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汉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秦汉史，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才可望取得较高的水平。因此，这里有必要简略地介绍秦汉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秦汉史研究的历史

对于秦汉史的研究，应当说从西汉时代就已开始。在这两千余年的岁月里，从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方面考察，秦汉史的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1）西汉至南北朝时期；（2）隋唐到清以前；（3）清代到“五四”运动之前；（4）自“五四”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下就依次略述各个时期的研究情况及主要成果。

西汉至南北朝时期（前206年至589年）对于西汉至南北朝时代的人来说，“秦汉史”是那个时代的当代史或刚刚过去的近、现代史。当时的史学家研究秦汉史拥有许多优越条件，也有一些局限性。简单地说，其有利条件主要是：由于研究的对象时代过去不久，所见的资料流传时间不长，失真较少，有些人自身就是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所以具有后代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也正因时代缘故，当时的秦汉史研究者，与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或人物，都不免有感情上或人事关系上之牵连。在研究这个时期历史的时候，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个人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甚至偏见贯注于研究的过程中。这样，自不免影响其记叙或评述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利用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史料时，我们应当注意这一点。尽管如此，这时期秦汉史研究的成就还是十分辉煌的，尤其是基本史料的搜集、编纂工作，为此后两千余年的研究打下基础，是秦汉史研究的开拓阶段。这个时期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有三个方面：（1）专著；（2）对专著的补续及注释；（3）史论。

记载秦汉历史的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基本专著，绝大部分出现在这个时期，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以及《汉纪》《东观汉记》《后汉纪》等等。此外如《西京杂记》《楚汉春秋》《三辅黄图》等也是这个时期完成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首先是与较晚出的著作相比，史料翔实、可靠，内容丰富，其次是这些著作多系政治史，其他方面的内容较为简略，在观点方面多抑秦扬汉。由于此时期出现的秦汉史著作，乃是此后两千余年研究秦汉史的基础和主要依据，所以上述特点对此后的秦汉史研究也有重大影响。

对秦汉史专著的续补和注释的著作，主要有西汉时褚少孙补《史记》。关于褚少孙及其所补《史记》情况，在本书有关章节将详述。除此以外，在这阶段中，补《史记》者有十五家之多。《史通·正史篇》中提到续补《史记》者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这些作者所补之《史记》现在虽均不可考，但从中可以看出《史记》诞生后的影响及当时研究秦汉史之盛况。注释《史记》的第一家，为东汉延笃的《音义》（见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以后又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和东晋徐广、南齐邹诞生等的《史记音义》。相对地说来，此时期对秦汉史籍的注释仅仅是开始，成就有限。

总结秦亡汉兴历史教训的史论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史论的作者不仅有史学家，更多的是汉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及大臣、宰相。他们在发表政见之时，常常以秦汉历史为依据，所以不少对策、上书都具有史论的价值。最著名的为贾谊《过秦论》、陆贾《新语》、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仲长统《昌言》、崔萛《政论》以及曹元首《六代论》等。此外贾山、晁错、董仲舒等也有许多结合当时政治现实所发的史论，均见他们各自的著作及《汉书》本传。此外《史记》“太史公曰”、《汉书》之“赞”、《后汉书》之“论”，都留下了司马迁、班固、范晔十分有名的史论。

从隋唐至明末（589年至1644年）这个时期的一千余年中，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对秦汉史籍的注释，重点是对《史记》和《汉书》《后汉书》的注解，最重要的成果集中出现在唐代。

研究和注解《史记》的名著——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均出现于唐代。《史记索隐》共三十卷，前二十八卷为采辑前人注解，间参己意，详解《史记》原文。廿九卷、三十卷上半卷，是重写的《赞》，共一百三十篇。三十卷下半卷为《补序》及说明。此书补充、纠正《史记》叙事疏误之处颇多，贡献在《集解》《音义》之上。《史记正义》共三十卷（一作二十卷），是以唐经疏体例注《史记》。其中保存许多司马迁依据的原著资料、古代佚书、古文字，又多征引古地理著述。有的一条注文多至千余字，引书达九种之多，保存了一定价值的史料。因此《索隐》《正义》与《集解》历来被称为《史记》“三家注”，是权威性注释。

除“三家注”外，这个时期研究《史记》的著作还有多种，著名的有隋柳顾言、唐刘伯庄著《史记音义》和《史记地名》，唐李镇著《史记义林》等。不过，其影响均未超出“三家注”。

对《汉书》的注释至南北朝时就已有二十余家。但集大成者，则是唐代的颜师古。颜师古（581～645）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名籀。贞观中，为《汉书》作注，博采诸家音义，删繁补略，参以己说，对唐以前各家注释评较得失，进行了改正讹误、通顺文句、考据补漏和注音释义的工作，是为清代以前对《汉书》注的最高成就。

《后汉书》的注释，在唐代也出现了权威性著作，即李贤的《后汉书注》。李贤（653—684）字明允，唐高宗第六子，武则天生，初封潞王。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死，继立为太子，召张大安、刘讷言等共注《后汉书》纪、传，多参取南朝梁王规《续后汉书注》及刘昭、吴均《后汉书注》，共九十卷。其注着重训诂，引据之书颇多。也达到清以前《后汉书》注的最高成就。

清代至“五四”以前（1644年至1919年）这个阶段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就，乃是在考据之风盛行下对秦汉史古籍的整理、校勘和考订，有一批著名学者在这方面做出卓著的贡献。正如鲁迅所说的：“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花边文学·算账》）具体地说，其成就有下列两个方面：

（1）对秦汉古籍的校注、辨伪和辑佚。

在这方面成就较大的有惠栋、沈钦韩、周寿昌、王先谦等。

惠栋（1697～1758），著名的考据家。著述甚多。其有关秦汉史籍的著述，为三十岁以前完成的《后汉书补注》。该书初名《训纂》，后定名《补注》，盖补梁刘昭，唐李贤之注，其体例仿裴松之注《三国志》，援引诸家后汉史书，详为之注，并列出处，间加按语，以抒己见。《后汉书补注》比起唐李贤之注又前进了一步。

沈钦韩（1775—1832）著《汉书疏证》《后汉书疏证》。沈撰《后汉书疏证》时，惠栋已撰成《后汉书补注》。因惠氏稿本未刊，沈无由得见，所以沈书与惠书“各抒其所得”，各有所长。沈书以考订名物、正谬补缺、通畅事理见长，于地理部分疏证特详。唯沈氏之《汉书疏证》中地理一志，未遑成书。

周寿昌（1814～1884）著《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主要是对版本、字句之校勘，文字之诠释，史事之考订。又著《后汉书注补正》，旨在正唐李贤注本之失，补惠栋补注之所未及与失误者，共有考订二百余条。

王先谦（1842～1917）为清代考据学之大家。他将唐李贤对《后汉书》所作之注与惠栋之补注合并，而以惠注为主，广征古说，编成《后汉书集解》。此书不仅详细校核了《后汉书》之版本，而且勘合纪、传异同，纠正记载中之讹误，对名物、典章制度也作了较详细的诠释，是注解《后汉书》最高水平的著作。此外，王先谦还著《汉书补注》一百二十卷，其内容、价值与《后汉书集解》相当。

除上述诸家外，有清一代整理秦汉古籍的学者还有许多，如侯康、沈铭彝等等，不一一赘述。

（2）对史书和史实的考订。

这是清代学者研究秦汉史的另一方面贡献，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钱大昭、陈景云、孙渊如、全祖望、徐松、章宗源等等。同上述惠栋等学者一样，钱大昕等人所考订的古籍和古史的范围很广，秦汉只是其研究中的一部分。这里仅就其有关秦汉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绍：

钱大昕（1728～1804），著《廿二史考异》，其中有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考证。《廿二史考异》出版后，陆续又有所得，他又将有关《史记》《汉书》《后汉书》者编为《三史拾遗》五卷。

王鸣盛（1722～1797），著《十七史商榷》，其中有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之考证。所谓“商榷”乃为对有关史书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与《廿二史考异》可相互补充。

赵翼（1727～1814），其名著《廿二史札记》中有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考据。《廿二史札记》与上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三书为清代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学者视为“读史者之津梁”（见王利器辑《越缦堂读书简端记》）。

至于专门从事一部书或对书中部分内容进行考证、注校的作者和著作则很多，其重要的有：钱大昭《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陈景云《两汉书订误》；孙渊如《史记天官书考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徐松《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等等。

有关秦汉时代史籍和史迹的考据，在清代成果甚多，除上述列举的以外，有影响的还有：李慈铭《汉书札记》、朱一新《汉书管见》、陈树镛《汉官问答》、杜贵墀《汉律辑证》、陈澧《汉儒通义》、梁玉绳《汉书人表考》、李光廷《汉西域图考》、汪士铎《汉志释地略》、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强汝询《汉州郡县吏制考》、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成儒《史汉骈枝》、李慈铭《史记札记》、梁玉绳《史记志疑》、崔适《史记探源》、邵晋涵《史记辑评》、林伯桐《史记蠡测》、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练恕《后汉书公卿表》、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姚之骃《后汉书补逸》、何若瑶《后汉书注考证》等等。

清末学者中王国维和梁启超应占特殊地位，他们在史学领域中的成就，早已超出乾嘉考据学的水平，达到以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资产阶级史学“奠基人”的崇高地位（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他们在秦汉史方面的著作虽然不多，但皆为扛鼎之作，如王国维对简牍研究的著作以及《汉代古文考》《西域井渠考》，和梁启超的《淮南子要略书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汉书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等，都不失为学术宝库中熠熠闪光的珍珠。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19年至1949年）这是一个转折的阶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秦汉史的研究也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

首先，在理论指导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成为研究秦汉史的重要观点之一。因而，对秦汉史的研究开始突破对史料的搜集、考证和对具体事实的考据，走向宏观探讨，即对规律性的探索。这个时期对秦汉史的研究，多是作为探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的一部分内容而提出来的。如在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战时期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由于所争论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必定涉及秦汉时代的社会性质，所以秦汉社会性质就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这是以前封建史学家从未接触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三种意见：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秦以后的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这样，秦汉当然是封建社会性质；另外以李季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秦汉是“前资本主义性质”；还有人认为秦汉时代属于“奴隶社会性质”，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君权社会”，等等。以上各种论点均可在《读书杂志》上刊载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找到。这种争论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

自“五四”后，秦汉史研究中的另一新课题，是对经济史的研究。大批的学术著作，已突破以前“食货”的概念，开始用近代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秦汉经济。重要的专著有：陶希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新生命书局1936年出版）；王恒《汉代土地制度》（正中书局1945年出版）；马元材《桑弘羊及其战时经济政策》（中国文化出版社1944年出版）。至于在经济史专著如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中涉及秦汉的部分，及散见于各刊物上之论文更多，不一一备举。

至于秦汉政治、文化、思想和各种制度的研究也无不具有这一时代的特点，单纯考据性的研究逐渐为探索规律、阐明因果和与时代相联系的研究所取代，成为秦汉史研究的主流。其论文和专著甚多，不便一一备举。

这一时期出现的，综合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新体例写的秦汉史著作，较为有影响的有四部：吕思勉《秦汉史》上、下（开明书店1947年出版）；马元材《秦史纲要》（重庆大道出版社1945年出版）；李源澄《秦汉史》（国立华北编译馆出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重庆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上海大学出版公司1947年出版）。其中吕思勉和翦伯赞著的《秦汉史》1949年后均有再版。

综上所述，秦汉史研究在两千余年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史料的整理、考据，这方面的工作在清代达到最高的水平；二是宏观研究、规律性的探索，这方面的工作自“五四”以后才刚刚开始。但是上述两方面的成就对今天秦汉史研究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当前我们研究秦汉史的基础。

二 秦汉史研究的现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秦汉史的研究出现以下几个特点：（1）中国大陆境内秦汉史学者多数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展开讨论，取得可观的成果；（2）由于近年来秦汉文物、古迹的陆续被发现，使秦汉史研究同考古、文物研究的结合更加紧密，在国外，引起更多的学者注意对秦汉史的研究；（3）当前，同其他断代史一样，秦汉史研究领域也面临着理论和方法新探索的问题。以下就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尚待研讨的问题简介如下：

主要研究成果 30多年来，秦汉史研究的成果累累，这里仅将其中以专著形式出版的书罗列于后：

在国内出版的秦汉史专著有：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劳干《秦汉史》（台湾华冈有限公司1952年出版）；钱穆《秦汉史》（1957年自印初版，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承印，1969年三版）；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等等。

在日本出版的秦汉史著作，主要的有：大庭脩《秦汉帝国的威容——图说中国历史2》（讲谈社1977年出版）；西嶋定生《秦汉帝国》（讲谈社1974年出版）；永田英正《国际世界的历史·秦汉帝国》（学习研究社1979年出版）；松丸道雄、永田英正《中国古代文明之成立》（讲谈社1985年出版）等等。

除综合性断代史外，还有更多的专史出版，标志着当前秦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这些专史中影响较大的有：安作璋、熊铁基合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秦汉部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等等。以上各专著从书名就可知其大致内容，限于篇幅，不一一述评。

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1949年后史学研究的新领域。除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已在各个学术刊物上发表以外，已出版的专著即有六种。其中刘开扬《秦末农民战争史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一版，1979年二版），是专门研究秦汉农民战争的著作。而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和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也是专门论述秦汉农民战争的。

研究社会生活和文明史，是近数年来中国史学界开始注意的课题，这方面的成果在秦汉史领域中尚不足。但也有两本专著出现：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

秦汉史的史料整理、研究工作成果更是极其显著，除有一批史书如《史记》《汉书》等已标点、整理重印以外，更多的研究性专著或根据专题编纂的史料的出版，给探索秦汉史各项专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主要的如：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一版，1979年二版）；《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安作璋《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等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秦集史》是马非百先生从三十年代就开始收集的一部有关秦自建国直至灭亡的史料汇集。此书采用旧史的纪传体形式，将各类史料按“纪”“传”“志”“表”四个部分编排，并用“编者按”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料集。

此外，还有一大批历史人物传纪，如秦始皇、汉武帝、桑弘羊、刘秀、王莽、司马迁、班固、张骞等，和各种论文集如《秦汉史论丛》《汉简研究文集》等，都先后出版，不一一备举。

港、台地区出版的秦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专著也相当可观，著名秦汉史学家如劳干、严耕望、陈槃、杨联陞等，均有多种论著问世。限于篇幅，不能详细介绍。台湾马先醒编《汉史文献类目》（台北，简牍社1976年出版）中，收录有港、台学者发表的有关汉史研究的论著目录，可供检索。日本和欧美学者近十余年对中国秦汉史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可参阅山根幸夫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入门·秦汉时代》（山川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中国史研究动态》中有关介绍。这里从略。

主要探讨的问题 近30年来，秦汉史研究中所讨论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有的是1949年前学术界争论的继续，大部分则是新提出来探讨的。其中，经过史学界的研讨，有的已经得出一致结论，更多的问题则尚在讨论中。但不论有无一致看法，所有提出的问题都较以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现将其主要的罗列于后，以供参考：

（1）秦汉社会性质的研究。这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至今仍无一致结论。目前，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a）秦汉社会为奴隶社会性质；（b）秦汉为封建社会；（c）秦为奴隶制，两汉为封建制；（d）东汉以前为奴隶制，东汉以后为封建制。这四种说法分别以尚钺、郭沫若、赵锡元和郑昌淦四位学者的论点为代表。港、台地区学者多数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这样的概念概括秦汉社会性质，如有的只是认为秦汉社会“属于自由民身份的奴婢制度”（见刘伟民《中国古代奴婢制度史》，香港龙门书店1975年出版）。日本学者则多数认为，秦汉应属奴隶社会，或称“父家长奴隶制”（见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和构造》），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以“专制社会”或“极权社会”等概念概括秦汉社会性质。欧美学者的观点与港、台地区及日本的学者多相似。这个问题与史学理论有密切联系，故短时期内恐难于取得一致意见。

（2）土地制度的研究。这个问题包括许多方面。一是秦汉时期土地所有制性质，主张秦汉为奴隶社会者，自然认为秦汉时期土地所有制为奴隶主所有，主张秦汉为封建社会者，则坚持认为当时的土地为封建地主所有。另一方面在封建论者内部又有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不同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秦汉时期封建土地国有为支配形式（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载《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有的学者则认为地主土地私有占支配地位（见林甘泉《论秦汉专制主义经济基础》，载《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还有的学者认为国有、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三种所有制形式同等重要（见赵俪生《试论两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载《文史哲》1982年第5期）。除土地所有制问题外，对秦汉时的“公田”“假田”“爰田”以及与土地制度有关的租佃、赋税、徭役制度的研究，都有一些论著发表。

在国外学者的论著中，日本学者提出的“豪族论”和“共同体”问题，很值得注意。

（3）农民战争和汉初政策的研究。在研究农民战争问题时，国内多数史学家更多地注意到秦汉农民战争性质和作用问题。一部分人认为，秦汉农民战争只是反对暴君污吏，不反对整个封建制度，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农民战争所反对的是整个封建制度。秦汉时代的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进步，这是绝大多数史学家都肯定的看法，但在如何推动历史进步这个问题上，则存在很大分歧。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部分史学家主张，由于秦末农民战争迫使西汉初年统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才使社会经济取得迅速发展；而以孙达人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史学家则认为，农民战争过后，统治者只有“反攻倒算”，绝无“让步”，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于：在战争中众多的劳动人民摆脱了统治者的控制，从而使生产力得到发展。除上述问题以外，国内史学界对秦汉农民起义的纲领、口号、政权性质，黄巾起义与宗教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专著、论文都很多，在此不赘。

（4）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问题。这是近年来秦汉史学界探讨得较多的一个问题。自秦建立起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的作用如何，其经济基础是什么，在史学界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有关的研究和讨论专著、文章很多，本书将分别在有关章节加以介绍。

（5）对秦汉时代各阶级、阶层的研究。如对“奴隶”“隶臣妾”“豪强地主”“儒生”“游侠”“自耕农”“佃客”“苍头”“刑徒”等的身份、阶级属性、来源、特征，以及在社会政治生活和生产中的地位作用等，都有一些论著发表。其他还有对个别人物、事件的研究、考证和评价等，都有过十分有益的争论和探讨。这里不一一罗列。本书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史学界各方面的成果编著成的。我们学习和研究秦汉史也必须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前进，才能取得较高的成就。

对秦汉史研究的展望 虽然近30年来对中国秦汉史的研究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但就国内研究的现状来看，有待开拓和探讨的课题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近年来国内不断发现出土的大量秦汉文物、古迹，为秦汉史的研究提供了空前宝贵的资料，也为秦汉史研究提出更多的任务。因此，秦汉史的研究领域宽阔，大有可为。

毋庸讳言，秦汉史研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有的是史学研究中共同性的问题，有的则属于秦汉史研究中特有的。

史学理论急需进一步深化、加强，史学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这是属于史学研究中共同性的问题，秦汉史的研究也不例外。这个问题中国史学界近年来讨论得很热烈，许多年轻的史学家已作出不少有益的尝试，无须在此赘述。

文献资料相对较少，则是研究秦汉史中特有的困难。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具体到秦汉史的资料上，则不尽如此。比起唐以后的各个时代来，秦汉时期为我们留下的、可供研究历史的文献资料是相对地少多了。如前一节所述，现有资料其中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而这些史书又是人们较为熟悉的。所以要在这数量不多、而又为人所周知的资料中，搜寻被前代史学家遗漏的史料而有所发现，确是十分困难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除加强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以对原有的文献资料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利用外，更重要的是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所谓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无非是两条途径：一是对以前未被利用的资料认真加以鉴别、研究，发掘其中可供秦汉史研究的史料。如有一批古籍长期被视为“伪书”，而被史学家弃之不用，事实上有些书并不“伪”，或非全“伪”，只不过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添进后人的作品，即使后人伪造的古籍，其中也多少保存了一些可信的史料，只要我们思想明确，细心爬梳，在这些古籍中亦不乏可利用的史料。前面列出的《西京杂记》即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这不是主要途径。

更重要的新资料来源应当是考古新发现，尤其是近十余年出土的秦简、汉简、帛书及有铭文的礼器、兵器及其他文物。这些史料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们数量多，如秦汉简牍就数以万计，内容丰富；而且这些文物上的文字不像现存古籍上的文字那样，经过千百年无数次的辗转传抄，讹误在所难免。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多系第一手材料，保存着书写时的原始状态，其史料价值尤为可贵。所以，应当更加重视对考古、文物资料的利用。在秦汉史领域中，某些方面的文献资料极少，而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资料则可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如有关秦代法律的文献资料几乎没有，因此以往不可能有研究秦律的系统的著作出现。而自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后，大批研究秦律的论文纷纷发表，而且出现了系统的、有相当分量的专著——《秦律通论》（栗劲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说明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为秦汉史研究提供的史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秦汉史的研究不断吸取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就可以弥补文献不足的缺憾，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极丰富的资料供研究、利用，这是今后研究秦汉史的重要途径。本书虽力图沿这条途径进行探索，将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结合起来研究，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所作未必尽妥，有一些最新考古成果尚未能吸收，只好期待以后再修改、补充了。可喜的是，在中国史学界一大批青年学者正在从事秦汉史方面的研究，他们不仅力图在理论观点上有所深入，而且尝试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统计学，甚至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研究方法，来研究秦汉史。在探索的过程中，大家愈来愈重视考古、文物资料与传统文献史料的结合。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秦汉史研究园地一定会展露新颜，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