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舌诊发展史概要

舌诊的起源并不像其他的中医诊法那样久远。虽然在《黄帝内经》中已经记录了舌的一些异常表现，如舌卷、舌本干、舌本强、舌上黄，但当时仅仅把它视为疾病的一个症状。到了宋代，医生开始把舌苔作为伤寒病的一个主症，是辨证、用药的重要依据，但尚未把它提到诊法的高度。

现存的第一部舌诊著作《敖氏伤寒金镜录》成书于元代（1341年），从书名就可以知道，舌诊最初是用来诊断伤寒病的。

伤寒病，是古代中医对季节性急性感染性疾病的总称。中医认为伤寒病的病因主要是感受了自然界的风寒邪气，是一种发病初期以恶寒、发热、无汗、头身疼痛、咳喘为主要症状的疾病。

《伤寒论》总结了对伤寒病的治疗原则。对初期的病人，要祛除停留在体表的风寒邪气，方法是使用辛温性质的药物来发汗。对寒邪深入脏腑，损伤了人体阳气的病人，要扶助内在的阳气，以消散寒邪，方法是使用温热性质的药物来温暖振奋脏腑。

金元时期，出了一位名医叫刘完素。他指出：人无论感受哪种自然界的邪气，包括感受风寒邪气的伤寒病，一旦发病，所引起的机体抗病反应都是热性的，都可辨为热证。这就是刘完素著名的“六气化火”论（六气：指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根据这一认识，刘完素主张：外感病无论是表证还是里证，都要清热。为此，刘完素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清热方剂，至今还在应用。

然而，刘完素虽然提出了新的伤寒病病机理论，也制定了有效的治疗方药，却没能提出新的诊断热证的诊法依据。如何在以方测证之前，就能明辨证候是属寒、还是属热？这就迫切地需要发现新的、能够更有效地诊断热证的诊法。

那么我们要问，在舌诊没有诞生之前，是如何诊断伤寒病证的？

根据《伤寒论》的篇名目录，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等，我们可知，当时的医生，是将采集到的所有诊断信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证”（症），一类是“脉”。比如辨太阳病，除了脉象之外，望诊、闻诊、问诊的信息都被概括为证。

为什么要把诊断信息分为脉与证？

古人认为：诊脉是医生了解人体内在的脏腑、气血最重要的诊断技术。因此，在疾病诊断中，脉象所占的权重很高。诊病时，通常的做法是把其他的诊断信息综合在一起，与脉诊的结果进行对照。如果两者的辨证指向一致，可以确诊；如果两者的辨证指向有矛盾，则需要取舍，或者舍证从脉，或者舍脉从证，以判断脉与证哪个是更真实的。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代医案，其探讨或示教的重点，便是如何进行脉证的取舍。

问题在于，越是危重病或疑难病，证、脉不相符的情况就越容易发生，比如伤寒病的真热假寒证，脉不但不洪数，反而会表现为沉迟；再如伤寒病的真寒假热证，脉不但不沉迟，反而可以出现浮大脉或数脉。而且，脉诊技术不容易掌握，需要长时间的学习、训练与探索。因此，要准确地辨别外感病的寒、热、虚、实，就期盼着出现特异度更高的新诊法。

舌诊就是在这个时候，借助外感病辨证的新理论，从舌象的观察中提炼、升华出来的新诊法。《敖氏伤寒金镜录》的作者发现了红舌，以及同时伴随的舌上裂纹、红点、红星、舌苔干裂、舌疮等异常舌象与热证之间的内在联系。

之后，在1556年及1565年，明代著名医家薛己（立斋）两次刊刻了《敖氏伤寒金镜录》，使舌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明末清初，陆续出现了专门研究舌诊的书籍，如申斗垣的《伤寒观舌心法》、王景韩的《神验医宗舌镜》、张登的《伤寒舌鉴》等。这些书籍的共有特点是：以伤寒病为舌诊研究的对象，尝试建立诊舌的诊法体系。

以梁玉瑜《舌鉴辨正》为代表的舌诊专著，将舌诊的研究领域从急性外感病拓展到了慢性内伤病。

清末至民国时期，在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中西医汇通的舌诊专著，如《察舌辨证新法》、《国医舌诊学》等。这一阶段舌诊著作的特点是与西医学结合，以舌的解剖学为基础，对舌诊的原理提出新的见解，其中的集大成之作，为曹炳章的《彩图·辨舌指南》。曹炳章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差异是“西医重形迹，中医重气化”，舌诊既能采纳西医所重的形迹——关于身体结构的观察知识，又能保留中医所重的气化——关于身体功能状态的观察知识。因此，在这一时期，舌诊成为了中西医汇通的最适对象。

新中国建立后，中医进入了高等教育，舌诊成为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知识单元，极大地促进了舌诊在临床的应用与科学研究。1965年，陈泽霖先生出版了第一部舌诊的实验研究专著《舌诊研究》，成为现代舌诊研究的嚆矢。近20年来，计算机技术与数码摄影技术被应用于舌诊，图像再一次成为舌诊研究的重要载体。基于图像的舌诊客观化与规范化研究，将有力地推动舌诊的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