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天籁

看英国广播公司录制的一个英国小说家自述的专题片In Their Own Words，里面竟然神奇地播放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段早期广播录音，还有赫胥黎、威尔斯和福斯特等人的黑白电视影像和录音，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可惜那个时代劳伦斯对电影和广播抱以不可思议的科技恐惧心态，别人邀请他去电台录音他断然拒绝了。所以至今我们只能看到他有限的照片而听不到他的声音。

看着那一代作家的影像，听他们的声音，我就想到中国早期作家有多少留下声音和影像的？随着网络的发达，有幸听到了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与美国电台主持人的对谈录音，人到中年的林语堂声音还像个20多岁的学生，英语流利雄辩，思路敏捷，地道的英音夹杂轻微的中国南方人口音，与他当时形象儒雅的照片很是一致，听着十分享受。

随后我又搜到了年轻的老舍在英国时录制的灵格风中文教材，结果令我惊诧。我想象中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的老舍，录制教材时说的竟然是我们习惯的那种20年代电影中的国语，基本没有京腔京韵。后来更令我吃惊的是老舍先生50年代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时，也是这种老派的国语。我怀疑老舍先生平时说话也这样吗？有熟悉老舍的人告诉我说老舍平时说话确实没什么很重的北京腔。这让我感到遗憾。看来老舍的日常言语已经很书面化了，而他真正“说”北京话时，只能是在他的小说里，让那些小说人物讲京腔了。

但有趣的是我试图在《四世同堂》里的叙述语言和各色人物的对白中寻找老北京话，结果也是比较失望的。老舍的叙述语言基本上是标准的现代汉语普通话，除了个别老北京的称谓和一些老物件、老行当的名词是老北京话外，很少我们熟悉的那些“京片子”。如果说其京味特色，那也是在语流、语感和字词的组合上能令人感到深层次里的北京话特色来（如“大节下的”等），表层上的北京俚语、俗语和歇后语反倒并不明显，也就是说想通过读老舍的叙述语言学习现在网上流行的“北京话考试”里的各种复杂的老北京用语，基本是不可能的。

我想这和老舍长期在外地和国外生活有关，也与他在小说叙述上的节制有关——叙述语言京味太重，可能怕南方读者在接受上有障碍吧。但我确实还是想听到老舍先生自己的老北京腔。可惜，我们是听不到了。

30年前我开始的老翻译家采访活动基本都是带着耳朵和笔记本去“听写”，回家来根据笔记和“音容笑貌”写作一篇篇采访录。原因也简单，那时没有录音机和摄像机，我无法想象如果当初又录音又录像地忙乎，那些老人会不会言谈举止还那么自然，还能不能深入地吐露心声？无法设想这一切，只觉得那时我与他们对坐，随便问，随便插话，全然是无主题畅谈。回想起来，似乎“音容笑貌”依旧印象深刻，而随着时光的流逝，留在我脑海里的似乎主要是他们一个个独特的声音了。

这里面萧乾先生有点像老舍，一个老北京人的京腔几乎荡然无存了，倒是夫人文洁若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腔依旧浓酽。梅绍武和屠珍夫妇也是这样，梅先生一点京腔没有，屠珍先生的老北京话几乎可以当成活教材，那天她突然说“户铁儿”，令我一惊，我还是第一次听现实中的人把蝴蝶说成“户铁儿”呢。而傅惟慈夫妇则双双讲老北京话，那么地道，那么酣畅淋漓，其实老夫人是唐山人，青年时代来的北京，结果说一口韵味十足的老北京话。

杨宪益先生根本不再有天津口音了，但说起家常话来倒是地道的北方话。那天巫宁坤先生去看他，他要留巫先生吃个便饭，居然说，家里还有包子，“熥一熥”。整天说英文的杨先生竟然还用这个土语呢！

那些南方的知识分子讲的基本上都是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杨绛先生讲的是无锡口音的北京腔，听着语感都是北京话，但就是发音里带着无锡音，很有意思。巫宁坤先生会自嘲地说他们这些从南到北，从国外到国内的人“没有办法，我们说的都是neutral language，没有任何特色了”。

经常脑子里会放这些录音，感到当年采访他们每次不仅是思想的盛筵，还有这美妙的声音，余音袅袅至今不肯散去，十分享受。如果当初录音录像，他们一定要端着架子字正腔圆地说些书面语，绝不会有这些自然亲切的天籁之音留在我脑海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