁堡发表,题为《学校与大学改革建言》。作者离析出一个主要原因,即获得大学教育如此廉价和容易,以致“技工和类似较穷的人受到鼓励,将儿子送回到学校和大学,发现只要很少的钱和时间就足以培养我们所说的学者”。而贵族和绅士年轻的儿子则在家里无所事事,或被送往国外,而后便进入自己的职业生涯,无心致力于有用的学问。
简言之,当前这套办法的自然倾向是,使得学者不胜任绅士,使得绅士耻于成为学者。直到我们将绅士与学者调和一致,学术才有始终保持繁荣的可能。此处对前景的展望有强烈的反教权主义和精英主义色彩,并重新提起哲学家和贵族青年这一教育主题。
当哲学是一种交易,而科学被用来换取一片面包则是时代的悲哀。讲习教授将自由思考、大胆讨论、丰富情感、精确推理、正确鉴赏和关注创作传布到整个苏格兰,这正是导入自由与德性的能量渠道,即讲习教授发挥的是一个苏格兰政治制度中,有学识有德性的智力催生者的作用。
再来看看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该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文职人员选拔视功绩而定的考试制度,保障了自下而上的通道畅通。不过,科举考试制度还有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巩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当西方商人和炮船出现时中国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
它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一方面,这一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入侵,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1905年,它最终被彻底废除。
官员的身份惯例就带有了早已给中国人的生活打上了突出烙印的科班贵族的种种特征;这些惯例都是特殊的官僚制惯例,有着功利主义取向,是由古典教育塑造出来的,仪态的尊贵和保持面子被认为是最高的美德。
由于教育成绩并不是授予专业资格,实际上是对个人教养水平的一种测验,以此确定他是不是君子,而不是确定他有没有专业素养,因而阻碍了职业教育和专业能力的发展。
以此来看,讲习教授意义重大。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非常重要,理性和专业能力是必备的素养。需要一批有奉献的、有职场经验的人将经验反馈给学校,探讨理论的可行性并做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