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 红色大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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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美国人民期待的和平来临了。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就建立战后国际联盟一事在各国间奔走呼吁，颇费心机，但是国内民众似乎并不关心这些，这倒不是他们对这些牵涉精力的国际事务感到乏味，而是这时有一件被他们认为是更重要的大事，以至于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件拨动美国成百上千万人神经的大事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影响，在美国也造就了“红色恐惧”，导致对几十万激进分子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敌意。因此一个时期以来，各种各样令人不安的传闻充斥着美国社会：据说社会主义分子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一场密谋反对美国政府的大阴谋正在悄悄策划之中，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出恐怖炸弹的爆炸声；有的人还似乎听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渐渐走近的脚步声；甚至还有人推测，很可能在下一周或是一个月内美国就会发生可怕的红色革命。如此等等，让人们战后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又悬了起来，感到不安和惶恐，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哪里还有心思去关心总统的国际联盟呢？当然，民众并不否认总统先生寻求世界和平、宣扬美国的理念是一种高尚的努力，但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和民众自身利益相比较，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情更重要，必须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警惕，甚至要凝神静气，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当时至少有数百万人抱有这样的看法。

这个时期，不仅相关的街头巷议搅得人们心绪不宁，就是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报纸，也经常在头版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消息，给人们心中投下巨大阴影，比如哪里发生了大罢工，某个行业已全面瘫痪；哪里又发生了一群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激进分子暴乱等。更让人心悸的是这样几条消息：一条发生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那天，正当民众为欢庆胜利在首都华盛顿森特里亚大街游行时，突然有一群激进分子闯入游行队伍中，朝着人群开枪射击。事件发生后，参加游行的美国公民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强行把一个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拖出来，将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后从高高的桥上扔了下去……这个可怜的美国白人成了双方争斗的牺牲品。另一条发生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外国人仅仅因呼喊了一句“见鬼去吧，美国佬！”就被激进分子开枪杀害了。凶手本应伏法，但却在当地陪审团的庇护下，堂而皇之地逍遥法外了；说来你可能不信，原来陪审团仅用了短短两分钟就宣判凶手无罪。当时，在全美各地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在纽约州，一些通过合法程序选举出来的州议员被强行驱逐出境，他们的公民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之前他们都曾是社会党成员（当时还是颇受人尊敬的）；有几所大学间举行校际辩论赛，甲乙双方辩手唇枪舌剑，气氛相当热烈，但当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在辩论中对“雇主如果承认工会的存在，对劳资双方谈判将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时，立刻遭到了许多人的嘘声和非议，原本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糟糕。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副总统的耳朵里，副总统先生也认为持这种观点是激进主义的可怕表现，在青年学生中决不能泛滥。总之，在战后最初的那个年代，人们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慌情绪是全国普遍性的，几乎到处都充满了冲突和内部怀疑，劳工动乱，种族关系紧张，一切都杂乱无章，毫无法律和秩序可言。

骚乱经常发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战争期间劳工运动迅速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威望不断增强，大有一呼百应之势。战争结束后，社会对产品的需求情况发生了变化，加之工人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农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于是爆发了百余起地区性甚至是全国性罢工，这都是战时劳工力量蓄积的表现。一方面是劳动者为了争取自身利益，他们对薪水不涨，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的现实不满；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看到罢工斗争带来的成果，对劳工团结起来的力量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应充分利用这一斗争形式。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工业界稳定和发展国内经济，保证工业产量不断增长，在劳资双方的冲突中以积极的态度进行调停。政府不仅鼓励劳资双方进行谈判，改善关系，还在华盛顿的战时理事会中给时任美国劳联主席的塞缪尔·冈珀斯安排了重要位置，让他享有很大权利。政府千方百计描绘未来的蓝图，让工人们相信和平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诸如薪水增加、劳动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但是现实情况却非如此，虽然工人们期待的和平到来了，可并没有享受到政府许诺的东西。在物价不断攀升的情形下，雇主和资本家不但坚决反对增加薪水，还继续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这样势必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遗憾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忽略了民众的这种情绪，虽然他为了创造战后和平的世界环境而辛苦奔波，不遗余力，但是国内民众却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们要拿起手中唯一的武器，以罢工来表达心中的愤怒和诉求了。于是战后的头几年，全国各地、各个行业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不仅有地铁站、造船、建筑、码头装卸、储运场行业的工人，也有木匠、制鞋工人、电话接线员等。一时间，全国罢工总人数达到200多万，这其中，工业州的罢工人数约有100万，非工业州的人数就更多了，因为还有不少人虽然没有加入到罢工队伍中，但他们却自动放弃了工作，并以这种方式支持罢工。

罢工（纽约，1919）

罢工者们的主张也不尽相同。多数人还是围绕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和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等传统要求，但是也有的罢工者提出由政府从雇主和资本家手中接管行业控制权，或者至少先把他们所在行业的控制权接过来，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这实际是一种比较接近社会主义体制的做法。如1919年9月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工人们投票进行罢工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矿山国有化的主张。当时参加罢工集会的人很多，有一个煤矿主代表想借机发表观点，就不顾满头大汗，费劲地穿过拥挤的人群挤到台前，当他发言时刚说到“矿山国有化是不可能的”时，下面的人群中立刻嘘声和嘲笑声一片，甚至还有人挥舞着拳头大声叫喊道：“不要让他胡说，滚下去吧！快把这个可恶的家伙扔到沟里去！”吓得这个煤矿主面如土色，只好尴尬地溜掉了。北达科他州及相邻的几个州是盛产谷物的地方，这里的农业比较发达，大约有20多万农民参加了汤利的无党派联盟，这个联盟按照敌视布尔什维克的人的说法就是仿照苏维埃的农耕管理模式。此外，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正在西北部组织成员集会，提出建立以世界工会联合会为基础的大工会的主张，寻求对资本的控制权。

铁路行业相对比较保守，政府对这个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实行的是“铁锤计划”，就是政府对铁路行业进行指导，工人可以参与对铁路的管理，一直很保守的铁路工人对这样的管理方式持赞成态度。这一时期，不仅在工人阶层，在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中倾向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也在涌动，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党派在密切关注着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俄国。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群以俄国人为主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很活跃，他们提出了更加激进的主张，并且经常深入到穷人居住的贫民窟和工厂住宅区，宣传他们的主张。这些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俄国政府的资金支持，甚至就是在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动。

说到这些，读者大概会认为美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者一定很多，势力强大，其实不然。在战后的激进运动中，由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组成的群体在当时的美国人中所占比例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伊利诺伊大学的戈登·沃特金斯教授提供的数据，他在1919年晚些时候给《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撰文估计：全国的社会党成员大约是39，000人；社会主义劳动党成员大约是10，000～30，000人；社会主义政党成员大约是30，000～60，000人。假如他的估计基本准确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的人数充其量是全国成年人数量的千分之一，即使把三个党派加起来，也不过是千分之二。以这样的人数比例来试图掀起一场大众性的革命运动，恐怕是成不了气候的。想一想国内那么多骚乱其实都是围绕着占全国成年人口千分之一二的这些人进行的，我们真的不知该说什么好。

当我们在这里仔细研究人数比例会给激进运动带来什么影响的问题时，有一个美国商人却是例外，他可没有心思去琢磨这些比例大小有什么意义。曾经的战争激发了他的一腔热血和好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既有商人唯利的自私动机，又有战争激发出的满腔热情和空想主义，二者结合竟然让他产生了一股狂热的信念：他认为工会组织是拦路虎，为了国家的安宁、绝对美国精神弘扬以及开国先驱的教义，商人有权利踢开工会组织。现在战争结束了，他期待再回到他所熟悉的生意场上，继续商海拼搏，享受成功的喜悦。他要随时踢开一切妨碍他获取利益的绊脚石，而工会组织和劳工就是横在他面前的绊脚石，必须坚决清除。这个美国商人不仅狂热，而且还变得性格多疑甚至有些神经质。经历过战争的他不再信任国外的任何东西，尤其是他曾听到许多关于战争期间的间谍和各种阴谋的传闻，他坚定地认为现在仍然存在着危险，比如网球场的某个角落里可能隐藏着炮台；有些同情德国的人在山顶上用灯光发射互相联络的暗号，甚至在医用敷料剂里掺入玻璃碎渣等等。当他看到劳工们为提高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斗争，就认为一场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色革命已经点燃了导火索，并为此紧张得彻夜难眠。更可笑的是，当他听说某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为了向学生阐明人们对任何事物总会有赞成和反对的道理，举出社会主义这个例子时，他就固执地认为这个教授有问题，一定是受了某个东欧游民的唆使才这么说的。他还仿佛看到这个留有胡子的东欧人正不怀好意地盯着美国，一只手拿着鼓鼓的钱袋，另一只手举着冒烟的炸弹。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罢工者在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