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缘事而发的现实关注及影响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关注现实，聚焦人生，是中国文艺创作的基本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人文传统之一。中国文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精神。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生活，侧重如实地反映生活本身。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源远流长。《诗经》以人间世界、日常事件为创作素材，展现农业劳动、征夫戍边、男女爱情的辛酸甘甜，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源头。之后，从司马迁《史记》中表现出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到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实践，从刘勰强调文艺来源于现实、“事信而不诞”“情深而不诡”的观点，到《红楼梦》的“描写世事，实情实理”，再到《茶馆》的“大茶馆，小社会”，无一不显现关怀现实的动人光芒。中国电影承继于中国文学，注重用影像反映人们生存的本真样态，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第一代导演、编剧郑正秋提出以电影关怀人生、改良社会，并积极进行实践，先后拍摄了一系列家庭伦理剧，如《难夫难妻》《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等，现实主义电影传统逐渐形成。此后经历了几番流变：“30—40年代是中国电影紧密结合现实的时期，现实主义传统形成确立，并实现了中国电影的社会表现属性，其基本呈现为对苦难残酷现实的表现，抨击批判现实成为思想要义，这是现实表现的第一个高潮阶段。50—60年代，中国电影对于现实的本质含义发生了较大变化，现实不是艺术表现的促发和刺激对象，艺术反而成为服务意识形态观念的媒介对象，现实主义退位，理想主义高扬，现实表现落入主观择取的片面局面中，其基本呈现为歌颂的现实与遮蔽的现实并存的状态。80年代是中国电影复原现实观念阶段，对社会现实的极大关注，对人生矛盾的正视，对生活情感状况的深入反映，使这一时期的电影艺术再一次跃上新的高峰，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和观念重新占据主导位置，其基本呈现为对社会矛盾和人性情感的深度揭示。”

的确，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一以贯之。20世纪30年代，《春蚕》《渔光曲》等影片描写农民、渔民破产的悲惨境遇，反映中国社会广大民众地位低下、生活困苦，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示强劲有力；40年代，《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备受苦难与煎熬，战后继续忍受欺压与凌辱诉诸银幕，在中国现实生活的画卷中饱含对社会的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十七年电影”（1949—1966）提供了崭新的前景，《中华女儿》《董存瑞》等影片塑造英雄豪迈激昂的气度，《老兵新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展现民众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表达了时代巨变后的欢欣之情；“文革”期间现实主义创作断流；70年代末，中国政治开始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到来，中国电影也进入现实主义回归的新时期。有论者指出：“‘现实主义’的概念在中国电影中，从来都不是纯粹的。30年代的‘现实主义’要发出救国救民的呐喊；40年代的‘现实主义’要批判蒋家王朝的没落；到了80年代的‘第四代’，‘现实主义’则既要审视过去又要抚平创伤。在这多重元素的糅合之下，诞生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这一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蔚为大观，《邻居》《人到中年》《看车人的七月》《生活秀》《漂亮妈妈》《暖春》《生死抉择》《天狗》《被告山杠爷》等，不一而足。《邻居》《人到中年》致力于反映教育行业、医疗系统知识分子与普通职工的基本生计，如住房、工资、级别等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投机取巧、官僚主义等歪风邪气；《看车人的七月》《生活秀》《漂亮妈妈》等片表现平民百姓苦于求生存、求改变的现实状态和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波动；《被告山杠爷》《天狗》《生死抉择》等片将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生态暴露无遗，揭示了于现代文明中损公肥私、唯利是图的国家“蛀虫”和因背负封建思想而处于麻木无知状态的国民之所作所为。新时期华语电影的优秀作品对于现实的关注主要是通过挖掘和梳理平民百姓在实际生活境遇中的本真状态与内心情感，从而揭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现状与征候的。这种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同时期和后世的电影创作均具有重要影响，其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艺术反作用力也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