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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异常闷热的一天，是1929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当然，其他地方并不这样：

在远西地区和南方，气候宜人，温度适中。但是，从缅因州的海岸，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麦田，灼热的阳光不依不饶地炙烤着大地。

昨天是劳动节。昨夜，当这个长周末假日结束的时候，通向美国大城市的郊区公路简直是拥挤的噩梦，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满载着晒得黝黑、热得难受的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一整夜都在朝城里的方向缓慢地爬行，一英寸接一英寸地怒火中烧。在新泽西通向纽约的公路上，交通流彻底停滞了，以至于数以千计的人眼瞅着几个小时也到不了“荷兰隧道”，便只好把他们的汽车停在了纽华克或霍伯肯，改乘地铁完成他们的这趟旅行。火车站里也挤满了人——不光是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而且还有从露营地集体返回城里的男孩女孩；劳动节的交通从未这样拥挤过，或者说，劳动节旅行的集体不适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程度。（当然，那会儿还没有装空调的汽车。）

堵车

当你度过一个无风的夜晚之后，在9月3日星期二早晨一觉醒来的时候，报纸上的天气预报并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安慰。它是这样说的：“今明两天晴天，气温依然很高。”你注定在劫难逃：纽约的气温是34.5度，芝加哥、底特律和堪萨斯城是32度，圣路易33度，明尼阿波利斯34度，波士顿36度。

吃过早饭，你来到大街上。你见到的那些男人，看上去跟10年之后的男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虽说他们当中衣领笔挺、身着马甲的人比后来那些年里要多一些，而脑袋上不戴帽子的人却远没有后来那么多。然而女人的确有所不同，时髦的体形是直上直下——无胸、无腰、无臀；就算你能看到少数几个女人还算接近理想，但至少，她们显然费了老大的劲儿。梅·韦斯特的曲线尚未发挥全国性的影响。腰部——如果那也能叫作腰的话——跟臀部一样浑圆。裙子很短，只比膝盖低那么两三英寸：比她们在1939年之前想要一短再短的还要短。（新款晚礼服无背无袖，有嵌布片、三角布或拖到脚踝的垂饰，但礼服本身还是很短。）每件上衣都有V型领，就连针织套衫几乎也都有。如果这是一个冷天，而不是夏天最热的日子，你就会看到，每个女人都用力地包住自己，缩进她紧紧包裹的外套里。女人的帽子是一个小小的头盔，刚好紧贴着后颈窝，并如此严密地把脸围住，以至于一个女人头部的侧视图除了眼、鼻、口和下巴之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一两缕头发装饰着脸颊——还有头盔。并不是所有女人都剪短发，但被人们认可的样式是：把后面的头发剪短，再把它拽向前面遮住耳朵。

1929年的街景（纽约第42大街）

在一座大城市里，你可以在商店购物者当中看到一两个穿裸背装的女人，以及几对穿长袜的大腿，因为晒黑的狂热正以它的新奇而盛行。正如《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所声称的那样：“这是一个太阳崇拜的年头……全世界都在追求晒黑。”然而，你不得不长时间地观察，却还是很难发现任何带颜色的指甲；这一时尚还是未来的事。

从你身边汹涌而过的汽车都是有棱有角的；它们当中没有流线型的。水平线和垂直线；方顶，后上方的角几乎没有丝毫的圆滑；挡风玻璃是垂直的，或者几乎是垂直的；散热器的前方是垂直的、扁平的。没有突起的或圆形的前端，没有倾斜的后背，没有通风设备。

在任何一座大城市的中心区，你走不了多远就能听到打铆机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因为，尽管佛罗里达繁荣已经在1926年崩溃，而且郊区发展的繁荣自1927年之后也有所放缓，但公寓大楼，特别是办公大楼的建设繁荣依然在全速前进。打铆机声最喧闹的并不在穷人区，而是在大商业中心和富人居住区，因为，柯立芝-胡佛繁荣这最后的投机阶段的主要受益者，正是那些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和操纵者。你看到的那个在大街上高高升起的钢梁网，将成为一幢奢华的公寓大楼；那个人行道被屋顶遮蔽、蒸汽挖土机正狼吞虎咽的地方，是一幢摩天大楼的地基，它将接纳经纪人事务所、信托投资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抵押债券的销售商。

在纽约，人们推倒了历史悠久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为的是给摩天大楼的终结者——帝国大厦——腾出地方。小约翰·D.洛克菲勒让闷声干活的建筑师们为一个大中心区的开发画出了初步的平面图，他希望有一座新的歌剧院作为它的核心特征（此时，他尚不知道，歌剧未来会衰微，他巨大的投资将会以新的形式化身为一座“无线电之城”）。克莱斯勒大厦和另外几幢主要的摩天大楼依然耸立。其他大多数美国城市都在竭尽全力效法纽约的疯狂，为的是让钢铁与石头的纪念碑越来越高耸入云，越来越野心勃勃，越来越能表现这个充满自信的投机金融的时代。

正当你继续信步前行的时候，一个家伙吹着口哨打你身边经过，他吹的曲子是《雨中曲》（Singin'in the Rain），眼下，这支曲子正跟《异教徒情歌》（The Pagan Love Song）和《流浪爱好者》（Vagabond Lover）在流行程度上一争高低。

这儿是电影院，正在大肆宣传阿尔·乔尔森主演的《以唱代说》（Say It with Songs）；街对面的另一家电影院在为《咱们的摩登少女》（Our Modern Maidens）做广告，主演是琼·克劳馥（此时的她尚处在轻率冒失的人生阶段）和罗德·拉罗克。再往前走一点，你就会看到《布尔多克·德拉蒙德》（Bulldog Drummond）中的罗纳德·考尔曼。这部电影被宣传为考尔曼的“第一部有声电影”，这一事实证明了声音对电影的入侵尚未完成。即使在大城市里，也依然存在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的竞争。一段时间以来，电影制片人们到处搜寻能够差强人意地用声音表现角色的演员，百老汇的舞台名角都纷纷移居好莱坞，但摄影棚依然在笨手笨脚地实验这种新媒介，批评家们依然把“有声电影”看作是一个笨拙的暴发户。当你老家的电影院屈服于时代的趋势，也给自己拉起电线、接上音响的时候，刺耳的噪音有时候确实令人吃惊。演员荒唐可笑地口齿不清；在“无声的连续镜头”之后，突然爆发的歌唱常常荒腔走板；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在本期《哈珀斯》（Harper'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玻璃的叮当声，手枪的射击声，地板上的脚步声，以及洗牌的哗哗声，听上去全都差不多。”

熙熙攘攘的电影院（华盛顿特区）

然而，这种新媒介正在稳定地改进；事实上，在这个工业技术进步神速、商业冒险大胆进取的时代，很多人都不由得怀疑：有声电影会不会很快就被电视所取代。塞尔迪斯先生写道：“至迟在12～18个月之内，有声电影将不得不面对家庭有声电影放映机的竞争……在之后的一年里，我们或许就有了简单而且比较便宜的机器（如今正在完善），带有一个小屏幕，摆放在家里收音机的旁边，电影从一家中央电台放映。”

这天夜里如果你正好在纽约的话，舞台多半比电影更对你的口味，《街景》（Street Scene）已经上演了很长一段时间，那部对战争的可怕回忆《旅程的终点》（Journey's End）也是如此，这部戏你没准更喜欢，倘若你喜欢眼下最流行的小说《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话。埃迪·坎特在主演《狂欢》（Whoopee），你可以在《抓住一切》（Hold Everything）中见到伯特·拉尔。倘若你喜欢首演之夜的热闹，你可以去参加音乐剧《甜蜜的艾德琳》（Sweet Adeline）的首演式，这部戏为一种正在萌芽的趋势提供了例证：乡愁情怀重新向欢乐90年代的情感回归。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夜晚，如果你更愿意安静地坐在家里听听广播的话，你可以听菲达交响乐团、纯油乐队、惠特曼的老金乐队，或者弗里德管弦乐队。广播剧的技术尚不完美，你也听不到世界范围的广播，但以鲁迪·瓦利领头的低吟浅唱派歌手正通过无线电波大显身手。一台收音机的平均价格依然高达135美元，价格便宜的小收音机尚未走向市场。然而，在这些繁荣的时期，收音机依然被人们大量购买，也不管它们的尺寸和价格，而且，已经有1，200万美国家庭拥有了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