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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都是些冷冰冰的东西。

在1932年——大萧条最严酷的一年——全国失业人口的平均数，国家工业委员会的估计是1，250万，美国劳工同盟的估计是1，300万，而另外一些估计（用不同的方法估算，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失业）则在850～1，700万之间——这样说并不能让人对下面这些事实有一个鲜活的印象：那些失业者奔走于公司与公司、厂门与厂门之间；“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我们会让你知道”这句短语有着令人沮丧的必然性；人们在寒冷的出租房里翻看着招聘广告，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在人行道上聚集在职业介绍所门前的人群中，空耗着毫无结果的时光；用完了银行里的存款，就以他们的人寿保险做担保去借；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向亲戚去借，而有能力借钱的亲戚却越来越少；品尝着匮乏的辛酸苦辣，到最后，咽下他们的骄傲，去申请救济——如果有任何救济可领的话。（救济资金严重不足，因为慈善组织早就被人们苦苦地包围，城市和村镇都用完了它们可用的经费，或者正处在枯竭的边缘。）

然而，有为数不多的统计事实和估计数据，对于理解大萧条的范围和冲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例如：

尽管1932年利息支付的总金额只比1929年少3.5%，但另一方面，根据西蒙·库兹涅茨博士为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做的估算，薪水支出却下降了40%，分红支出下降了56.6%，工资支出下降了60%。（因此，在债务结构依然比较刚性的同时，经济中的其他要素却经受了剧烈的紧缩。）

然而，千万别想当然地认为，利息的继续支付和分红的部分继续支付，意味着企业总体上还在挣钱。1932年，企业总体上亏损了50～60亿美元。（政府为全国所有公司——总共451，800家——统计的数字是净赤字5，640，000，000美元。）诚然，大多数管理较好的大型公司情况比这要好得多。E.D.肯尼迪对960家其利润被列入“标准统计数据”的公司——主要是一些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频繁的大公司——所做的统计数据显示，这960家公司的总利润超过3.3亿美元。然而还必须补充一句，这里说的“管理较好”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的。自1929年以来，省力和加速的设备不仅把单位工时的产出增长了18%（据估算），而且，雇员也被大量解雇。每当一个产业巨人为了在财务上保持让脑袋露出水面，而甩掉一批工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小公司兜着圈子在赤字中下沉得更深。

在现有企业收缩的同时，也没有新的企业开张。国内公司股票的发行总额在1932年下降到了只有1929年的二十四分之一。

不过，这些冰冷的统计数据，并不能让我们感受到1932年经济瘫痪中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让我们试试另外的途径吧。

漫步穿过一座美国的城市，你可能会发现，在一个漫不经心者的眼里，大萧条的明显迹象并不多——或者说，至少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迹象并不多。你可能会注意到，很多店铺没有租出去，落满灰尘的玻璃橱窗和招牌表明，它们是打算出租的；

工厂的烟囱，正在冒烟的寥寥无几；街道上并不像早些年那样挤满了卡车，没有打铆机的喧嚣震耳欲聋，人行道上的穷汉和乞丐数量空前（在纽约的派克大街区，走过十幢房子的距离，可能要碰上五六次有人向你伸手讨钱）。如果是坐火车旅行的话，你或许会注意到，列车更短了，卧车更少了——沿途看到的货车也更少。如果是坐夜班车通宵旅行，你在自己的卧车里或许只能找到两三个乘客。（相比之下，公路沿线的加油站倒是比从前更多，“中镇”上所有的零售生意当中，只有加油站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没有表现出生意的明显下降；因为，尽管购买新车的不多，但那些还能挺住的旧车比从前用得更多了——这让铁路公司很是沮丧。）

其他方面的事情在你看来跟平常几乎没什么不同。大萧条的主要现象，大多是反面的，并不十分刺眼。

但是，如果你知道该到哪里去看的话，其中有些现象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首先，是穷人区里等待领救济的队伍。其次，是城市边缘和空地上那些被人冷嘲热讽地称作“胡佛村”的萧瑟荒凉的居民点——那是一群群简陋凑合的小棚屋，搭建它们的材料有：包装盒，废铁，以及细心耙梳城市垃圾所能捡到的任何东西，住在这些棚屋里的人，有时候是被房东赶出来的整个家庭，睡在从报废汽车场拿来的汽车座垫上，凑在油桶里燃烧垃圾的火苗前取暖。再次，是那些睡在门厅或公园长椅上的无家可归者，没事就去餐馆溜达，为的是搜寻人家吃剩的半块饼、馅饼皮，以及任何能够维持生命之火继续燃烧的东西。最后，是公路上大为增加的搭便车者，尤其是铁路上搭乘货车的流浪者：一支漂泊四方的饥饿大军，漫无目标地搜寻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据乔纳森·诺顿·伦纳德说，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在1929年“正式承认”有13，745个流动工人；到1931年，这个数字跃升到了186，028个。据估计，到1933年初，全国共有100万这样的流浪者在漂泊八方。在6个月的时间里，有45，000人穿过了埃尔帕索县；每天有1，500人经过堪萨斯城。在他们当中，有大量的青少年，还有女扮男装的小姑娘。据美国儿童局说，有200，000名儿童就这样在美国各地四处漂泊。在西南部，扒货车的人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很多地方，铁路警察不得不放弃了试图把他们赶下火车的努力：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在全国相对比较富裕的人当中（比方说，那些在大萧条之前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人），大多数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因为减薪非常普遍（尤其是1931年之后），分红也在不断减少。这些人纷纷打发仆人回家，或者把仆人的工资削减到最低，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仆人留下来，除了吃住之外，不给其他任何报酬。在很多漂亮的房子里，先前从不曾“自己干活”的女主人如今也烧火做饭、缝补浆洗。丈夫们的旧外套穿的时间更长了，退出了高尔夫俱乐部，多半还决定今年不再去海滨避暑，在饭馆里吃75美分，而不是1美元一顿的午餐，或者，在快餐店里吃35美分，而不是50美分一顿的午餐。当那些在1929年跟随股票市场飞黄腾达的人如今看着报纸上的股市专栏的时候，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想法是（如果他们还留有一点股票的话）：一两次明智的卖出竟然会导致这样大的资本损失，以至于他们今年根本用不着缴纳所得税了。

富有阶层的男男女女，其财富只不过因为大萧条而有所减少，跟他们比起来，其他人的财富则是彻底地烟消云散了。在富裕的郊区等候8点14分的火车的人群当中，包括很多丢掉了工作的人，他们像往常一样去城里，不仅仅是顽强地、几乎是绝望地寻找其他的工作，而且也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还在勇敢地奔波忙碌。（就这后一项努力而言，他们通常做得很成功：看到他们在列车开车时间接近的时候与朋友们闲聊的情形，你可能根本想不到，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多么接近于绝望。）有些建筑师和工程师，像往常一样驱车前往事务所，而那里已经有几个礼拜没有客户上门了。有些医生，在患者开出支票的时候，不由得暗自庆幸。每天都要去干速记工作的琼斯太太，如今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因为琼斯先生失业了，正在家里烧茶做饭，照看孩子（心里说不出的厌恶，干起活来效率也很低）。琼斯夫妇的隔壁住着史密斯太太，她是一位成功律师的寡妻，一直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她为自己所拥有的“好东西”而感到自豪，但她没有能力挣到一美元，即便能找到工作；她的本钱投入在了南美公司的债权、联合铸造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类似的被错误地称作“有价证券”的东西上。如今，她完全依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她的进口钱包里甚至都掏不出电车费。

布朗夫妇退隐到他们在乡下的“农舍”去了，并试着在那片乱石嶙峋的土地上种点庄稼；他们兴奋地谈论乡村生活的简朴，但有时候不得不渴望电灯和热水，不得不跟马铃薯甲虫作斗争。（大量城市居民就这样搬到乡下去了，但他们当中真正从事农业劳作的人数，尚不足以部分抵消美国人从农场向城镇迁移的长期运动。）有人在私下里议论鲁宾逊一家，他们尽管住在一幢价值40，000美元的房子里，花钱一直大手大脚，如今却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况中：鲁宾逊先生丢了工作，房子卖不出去，他们变现了所有可支配的财产，眼下他们实际上在挨饿——尽管他们的房子看上去依然像阔人的住处。

在经济等级的更下一级阶梯上，尤其是在有些工业社群（其工厂只以20%的产能运行，或者干脆关门大吉），境况更加糟糕。弗雷德里克·E.克罗克斯顿在布法罗市得出的数字，让人们看到这样的社群里正在发生什么，他在1932年11月的一次挨家挨户式的详细调查中发现：14，909个愿意工作并有能力工作的人——男女都有——当中，46.3%的人有全职工作，22.5%的人部分时间工作，多达31.2%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在每一座美国城市里，都有大量的家庭被房东从他们简陋狭窄的出租屋里给赶了出来，与其他的家庭挤住在一起，直至10或12个人共用三四个房间，或者，整个冬天在冷飕飕的屋子里冻得瑟瑟发抖，因为他们买不起煤，一周吃一次肉，或者根本不吃肉。就算雇主有时候发现，那些被解雇的前职员对再就业似乎并不热心（“即使你给他们一份工作他们也不想干！”），其理由常常也是恐慌：他们非常害怕自己不胜任，那是大萧条最常见的病态心理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一个女职员在失业一年之后，有人给她提供了一份计件工作，但她拒绝了：她几乎不敢去办公室，她处在如此恐惧的心理状态当中，以至于生怕自己不知道哪里可以挂外套，不知道如何去找洗手间，不理解老板给她的指示。

关于这次大萧条，最糟糕的事情多半是：它冷酷无情地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有些人，曾经是强健而自尊的劳动者，他们可以勇敢面对失业几个礼拜、几个月，即使他们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家人在受苦；但在1年、2年、3年之后，他们就很难做到了。在1932年的那些蜷缩在公园长椅上，或者站在施粥所门前的阴郁队列中的不幸之人当中，有些人是自1929年底以来就一直没有工作。

说到经济等级的最底层，我们不妨引用两段简短的话，它们大概最准确地暗示了这一阶层的境况。第一段话引自乔纳森·诺顿·伦纳德的《三年下坡路》（Three Years Down），该书描述了宾夕法尼亚矿工们的悲惨困境，他们在1931年一次盲目而无望的罢工之后，被赶出了公司，伦纳德是这样说的：“来自那些自由主义都市报纸的报道显示，他们当中有数以千计的人挤在山坡上，一个单间小棚屋挤住着一个三四口之家，靠吃蒲公英和野草根为生。其中有一半人生了病，但没有本地的医生去照料这些被扫地出门的罢工者。他们所有人都在挨饿，很多人死于上天赐予的疾病，因此使得福利当局可以声称：没有一个人被饿死。”另一段话引自路易斯·V.阿姆斯特朗的《我们也是人》（We Too Are the People），场景是1932年晚春的芝加哥：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一个生动而可怕的瞬间，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我们看到，一群人（大约50多人）正在疯抢一家餐馆后门外的一个垃圾桶。美国公民竟然像牲口一样为残羹剩菜而战！

在非常环境下，人类的行为总是各不相同。你不妨想想那位公司的主管（解雇几百人的差事就是委托给他的）：他坚持要亲自见见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并对每个人的困境深表关切，不消几个月，他的头发便过早地花白了……那个带着骄傲和自豪报道大萧条经济的青少年联盟的女孩：她从阁楼里的一件旧皮大衣上剪下了一块，给它镶上边，充当浴室里的防滑垫……那个因为自己的银行破产而身陷债务的银行家：他从另一家银行得到了一份年薪30，000美元的工作，一年只靠3，000美元生活，值得尊敬地把剩下的27，000美元支付给债权人还债……那个钱财损失过半的富贵之家勇敢地宣布，他们解雇了20个仆人当中的15个人，从而“解决了他们的萧条问题”，而对那15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的迹象……在一幢宏伟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那一小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正在修改公司的账簿，以逃避破产……那群芝加哥黑人正站在一幢廉租公寓的门前，把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以阻止房东的代理人来驱赶邻居一家：当他们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站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唱着圣歌……那个从前的职员，在动身出门开始他无休无止的求职征途之前，细心地剪下一块纸板，放进他的鞋子里，并告诉妻子，这双鞋子如今比从前更好……隔壁小出租房里的那个男人，已经放弃了找工作的努力，放弃了所有兴趣、所有活动，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呆坐在那里，神情漠然，目光冷淡……

对于在这段时间从中学或大学毕业的人来说，那是一段古怪的时期。中学的入学人数比从前的任何时期都要多，尤其是在高年级，因为能够诱使他们离开课堂的工作岗位寥寥无几。同样，能供得起上研究生院的大学毕业生就会继续他们的学业——在无望的求职之后——而不是在家赋闲。

经济混乱的影响无所不在。被搅乱的，不仅仅是工商企业，而且还有教堂、博物馆、剧院、中小学、大学、慈善组织、俱乐部、兄弟会、体育组织等等。人人都感觉到了它的影响：捐赠减少了，成员数下降了，票房收入缩水了，支票收不到了，收入不够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了。

此外，当商业的潮水退去的时候，便暴露出了过去很多丑事的证据。例如，塞缪尔·西伯利正在纽约市展开调查的政治丑闻，暴露出来的仅仅是一部分，这是公民当中一种新的圣战精神、一波对体制化贪腐的厌恶所带来的结果。正是大萧条，带来了破产和违约，然后是对公司记录的检查，开始了一连串的揭露。同样的事情几乎在每一座城镇发生。当银行倒闭的时候，当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会计师们知道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的东西：住在山间豪宅里的那个深受尊敬的家庭，却原来一直跟歹徒恶棍勾肩搭背；那位慈善的公司总裁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仅仅是因为他以很高的价格给他本人所控制的一家关联公司下订单；那位给长老会教堂拉赞助的公司律师，竟然一直在给自己的所得税申报单造假。随着每一次这样的丑闻被揭露，都会出现一次新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