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家营造成文化的港湾

家庭生活在儿童生长的每一个时期，不，在人的整个一生中，都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福禄培尔

一个称职的家长至少应懂得一些家庭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应懂得营造必要的家庭文化气氛，经常开展一些家庭文化活动。

家庭文化是家庭成员的知识、思想、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方式等主观因素的综合。“家长的文化素养和家长受教育程度有密切的关系。但家长的文化素养并不等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1]好多家长认为自己缺乏艺术天赋，五音不全，何谈家庭文化的建设？有这种想法可就错了，因为家庭文化不单是指唱唱跳跳的文艺活动，还应表现为家庭中文化设施的添置，文化科学知识的提高，伦理道德的升华，审美情趣的拓展，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文明，生活方式的科学高雅，家庭成员的和睦融洽，家庭气氛的良好规范等方面，并能够通过各种文体活动增进家庭中每个人的身心健康。鲁迅曾说过： “文学家的孩子先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先认识斧锯，军事家的孩子先摆弄刀枪。”^[2]说明家庭的陈设、物品以及家庭成员的活动，都对孩子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加强家庭文化建设，对个人的幸福、社会的进步都是有益的，高尚的家庭文化有助于提高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就个体发展而言，家庭文化是孩子所汲取的第二份精神养料，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奶酪。家庭文化的点点滴滴，不仅是儿童认知生活的教科书，还是儿童接受某种观念、建立某种行为方式的参照物；家庭文化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儿童心灵徜徉的泳池，还是儿童形成良好性格的强化剂；家庭文化的诸种因素不仅对孩子辨别是非具有指导意义，也对孩子践行真善美具有监督作用。

美国心理学家对4000名7岁儿童的调查表明： 和睦家庭中的孩子远比气氛紧张家庭中的孩子智商高。有的年轻父母对孩子说话习惯粗声大嗓，生怕他们听不进去或听不明白，殊不知这样的高声调对孩子的听力和思维很不利。有的父母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有的父母发现孩子的缺点和错误就训斥和体罚，使孩子心理紧张，产生忧郁和惊恐，性格孤僻、冷漠、消极。^[3]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孩子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4]家长是家庭文化的创造者、组织者、实践者、传播者，家庭文化一旦形成言论环境，就会对人的言行形成制约力。家庭文化的制约力越大，社会上的越轨行为就越少。家庭文化中的重大价值观念在家庭成员中间形成认同后，就会成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黏合剂，会促进家庭内部的和睦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

邓拓为了培养儿女们对文艺、绘画、书法的爱好，经常开家庭文娱晚会，举办家庭小画展，陶冶他们的情操。

1957年的一天，孩子们从寄宿小学、幼儿园回来了，邓拓夫妇和儿女们欢度周末。他们聚集在客厅里，首先由邓拓的父亲用闽南语朗诵自己喜欢的岳飞的《满江红》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接着邓拓的爱人丁一岚招呼孩子们： “现在请阿壮唱歌。”六岁的小儿子就稚声稚气地唱起来： “蝴蝶，蝴蝶，穿着花花衣……”小儿子唱完后，七岁的女儿小虹也大大方方地唱起幼儿园学的儿歌： “太阳红红天空照，小鸟小鸟起来了。站在树上吱吱叫，见了朋友道声早！”已经上了小学的长子小云被父亲请起来朗诵： “我自幼生长在沂蒙山上，今天巡逻在祖国的海洋……我熟悉了海洋，战胜了海洋……”邓拓夫妇不断为儿女的歌声鼓掌，欢乐的声音飘出门外。

“今天是1963年9月8日。我们全家围在麦克风前。现在……”没等妈妈说完，已经长大的孩子齐声高声地喊道： “现在请妈妈唱《游击队之歌》。”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太行山打过游击的丁一岚同志便豪爽地唱了起来。歌声飞入孩子们的心田，脑海中浮现出抗日烽火年代父母出生入死英勇战斗的形象。这歌声是言传，更是身教。

唱着，唱着，一支歌接一支歌。孩子们歌唱方志敏、杨靖宇，还唱《只怕不抵抗》《团结在一起》《我们走在大路上》，个个雄壮豪迈，神采飞扬。父母都是关心世界风云的人，孩子的态度，从他们的歌声中也可反映出来。几个小不点儿的孩子沉郁悲壮地唱起《黑非洲》，大哥大姐合唱《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接着，孩子们要求爸爸朗诵，妈妈担任了义务报幕员： “第一首，《浪淘沙·为纪念雷锋而作》。”邓拓带着浓重的福州口音，朗诵着自己的词：

血泪痛无穷，恨煞牧童。

参军入党育英雄。

二十二年生命史，

气壮长虹。

忘我表高风，殉职全忠。

平凡伟大一心红。

儿女万千相继起，

学习雷锋。

父亲的词深沉悲壮，是对雷锋的歌颂，是对儿女的嘱咐。朗诵刚罢，一岚同志又用欢快的调子，率领孩子们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虽然这些只是邓拓家庭晚会中的几个片段，但从这些片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拓同志是多么善于通过营造家庭文化来教育自己的儿女。^[5]

[1] 赵忠心:《家庭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2] 姚玉兰: 《浅谈学习陶行知创造教育理念》，新浪博客，2007-10-8。

[3] 周义玲: 《家庭气氛与孩子智商》，《中国体育报》，1994-05-05。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8页。

[5] 吴玉红:《受用一生的资本》，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年，第186—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