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及其在中国实施的构想研究

摘　要

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推出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这一包含理论、管理框架和政策系统的体系。HiAP的理论核心是“健康受到生活方式、环境和各种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巨大影响”；HiAP在操作上提倡以健康促进和健康公平为目标的管理框架和政策体系。近30多年来，中国与人群健康相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汲取HiAP的有益成分，形成关于中国人群健康决定因素的新认识，构建合理有效的健康促进、健康公平政策以实现健康中国梦，具有明显的必要性紧迫性。

为了在中国实施HiAP，基于对HiAP框架的分析和对体现其精髓的芬兰“北卡雷利阿项目”、欧洲的“欧洲2020计划”、中国爱国卫生运动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报告首先在操作层面上构建了实施HiAP的两个工具：一是确定危害中国人健康最为主要的因素“新四害”（饮食因素、高血压、烟草和空气污染）以为实施HiAP的一个抓手；二是提出中国人的健康评价指标。

其次，本报告又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第一，在基本理念上，我们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需要实现三个转变：在健康管理的职能分工上，从单一卫生部门管理向众多政府部门协同管理转变；在干预措施的切入点上，从重医疗的下游干预向从健康决定因素入手的上游干预转变；在政策理念和着力点上，从“重医疗”向“重健康”转变。第二，在具体政策上，①将国民健康促进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推动，由国家领导人牵头组建“国家健康委员会”，制订五年和中长期国民健康计划；②将健康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③动员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区和社会组织参与到人民健康计划中来；④在“十三五”期间，逐步建立起部门协调和中央地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面推进控制“新四害”措施和实施本报告提出的健康指标体系。

正　文

一、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论研究概述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研究背景

健康根植于社会之中。基于这一大家熟知的原则，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WHO于2005年成立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并在2008年的报告中提出，“针对健康社会决定因素采取行动以实现健康公平”。报告认为，由于基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构成要素广泛地影响了人群健康，[1]为了有效地促进人群健康，就需要深度地介入其他社会制度结构；实现健康促进和健康公平，需要一个多元政策体系的支持。在这一认识基础上，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德莱德声明》中正式推出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的理论。该理论为我们建构中国适合21世纪的健康促进体制机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2.HiAP研究的意义

“HiAP”是一个包含理论、管理框架和政策系统的体系。其理论是围绕下面的中心展开的：“健康受到生活方式、环境和各种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巨大影响”；基于这一理论而建构的操作模式，是一个以健康促进和健康公平为目标的管理框架和政策体系。与此相应，我们今天进行HiAP的研究，具有认识上和操作上的双重意义。很明显，HiAP的健康促进与健康公平目标与我们“健康中国梦”的目标有很高的契合度。在我们为实现健康中国梦的努力中，HiAP对我们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认识上，HiAP关于健康受到生活方式、环境和各种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基本理论，有助于我们认真检视中国的健康决定因素。随着中国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与人群健康相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已经造成人群严重的健康问题。其中，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威胁，特别是水、空气、土壤的污染对人群健康的直接威胁；社会转型加速带来的心理精神压力和慢性病威胁；社会诚信体系缺失和市场监管乏力出现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它们都在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决定着人们的健康。汲取HiAP的理论，形成关于人群健康决定因素的新认识，是构建合理有效的健康促进、健康公平政策的认识前提。

第二，HiAP为我们构建为实现健康中国梦而实施的健康促进、健康公平干预措施框架，提供了很好的营养。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汲取HiAP的营养，探讨构建中国式HiAP政策的框架。

（二）研究的目标、内容及方法

1.研究目标

回顾HiAP理论的形成过程、评判该理论的精髓，对体现HiAP精神的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中国HiAP的策略、机制、路径和措施。

2.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分析HiAP提出的背景、过程和工作基础，划分HiAP的发展阶段，总结不同阶段的特点、策略、国际实践经验和成效，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对HiAP的影响；二是对一些国家或地区实践HiAP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三是总结我国在HiAP方面作出的努力和成效以及出现的问题，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阐述HiAP对我国的必要性、紧迫性；四是提出实施HiAP的措施，包括有效应对“新四害”、设计中国健康指标体系；提出HiAP的策略、机制和实现路径。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1）文献研究。回顾HiAP的形成和发展阶段，总结不同阶段的特点和策略，分析提出这一理论、框架的过程、背景和工作基础。

（2）案例研究。对芬兰的“北卡雷利阿项目”、“健康欧洲2020”、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等3个案例进行分析。

（3）政策研究。通过文献研究、专家咨询、政策研讨，以HiAP理念检审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领域产生的新的健康决定因素，评判中国健康危害最大的几个因素作为健康促进的抓手，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HiAP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我国引入HiAP理念和实施策略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框架

1.政策改变与人群健康概念框架

本项目所用概念框架来自Puska & Stahl，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更动。该框架概括了人群健康受到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公共政策、产业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图1说明政府部门的政策和非政府部门的工作与人群健康之间相互影响，各级政府的政策对人群健康及生活方式会产生影响，以及非政府部门在其中具有的作用。同时，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听取人群的意见，政策改变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群的支持和响应，调动了产业、社会以及公众的积极性，才会发生效力。

2.政策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理论

金登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3]一书中提出了关于政策议程的多源流分析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是政策系统中存在着的三条不同的源流（图2）。

首先是问题源流。金登认为，社会环境中充斥着各类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形成了问题源流。各种社会问题在问题流中四处漂浮，等待被发现和解决处理。不过，并非这条溪流中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并最终上升到政策议程；只有在偶发事件的触发之下，某些问题才能够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而其他的问题却被暂时搁置。

其次是政策源流。金登认为，在政策系统中存在着由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政策共同体。“政策共同体是一个包含着政府官员、国会委员会成员、学者和思想库中的研究人员的网络，网络成员共同关注某一政策领域中的问题。”[4]围绕着问题的解决，政策共同体中的专家们提出了许多意见和主张。他们四处传播自己的主张，希望自己的政策建议能够得到重视。这就构成了政策系统的政策源流。在政策的选择过程中，有些政策建议能够得到重视，另一些却会被抛弃。

最后是政治源流。金登认为，独立于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而流淌的是政治源流，它是由诸如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的。政治源流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而独立于问题溪流和政策溪流，这一点不同于政策溪流中的理性科学的说服形式。

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当三大源流汇合到一起时，问题就会被提到议事日程，这样的时间点称为政策之窗。这些窗口是由紧迫的问题或是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打开”的。能够促使政策之窗开启的既可能是社会事件，也可能是政治事件。但是政策之窗并不经常打开，而且政策之窗开启的时间并不长。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主要用于分析政策制定过程中各个影响因素对于一项政策的最终形成产生的影响，以及政策从最初产生意向到最终政策出台的一个完整过程。

二、HiAP的理论及将其引入中国的必要性

（一）HiAP理论的来源和发展

健康是生物医学机制作用的结果，但健康以及其不公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社会因素。WHO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仅是没有病和不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社会功能三方面的良好状态。”而人的健康与个体因素包括遗传和生活行为方式等密切相关，另外也受到环境因素如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诸多外部条件的影响。

1.HiAP的提出

（1）有关HiAP政策源流的汇集：《阿拉木图宣言》和《渥太华宪章》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倡导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推动多部门合作促进健康，并且通过发布有影响力的宣言、声明等方式将这一理念在世界范围推广。如WHO在35年前发布的《阿拉木图宣言》，确定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障的目标。《宣言》明确要求，为了增进居民健康，除了卫生部门以外，还要有农业、畜牧、食品、工业、教育、住房、交通等部门及社会组织的共同协作。例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当今世界被心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病的流行所困扰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认识到影响慢性病的社会决定因素遍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仅仅依靠卫生部门是无法有效遏制的，商业贸易、食品、药品、农业、城市发展、税收等相关部门应当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更加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予以控制。之后1986年的《渥太华宪章》进一步为慢性病的防治、健康促进的实践提供了视野更为开阔的策略和框架。

这种为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关于健康增进需要一个多元政策支持系统的认识不断丰富，汇集成“政策源流”。在这一背景下，芬兰卫生部门率先提出并发展了HiAP。

（2）2006年芬兰在欧盟提出HiAP的策略和措施

2006年，在芬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芬兰的卫生部门提出并发展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轮值主席国期间主要的公共卫生议题。[5] HiAP的原理非常简单：健康受到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巨大影响，例如：人群如何生活、工作、饮食、活动以及如何休闲等均影响到自身的健康。因此，人群健康不仅关系到卫生服务的提供或者“卫生政策”，其他领域相当多的政策也决定着人群健康。芬兰卫生部门认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制定卫生以外的政策时，很少考虑其健康影响。[5]因此，借助作为欧盟轮值国主席的机会，芬兰探索并推出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策略和措施。

2.共识的形成

为改善健康及其公平性，须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中。这一共识的形成是国际社会最近若干年努力的结果。2006年芬兰在欧盟提出了HiAP的主张后；HiAP经历了两部曲：第一，2007年，欧盟通过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宣言》，表明该主张被欧盟正式接受；第二，以2010年WHO的《2010阿德莱德声明》为标志，HiAP成为WHO面向世界的倡导政策。

（1）2007年欧盟《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宣言》

2007年12月，芬兰在欧盟提出HiAP的第二年，以“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成就和挑战”为主题的欧盟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开，欧盟27个成员国的卫生部长级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发表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宣言》。宣言强调了欧盟各国在欧盟、国家以及地方层次上加强多部门合作的方法和过程，以求可以有效地将健康评估纳入所有公共政策之中。

（2）WHO的认同：《2010阿德莱德声明》

2010年4月，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由WHO和南澳政府共同主办的“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国际会议上，来自不同国家各个部门的100位资深专家，共同讨论实施健康融于各项政策的方案，并发表了《2010阿德莱德声明》。该声明旨在联合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不同管辖层次的领导者与决策者共同参与“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实践之中。声明概述了一个新的管理框架，该框架是对在所有部门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以促进人类的发展、可持续性、公平性，以及提高健康产出需要的回应；提出了将健康融于各项政策的方法，包括：明晰的授权让整合型政府成为必要，考虑跨部门间的影响和各种利益间的调解，要有问责制、透明度和分担机制，非政府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有效的跨部门激励以求建立合作关系与信任。同时，为了更好地把健康融合于各项政策，卫生部门必须学习与其他部门合作，共同开展政策创新、探索新型方法、机制和更好的管理结构。为此，需要一个具有必要知识、技能和授权的外向型卫生部门，同时也需要提高卫生部门内部协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6]

HiAP的概念提出以后，国际社会倡导从全球、国家、地区以及地方层面做出高度的政治承诺，采取“将健康融入各项公共政策”的策略，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动员社会组织和居民广泛参与，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从法律、政策和规划等各个方面采取行动，逐步弥合健康差距。

值得强调的是，在《2010阿德莱德声明》中，WHO对HiAP的实施，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管理框架。该框架明确，为了健康促进和健康公平、可持续，要在所有部门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提出了将健康融入各项政策的方法，包括：明晰的授权，政府的合作，跨部门间的协调，问责制、透明度和分担机制，以及参与、激励机制等；而对于卫生部门，则要成为学习型的、外向型的部门，要学习和各方的合作。这就使HiAP更具有操作性，更便于在各国推行。

（3）HiAP成为2013年第八届世界健康促进大会的主题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成为2013年6月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健康促进大会的主题。会议审议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和《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国家行动框架》，呼吁各国重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为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提供组织和技术保障。

总体而言，自2006年HiAP的理念提出后，不到5年，国际社会就予以接受，并将其理念和实施建议以文件的形式予以固定。

（二）经济社会迅速变迁下，我国面对突出复杂的健康问题

如前所述，健康根植于社会之中。中国经济社会30多年来的变迁，必然带来健康决定因素的深刻变化。随着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纷繁复杂的改变，健康决定因素也空前复杂，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检视新形势下的健康决定因素。

1.经济高速发展与公共健康风险增大

过去30多年，我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许多物质财富是以牺牲环境、牺牲居民健康为代价取得的。传统的资源消耗型增长方式带来了许多健康风险与挑战，食品药品安全、饮水安全、职业安全、环境污染等成为重大健康威胁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危害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都很惊人。如果说，粗放式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灰霾元凶PM2.5近年来剧增，由此造成了巨大的健康风险的话，那么，我国癌症的高发则是这种发展造成恶果的现实呈现。例如，我国1954年开始出现“癌症村”，到2011年底，全国累计发现了351个“癌症村”。而癌症村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1988年前“癌症村”增长缓慢，之后呈加速增长的趋势。2000～2009年间，我国累计新增“癌症村”186个，占全部“癌症村”的53%，这一时期是我国的“癌症村群发年代”。研究表明，“癌症村”的产生，95.16%为化学致癌因子所致。环境污染，尤其是水体污染，是导致“癌症村”的罪魁祸首。[7]

2.急剧的社会转型带来了难以适应的健康转型

急剧社会转型也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其中的一类挑战就体现在社会生活（老龄化、流行病）和心理健康的困扰方面。

（1）社会转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和流行病学特征的变化

其一，人口学特征的转变是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期望寿命增加而发生的，其主要特征是人口老龄化，老年健康风险随之提高。例如，近年来的研究显示，我国糖尿病的患病率在4%左右，糖尿病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之后的第三位威胁我国人口健康的慢性疾病。据估计，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约为4000万，其中老年糖尿病患者占40%左右。[8]

其二，流行病学特征的转变即通常所说的疾病谱和死亡谱的变化。引起这一变化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传染病和慢性病在疾病和死亡中的构成比例变化，二是疾病危险因素改变。具体到我国，当前流行病学模式变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①死亡谱中传染性疾病退居次要地位，慢性病和意外死亡上升明显，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据估计，我国目前确诊的慢性病患者已超过2.6亿人，因慢性病死亡占我国居民总死亡的构成已上升至85%。当前我国已进入慢性病的高负担期，具有“患病人数多、医疗成本高、患病时间长”的特点，慢性病在疾病负担中所占比重达到了70%[9]。②疾病危险因素改变。疾病的发生与社会及生态环境、行为、生活方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环境污染、吸烟、饮食结构、行为生活方式（包括娱乐、工作和休闲方式）是主要的疾病危险因素。③艾滋病在许多城市进入快速上升期。根据卫生部门的通报，我国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人数持续增加。截至2006年10月31日，全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183 733例，其中艾滋病病人40 667例；死亡12 464例。另外，感染者的流动、大量人口流动和性病疫情上升等是造成艾滋病蔓延的重要因素，艾滋病疫情进一步蔓延的可能性仍然存在。[10]

（2）社会转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我国当前正处于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或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这一转型所带来的种种变化都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例如，社会失范与社会心理应激刺激与心理负荷加重，社会分配不公、不平等竞争与相对剥夺感增强，社会支持弱化与心理危机加深，个体社会化模式所存在的缺陷与个体心理承受力脆弱等问题日益加剧了国民的心理困扰，导致心理健康恶化，甚至出现抑郁，自杀等心理和社会问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07年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报告》指出，在所有接受测试的城市居民中，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差”的占到总体的13%～18%，而认为“现在社会上人们的心理问题严重”的占到受访者的48%。此外，抑郁是当今社会最常见、最重要的与自杀关系最为密切的精神疾患。

3.社会迅速分化带来了突出的健康不平等问题

健康公平，主要涵盖健康表现，健康服务利用两个方面。首先，在健康表现上，城乡差异依然明显。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孕产妇、婴儿以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3倍于城市地区（0.06% vs.0.02%；3.7% vs.1.2%；4.6% vs.1.4%）；其次，在健康服务利用上，虽然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日趋完善，政府的扶持力度在增大，城乡居民在健康服务利用上仍然存在明显差距。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城乡调查地区应住院而未住院比例为25.1%，其中，城市26.0%，农村24.7%。最后，在卫生筹资上，城乡居民医疗费用补偿水平存在明显差距。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享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人群中，住院患者的报销费用占其住院总费用的49.2%。而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的居民中，住院患者获报销费用仅占其住院总费用的34.6%[11]。此外，诸如城乡等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在我国的分布同样不公平。

（三）我国实施HiAP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必要性

现代医学社会学认识到，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是复杂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政策。长期以来，无论从全球还是从国家或地区层面上看，基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制度性缺陷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对人们健康水平及其公平性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而由于这些因素广泛地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了增进人们的健康，我们必须采取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策略。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只有政策制定者站在全球、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战略高度，切实采取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策略，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从法律、政策、规划和机制等各个方面采取行动，通过稳定的就业机会、优良的教育、健康的食品药品、安全的交通、良好的自然环境以及宜居的住宅等来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才能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并不断缩小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健康差距。

就中国而言，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健康决定因素遍布各个领域，健康风险剧增，健康需求急剧增加，健康不公平问题明显；另一方面我们应对这些健康问题的体制机制还是旧的，基本上还是单纯靠卫生部门，而相比于巨大而紧迫的公共政策需求，卫生部门的资源、能力严重不足，体制机制改革任务艰巨，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体制机制滞后的情况必须改变。

2.紧迫性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的健康问题不单单是贫困归因的，而是兼有贫困归因、社会急剧变化归因，以及富裕归因的复杂问题。可以说，健康问题情况空前复杂，形势极为严峻，健康促进管理的需求特别强烈。而同时，我们健康促进管理资源的约束也十分强烈。再加上未富先老，迅速进入老龄社会，健康促进服务的供给短缺情况更为尖锐。总之，在巨大的健康需求面前，健康供给的资源非常短缺，不可持续。形势倒逼改革。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从体制机制入手，搭建适合21世纪中国健康需求的制度架构。

（四）HiAP在中国——共识与行动

当前，在中国实施HiAP并不是零起点

HiAP理念在决策者中正在达成共识。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认识到健康应当融入公共决策，以及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性。例如，2012年5月，由卫生部等15个部门印发的《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指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经占到我国总死亡的85%，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要求“各地将促进全民健康作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新战略，融入各项公共政策。”[12]

再如，此后一年，2013年8月16日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主办的2013中国卫生论坛上，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寓健康于所有政策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论坛上的发言中说：“我国应该树立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重要理念。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改善健康公平，不仅有赖于卫生部门的体制创新，更需要其他部门、社会各界都来关注健康、促进健康。”

跨部门合作促进健康的传统和新的实践

我国在跨部门合作促进人群健康方面既有传统，又有新的实践。

（1）爱国卫生运动的传统和共识

爱国卫生运动形成的多部门合作促进健康的优良传统和社会群众基础，是今天实施HiAP的宝贵财富。其中，凝聚维护健康是大家共同责任的共识是一个突出的经验。60多年来，爱国卫生运动本着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方针，选择与国家各个阶段国情相适应的工作重点予以实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成绩卓著，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

（2）健康城市建设

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城市的概念，我国的一些城市，如北京、苏州、长春、株洲等城市已经开始探索。实践中，这些城市通过“健康城市”的建设，促进各相关部门如卫生、城市地理、社会管理等多个部门的合作，进而推动全民参与，促使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在改善就医条件的同时，努力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从而力求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健康。

（3）“大卫生”管理体制的理念传播和实践

我国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于近年组织开展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提出了中长期的国民健康发展战略。该研究建议，以国家医改领导小组为核心，成立“国家健康委员会”，组建“健康与社会福利部”或“卫生与人类发展部”，将健康与社会福利事务整合，形成“大卫生”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实践方面，“5·12”汶川地震后的灾后重建中进行了健康大部门制的尝试。在灾后重建中，汶川政府提出了“以健康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将“迈向全民健康的新汶川”作为发展振兴的新主题和总目标。为了推动全民健康，汶川县成立了跨部门的“健康委员会”。主任由县长担任，执行主任为分管卫生的副县长，副主任由分管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三名副县级干部担任。成员为与健康工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卫生局、发改局、财政局、人社局、教育局、环保局、食药局等近20个县级单位。汶川县健康委成立以后，不仅以健康为导向加强了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而且通过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推动了全民健康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培育形成健康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依托汶川地域特色、气候和资源优势，培育无公害优质水果、蔬菜、畜禽产业基地，搬迁和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重点发展以休闲、文化、养生为主题的健康旅游业。作为“健康大部门制”的雏形，汶川的做法对于政府机构改革和推动以健康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13]

综上所述，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上，HiAP在我国都有长期的积累和新的探索，它们成为在中国实施HiAP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