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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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差别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发现90年代以来各主要经济指标泰尔指数的区域分化逐渐下降,但近些年有区域分化扩大的迹象。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总的泰尔指数反弹和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拉大的指标: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种,总的泰尔指数在下降,但具体区域的泰尔指数近年出现反弹,区域差距扩大:居民消费水平、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从各指标的泰尔指数层面来看,还是或多或少的出现区域分化加剧的情况,而尤以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化为甚。而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指标被认为是反映区域差距的最好指标,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包含转移支付部分,其区域差距已经被人为缩小,为了各地区真实的区域差别情况,还是以人均GDP可能更为合适。

分析了人均GDP是否具备收敛或者趋同效应,分析周期不是太长时,研究周期在1990—2016年时只有东部地区人均GDP具备β-收敛,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具备β-收敛。当把周期延长,研究周期在1978—2016年时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具备β-收敛,只有西部地区不具备β-收敛。全国30个省份是不是具备区域β-收敛和分析的周期长短有关。只要分析的时间足够长,区域分化都将具备β-收敛,并进而到区域整体经济收敛,而经济增长是解决区域差距的根本途径。

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是人力资本、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城市化率、市场化程度、医疗条件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规模效率对人均GDP的趋同具有正向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对人均GDP的趋同具有异化作用,其原因一方面是产品输入和产品输出的不对等;另一方面可能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巨大反差造成的。

当考虑发展前景相关因素时,除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不显著外其他因素发挥相似的作用,而发展前景、经济增长、增长可持续性、人民生活等几项指标均同时对人均GDP的趋同有正向作用,只有政府效率一项对人均GDP具有异化作用,其原因有二:一是政府支出或者转移支付方面不是特别合适,导致某些地区要素扭曲,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二是东部和中西部的政府效率方面的较大差距。

分析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趋势向上和下行两种情况导致的区域分化,并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二)政策建议

通过区域经济收敛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力图破解区域差别过大和地区分化加剧的难题,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增长和挖掘新的增长动力的内在机制。

1. 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1)人口因素的变化会降低经济增速;(2)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3)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如果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能得到提高,整体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会降低;(4)城市化率超过57%后投资率下降、投资效率降低,同时资本存量增长减速同样会降低经济增速;(5)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放缓,要素分配会更趋向于劳动要素,将会引致劳动要素分配份额上升,这也即意味着潜在增长率的继续下降。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最为有效的缓和经济增速下降过快的措施。

2.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中国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以前的接近30%,下降到现在的16%左右,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了约50%。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要保持在6%以上,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超过30%。经济增长的要素资本和劳动部分的正向作用已经不是太明显,大力促进技术进步和TFP增长,加强技术创新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稳定的关键。

3. 注重人力资本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注重人力资本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因素在增长较低阶段对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过大,并且劳动力增长和劳动参与率均出现拐点,各个省份应更多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形成人力资本和知识拉动型增长模式,实现增长动力机制转换。

4. 提高资本效率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复建设和低效率的核心是由于政府主导的低价工业化模式(张平、刘霞辉,2007)所诱致的企业低效率的风险累积。在有利的开放环境下,累积风险通常为高增长所吸收,但是由廉价劳动力和资本等自然资源价格扭曲支撑的高投资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中国经济要完成从高速度增长向高效率增长的过度,建立低效的企业市场出清机制将是必由之路。低效的企业市场清算机制是重要环节之一,是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产业组织结构的深度调整也意味着制造业部门摆脱高投资驱动、低成本国际竞争的模式,让制造业增长方式逐步转型到高效率竞争路径上,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根基,这其中的关键一环就是要提高资本效率。

5. 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产生显著的增长动力

地方政府努力水平虽然在短期能显示出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却对增长动力造成损害。因此改善政府治理,抑制政府腐败,使地方政府绩效目标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转变,为中国各省在当前连续减缓时期挖掘新的增长动力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6. 构建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

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除了上面的措施之外,更需要构建经济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第一,首要突破的障碍即政府主导型运行模式,构建“经济带”必须建立在市场主导基础上。第二,促进要素的自由充分流动,即人、财、物的自由充分流动,具体障碍有:户籍制度对人员流动阻滞、金融制度对民间信贷融资的壁垒以及各自为阵的区域政策对物流畅通的空间壁垒。第三,建立地方政府间新型合作机制,克服多年来“诸侯经济”区域政策下的利益本地化,使之有效融入“大区域”发展规划。第四,要形成区域发展的新评价与激励机制,弱化“唯GDP”论的经济增长评价标准,并强化生态环保指标和社会公平指标,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与绩效。第五,各级区域要成立区域政府官员综合协调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以落实政府间新型合作机制,并共同制定其区域发展规划与产业布局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