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与核心思想

(一)作为社会困境的公共品困境

社会合作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社会成员可能存在非合作行为，这是经济学，特别是非合作博弈给出的核心观点。社会成员在两种情况下容易形成合作：一是成员性本善，如《镜花缘》里的君子国那样，无须任何激励和制度安排，成员都能自发选择合作；二是成员自然禀赋相对平等，相互之间没便宜可占，也容易形成合作。但君子国不过是先贤的一种幻想，现实社会中的人难免有点自利的念头，这就使得君子国那样的社会是难以形成的。而即便成员自然禀赋相对平等，也未必能够形成合作。表1—1就是标准的猎鹿博弈(Stag H unt)。它说的是一个小社会中有两个成员甲和乙，依靠狩猎为生。两人的自然禀赋类似，按照各自的能力，可以分别打到一只兔子，得到100单位的支付。但如果两个人通力合作，则可以打到一只鹿，鹿的总收益是1000单位，两人各得到500单位支付。很容易找出这个博弈的均衡，一个是猎鹿均衡(500, 500)，但还有另一个是猎兔均衡(100, 100)。至于哪个均衡是稳定的，完全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成员之间是否有稳定的合作机制。

很多杰出的思想家都设想猎鹿均衡的出现，其前提是社会中人人平等，团结友爱。问题在于，现实中社会成员的自然禀赋差别很大，不仅自身能力、智力和外在条件各不相同，而且各自的家庭也各不相同。这就使得在大家平等的假定下，猎鹿均衡这一结果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来实现，但这个均衡是不稳定的，因为自然禀赋多的成员期望得到更多，如果不能得到更多，那么就会相应地降低其努力水平。这就会导致社会生产率逐步下降。更严重的是，奥尔森(1995)所提出的搭便车问题会出现，这会诱发社会困境。表1—2给出了成员自然禀赋有差异的情形。这是标准的智猪博弈。该博弈说的是，一个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大一小。同时一边有一个开关，另一边有个猪食槽。必须有一头猪去按这个开关，才能得到食物。但如果一头猪去按了，那么另一头猪可以等在猪食槽旁边先吃，这就是搭便车行为。按开关是有成本的。假如大猪和小猪都选择按开关，则各自得到50和10的净支付；假如大猪按了，小猪不按，选择搭便车，那么各自得到40单位的支付。如果小猪按，大猪搭便车，则大猪得到90单位的支付，小猪损失10单位。如果两者都不按，则都没有食物吃。

从表1—2可以看出，唯一的纳什均衡是大猪按，小猪等待—— (40, 40)。小猪的行为其实就是奥尔森笔下的搭便车，其意思就是说，等着其他人付出，然后参与分配劳动果实。在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搭便车者普遍存在。这也是平均主义分配观缺乏可行性的关键原因。当社会成员的自然禀赋存在差异时，搭便车现象是难免的。只要是集体项目，就都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说，社会成员的搭便车行为是一个社会难以形成合作且陷入社会困境的关键原因。我们可以把按开关的行为视为一种公共行为，它有利于集体利益，但不利于个体的最大利益，比如对小猪来说，给定大猪的策略，小猪选择等待都是最优的，在这种情况下，小猪不可能去按，即小猪搭便车是一种占优策略。

如果社会成员都选择搭便车，那么就无法提供公共品，社会合作也就无法形成。表1—3是一个公共品的囚徒困境。假定一个宿舍有两个成员甲和乙，面临打扫宿舍的难题，宿舍洁净能给两个人都带来收益增值。假如两个人都打扫，那么各自得到30单位的支付，社会总收益是60单位；假如两个人都不打扫，那么各自得到20单位的私人收益，社会总收益是40单位。如果其中一个人打扫，另一个人不打扫，那么打扫的一方得到10单位的净支付，而不打扫的一方得到40单位的净支付。显然，给定对方的策略，其中一方选择不打扫是占优策略。纳什均衡是(20, 20)。占优策略均衡就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情形。两个成员都选择搭便车，结果得到了最差的社会结果。公共品的囚徒困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困境，实际上就是社会缺乏合作的情形。

假如一个社会要得到(30, 30)的均衡，那么只能通过某些机制诱使社会合作出现。可惜的是，如果给定社会成员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那么搭便车的行为必然会出现，而公共品就不可能被充足地自愿供给。Samuelson(1954)证明，在自愿供给条件下会出现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搭便车者的存在。社会的规模越大，成员越多，搭便车现象就会越严重，公共品的自愿供给就越困难(Mueller, 2003)。因此，公共品困境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困境，它能够准确且形象地反映出一个社会因成员的自利行为而导致合作的缺失，从而不能得到社会最佳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仅仅看到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私人领域的合作，或者说在私人领域当中，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客观上实现了社会最优结果，但在公共领域当中，由于公共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社会成员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反而会出现搭便车的行为，最终导致无法供给公共品。

研究社会合作问题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研究公共品困境。但在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下，个体搭便车导致公共品的自愿供给不足，通常的结论就是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可通过一种外在强制的方式来促使社会合作的实现，比如征税。政府可以对每个社会成员征税来实现(30, 30)的均衡结果。新古典经济学的这样一种分析结果似乎和现实社会相差甚远。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个体自愿提供公共品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当意识形态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可以将社会合作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的情况就是如此。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看似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在公共领域，仍然不乏成员自愿供给公共品的情形，比如自愿者的数量急剧上升，社会捐赠数量也快速上升。更不用说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中邻里相互帮忙的情形了。由此可见，公共品困境是有可能破解的，但这种破解不是通过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考方式，而是要借助新的理论。

(二)社会偏好与公共品自愿供给——破解社会困境，走向社会合作

社会中的自愿合作现象可以从包含自愿捐赠机制(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 VCM)的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得到解释。这类实验通常如下：实验招募一群被试，组成一个组，赋予每位被试一定单位的初始筹码，被试针对一个公共项目进行任何金额的投资(即自愿捐赠)，公共项目产生的收益由所有被试共享，被试从1单位公共项目投资中获得的收益额被定义为MP CR(Marginal Per Capital Return)，即边际个体回报。这个MP CR代表了合作收益。显然，如果它小于投资成本，那么新古典被试将不投资公共项目，这符合自利假设。但如果被试依然自愿捐赠，则说明可能存在除自利偏好以外的其他偏好。

先让我们通过Isaac等(Isaac, Walker, and Thomas, 1984; Isaac, Mccue, and Plott, 1985; Isaac and Walker, 1988a, 1988b; Isaac and Walker, 1991; Isaac, Walker, and Williams, 1994)所采用的一个标准的公共品博弈模型来加以说明。假定一个社会有n个成员，其中第i个成员的禀赋为zi。每个社会成员的禀赋有两种用途，一是用于私人项目，比如私人消费，二是捐赠给一个公共项目(也就是公共品)。第i个成员对公共项目投资的金额为pi(即个人对公共项目的捐献额)，公共项目投资的边际人均收益为λ(即MPCR)。对第i个社会成员来说，每一期的支付(效用或收益)πi来自两个部分，一是私人项目的收益，二是公共项目的收益，具体如下：

社会成员的总收益如下：

根据式(1—1)，个体最优决策的一阶条件如下：

因此，只要λ<1，个体就不会向公共账户捐赠。也就是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必然选择搭便车。这正是前面所看到的公共品困境，因而社会合作无法实现。

根据式(1—2)，社会最优的一阶条件如下：

如果nλ>1，那么社会合作就有可能。社会合作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么容易满足的条件却不容易实现。个体不会考虑集体利益，从而选择搭便车，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结论。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呢？Isaac等(Isaac, Walker, and Thomas, 1984; Isaac, Mccue, and Plott, 1985;Isaac and Walker, 1988a, 1988b; Isaac and Walker, 1991; Isaac，Walker, and Williams, 1994)较早依据上述公共品博弈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共品博弈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即便没有外在的干预(意识形态和制度)，被试(即参与实验的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愿供给公共品。图1—1是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实验结果。

从图1—1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首先，MPCR越大，社会成员越容易出现合作。其次，当MPCR较小时，随着团队规模的扩大，社会合作水平也会上升，这点和新古典范式的预测正好相反。按照新古典范式的理解，社会规模越大，越难以形成合作，但行为博弈的研究则发现，规模越大，合作可能越容易。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合作水平会下降，这点和非合作博弈模型的预测也不同。Kreps等(1982)证明，只要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重复博弈就能够导致合作。这些结论的差别反映出对社会成员合作行为的性质有不同的理解。在新古典范式中，合作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的，但这不能解释公共品囚徒困境。在非合作博弈看来，合作是一种策略，这同样无法解释社会困境的频频破局。而社会合作的行为路径认为，具有社会偏好的社会成员通过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实现合作，这些机制包括条件合作和利他合作等。Ledyard(1995)和Chaudhuri(2011)综述了相关的公共品博弈实验结果。

从公共品博弈实验可以看出，由于参与人存在社会偏好，社会困境并没有新古典经济学所预测的那样悲观，奥尔森的搭便车假说也不是无解，并且给定参与人的社会偏好，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可以通过激励这类偏好诱发合作行为，因而走出社会困境、走向社会合作的途径要比传统理论所预期的丰富多彩得多。只不过现有的公共品博弈实验研究还有一些值得改进的方面，本书将在这些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以期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本书的研究框架和核心思想

本书基于社会合作的行为路径，把社会合作视为代表社会困境的公共品困境问题，合作行为表现为公共品博弈中的自愿捐赠。本书采取实验室实验的方法研究社会合作问题，主要讨论社会成员的社会偏好对社会合作的影响。本书的核心思想如下：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性，在偏好层面上表现为社会偏好；社会偏好与自利偏好及风险偏好(不确定条件下)构成了个体偏好的微观结构，给定这一偏好结构，个体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体的，这与传统经济学中纯粹的理性自利个体假定和完全的社会人假定区别开来；社会偏好与自利偏好以及风险偏好会相互作用，或者挤入(正向作用)，或者挤出(负向作用)，这种互动关系会影响社会成员的合作行为；社会成员偏好的微观结构会诱发内在的制度生成和演变，比如惩罚、声誉以及群体选择机制等，这些机制会和社会偏好一起对合作行为产生作用；给定社会成员偏好的微观结构，外生的制度设计也会对成员的合作行为起重要作用，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外生的奖惩制度是代表性的制度安排。

本书基于行为路径来研究社会合作问题，从现有的公共品博弈实验出发，通过实验室实验方法，探求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本书的主要思路是假定社会成员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个体，这体现在个体偏好的微观结构上。给定现实的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个体不仅具有自利偏好，而且具有风险偏好。遵从行为路径的思想，个体具有社会偏好，以体现其亲社会特征。这些偏好共同构成了个体偏好的微观结构。给定这一偏好的微观结构，不同偏好之间可能会相互作用，或者挤入(正向促进)，或者挤出(负向促进)。偏好的这种互动会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同时还会导致个体在偏好层面的异质性，进而造成合作行为的异质性。由此，我们可以从偏好的微观结构出发，理解和探索现实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合作与非合作现象。

在这一主要思路的基础上，本书从公共品博弈实验出发，研究具体的社会合作行为如何发生，以及如何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首先，我们建立一个基准的公共品博弈实验，考察社会成员在实验室状态下的社会合作行为，这可以从被试的公共品自愿供给(也就是公共账户捐赠)的结果加以分析和推断。其次，我们从两条主线出发，深入探讨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一条主线是制度的作用。引入制度路径的思想，制度影响行为。在我们的公共品实验设计中，将通过外生的奖惩制度来约束被试的行为，从外生的奖惩制度对被试自愿捐赠的影响推断其合作行为的性质。同时引入制度和演化路径的思想，从内生的惩罚制度出发，探讨被试在实验中自发的惩罚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种内生惩罚是如何影响被试的自愿捐赠(合作)的。第二条主线是偏好的作用。我们将探讨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被试自愿捐赠的影响，由此分析偏好的微观结构及其对社会成员的合作行为的作用。同时把行为路径与演化路径结合起来，分析声誉、群体选择机制等对被试自愿捐赠的影响，这种分析同样在一个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完成。

图1—2描述了本书的研究框架和主要思路。从图1—2可以看出，本书的出发点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体的偏好的微观结构，这一结构由自利偏好、风险偏好(不确定条件下)以及社会偏好组成。不同偏好之间会形成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公共品的自愿捐赠行为。同时在上述作用关系中，内在的惩罚机制和外生的奖惩制度会对关于公共品的自愿合作行为产生影响。群体选择机制和声誉机制同样会通过偏好的微观结构影响公共品的自愿捐赠。对这些环节的分析将构成本书后面几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