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浴血而生的高卢人
这是一个充满鲜明对比的时代。
彼时，灵性与极端的残忍共存。
中世纪的世界似乎从未真正远离法国；它仍在许多城镇中流连忘返，而这些地方以大教堂为关键特征，就像沙特尔与桑利斯。在诸如萨拉维小镇与阿维尼翁市这样的城镇中，中世纪景观成了老城区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景观尤其引人注目地存在于筑有防御工事、处在围墙之中的城市里，例如洛什与卡尔卡松。就巴黎自身而言，抛开巴黎圣母院与圣礼拜堂不谈，中世纪的世界还回荡在巴黎的拉丁区之内。这里之所以叫拉丁区，是因为在中世纪时，拉丁语是索邦大学学生的通用语。而且，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依然如此。诸如“高中毕业会考证书”（baccalauréat，高等学校证书）与“学士学位”（licence，文学士学位）一类的学衔便可追溯至那个年代，一些传统礼节、贵族称号与授衔仪式惯例也是如此。
诚然，中世纪这整个时期在千百年间被行吟诗人、历史小说家，不消说还有好莱坞，浸润在浪漫的柔光之中。它唤起了人们脑海中许多程式化的形象：尊贵的国王与优雅的王后；石头或者彩色玻璃上虔诚的面孔；具有骑士风范的十字军英勇地对抗异教徒；在皇家竞技场上，手持危险的长矛飞奔向对方的重甲骑士们；透过城堡高塔的狭长窗户，贞洁的淑女向下望着郁郁寡欢的情人，情人身着紧身短上衣与紧身裤，两个裤腿颜色不一，他们还穿着长得出奇的尖头鞋。这是一个充满鲜明对比的时代。彼时，灵性与极端的残忍共存。大教堂中流露出对宗教的热忱，试图为短命的人们提供一种确定性。当时的人们受变幻莫测的收成、瘟疫与连绵不绝战争的支配。这样一个时代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
生活质量由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决定，而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又主要取决于封建王国在多大程度上能给人们带来和平与稳定。但是，卡佩王朝的国王们花了超过100年才开始稍微控制住了一个如拼图般混乱的三级王国。构成王国的三级中，皇家属地、法兰西岛与奥尔良地区是第一级；第二级是封地、历年间赏赐给这个或那个国王的儿子们的土地—如果在位者或曰小国君主死后无嗣，那土地就会重新回到君王手中；第三级就是像吉耶讷与佛兰德这样的大面积省级封邑，这些地方在表面上属于王国，实际上它们却是独立存在的。整个11世纪的历任国王都没能制约住皇家属地内部的无序，他们所面临的难题同样不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法兰西—人们还无暇编织这个梦想—而仅仅是怎么让这个封建制度运作下去。他们并没有一手好牌可打。
当时的国王们通过教会在兰斯为他们举行的加冕仪式获得了认可，树立了道德权威。加之人们认为国王具有神力，可以医治瘰疬或曰“国王的祸害”（king's evil），于是国王的道德权威性进一步加强。对于王国内的所有贵族来说，国王是政治上的宗主，或者说是封建领主。如今，一些封臣在世代相传的地产上，安坐在自己宏伟壮观的新城堡中，好不逍遥。面对这些日益独立的封臣，国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再者，就像在王位继承战中引发了诸般争端一样，为多个儿子分配封地的惯例也在小贵族间挑起了持续不断的私战，而这些小贵族平常除了摆出一副骑士派头外，也没什么事可干。
因此，11世纪是强盗横行、长期斗争、社会整体处于无序状态的时代。直到最后，全靠教会实行“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来试图限制流血事件的发生。这一举措规定，在星期三傍晚至星期一清晨之间打斗是有罪的—同样有罪的是牧师、僧侣与女性在一周之内任何一天的打斗行为—但是，实际上教会合法化了一周中其他三天的打斗。此外，教皇乌尔班二世仍谴责了贵族阶级之间的暴力行为，并试图“把强盗变成骑士”。公元1095年，在克莱芒会议上，教皇向信众发布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号召，呼吁他们向前冲，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
这是在接下来的200年间，来自欧洲的8次十字军东征中的第一次。每一次十字军东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提供了一项全球性事业，使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而且，它们将破坏力向外疏导，用于打击一个共同的敌人—被妖魔化的异教徒。它们开辟了贸易路线，由此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十字军东征也将新观念引入欧洲文化之中。卡佩王国尤其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名大振，因为第一次东征是在法兰西境内宣告成立的，而且卡佩王国为这次事业贡献了布永的戈弗雷，以及腓力一世国王（1060—1108年在位）之弟—韦尔芒杜瓦伯爵于格一世等领军人物。并非所有的十字军成员都是骑士—事实上，在40000人左右的十字军中，大多数“拿起十字架”的是农民。他们受到了这场永生难忘的冒险的吸引，而这场冒险又披着末日启示的外衣。诚然，圣战往往就是这样。在圣战中，绝对的信仰必将敌人定为邪恶或者毫无价值之物。对双方来说，这场为期3年的远征都是一次你死我活的较量。教皇乌尔班二世向十字军许诺，所有在这场东征中战死之人的罪行都将得到赦免。十字军抢劫、屠杀平民，还按当时的通行方式犯下了其他滔天大罪。但是，十字军也巩固了卡佩王朝的统治，它不仅将卡佩王朝与一个高贵的传说联系在了一起，还在更加实际的方面对王国有所助益。
十字军的东征产生了意外结果—削弱了贵族的权力。许多贵族在异国他乡被杀害或丧命，另一些人则因装备私人军队进行为期过长的远征，而倾家荡产。与此同时，为军队提供装备的工匠与商人们却从中获利不少。事实上，一个新的贸易阶级出现了，他们憎恶封建制度的重重限制。工匠们自行组织起来，形成了行会。他们还把自由城镇统一起来，试图逃避缴纳封建税费。因此，君主如今有了一个潜在盟友，即在发展中的城镇里涌现出的新兴商业阶级。利用这一点的第一人是极度肥胖却精力充沛的“胖子”路易六世（ 1108—1137年在位）。他开始给城镇颁布皇家特许状，以在自己试图控制社会普遍的混乱无序状态时，换取来自城镇民兵的支持。20年间，他都主要忙于镇压强盗行为、围攻躲在城堡中的强盗贵族，以及惩治为凶作恶之人。路易六世有儿时的伙伴阿贝·絮热（Abbé Suger）为他建言献策，而且教会与农民也站在他这一边。当他把权杖交给儿子—非常虔诚的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时，树立国王威信的任务已大体完成。
然而，君主政体的强化开始带来两个更大的问题，它们将在13世纪、14世纪时变得日益紧迫。第一个问题是与梵蒂冈的关系，以及梵蒂冈对法国教会的控制程度。尽管路易七世是虔诚的信徒，但在布尔日大主教的人选上，他拒绝接受教皇提名的候选人，而有自己中意的人选。此事导致教皇颁布了禁行圣事令，并引发了路易七世与香槟伯爵之间的战争。在此期间，路易参与杀害了1000余人，这些人在维特里的教堂里被活活烧死。路易受良心的谴责，想通过进行十字军东征来洗清自己的罪责—但他由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以及妻子的一群贵族侍女陪同征战的行为并不会取悦教皇。
埃莉诺是个美貌、好斗且坚强的女子，而在那个时代，女人往往是从属性角色。这也难怪她会在许多历史题材电影与小说中充当主角了。出身于更为无拘无束、高雅时尚的阿基坦王宫的埃莉诺，在15岁妙龄时嫁给了路易。她觉得自己嫁给了一个僧侣而非国王，而人们也觉得她任性且轻浮。在路易七世与埃莉诺灾难性的十字军东征途中，埃莉诺就战略问题与路易发生了争执，还被怀疑与自己年轻的叔父安条克的雷蒙德有染—雷蒙德战败后，其头颅被砍下装在一个浅盘中，呈给了巴格达的哈里发。最终当夫妻二人回到法国后，由于埃莉诺未曾诞下男婴，二人的婚姻关系解除了—此时，第二个问题出现了。
离婚后，她几乎马上就嫁给了金雀花王朝的年轻成员亨利。亨利在两年之内即将成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但是，埃莉诺仍保留了自己阿基坦公国领主的头衔。这意味着，安茹王朝—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亨利也是安茹伯爵—如今控制着英格兰、诺曼底，以及向南直至比利牛斯山的整个海岸地区。亨利仍是他的封建领主路易七世的封臣，但是封建制度与实际权力关系之间的不匹配在整个13世纪都挑战着卡佩王朝的国王们—而且，事实上，这种不匹配所引发的王朝冲突用了300年的时间才得以解决。
腓力·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是路易七世的儿子。他是个狡猾、坚决的人。腓力对于正日益凸显的来自安茹王朝的威胁十分警觉，他历时逾三十载，持续对抗连续三任安茹王朝国王：亨利二世、狮心王理查一世与国王约翰一世。最终，他占领了诺曼底、布列塔尼、安茹、曼恩、普瓦图与图赖讷。他通过1214年的布汶战役巩固了对这些占领地的统治—事实上，他将自己的王国建成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此外，他也在国内进行了相当重要的改革：使行政管理专业化，实现财政稳定，保护城镇中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下令铺设巴黎主干道，继续建造巴黎圣母院，并兴建了巴黎大堂的中央市场。他通过授予索邦特许证，认可了其作为中世纪基督教国家智力中心的地位。
1209年，为镇压异端的卡塔尔派或曰阿尔比派（得名于南部城镇阿尔比），教皇英诺森三世呼吁人们进行圣战，对抗当时其他的基督徒。而腓力·奥古斯都狡黠地佯装自己无法响应教皇呼吁，因为无暇率领十字军攻打卡塔尔教派。卡塔尔派爱好和平，但他们持摩尼教观点，强调耶稣的道德教化作用而非耶稣复活。他们还拒绝领受圣餐，这点在教皇看来也是非常关键的。事实上，他们完全否定教会在国务方面的作用，因为他们觉得这过于世俗化了。就这一层面而言，他们也许可被视为早期的新教徒。
教皇的声明促使数以千计的骑士与农民在西蒙·德·蒙德福特（Simon de Montfort）[3]的率领下袭击朗格多克。这些人都受到了教皇确保赦免他们罪行，以及可能从卡塔尔派手中夺取土地的激励。早期发生了一起事件，在十字军屠杀贝济耶居民时，有人问教皇的使者阿纳尔德·阿马尔里克，哪些人可以免死。据说，他的回答是：“杀光他们所有人，上帝自会甄别出他的子民。”而西蒙 ·德·蒙德福特身上交织着虔诚与凶残，他虐待、杀害对手，那些获准活命的人也被他剜出了双目。毫无疑问，这一切自然激起了反抗。战事绵延数十载，直至梵蒂冈派出宗教裁判所进行镇压，才结束了这次事件。当时，整个南方地区也许已有100万人遇害。与此同时，十字军东征已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场征服战—最终，战争的胜利者是老奸巨猾的腓力·奥古斯都与他的继任者们，他们吞并了朗格多克。
但是，人们一般认为，鼎盛的13世纪统治的高潮是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统治之时。路易九世在死后被尊为“圣路易”，他是法国学童眼中的传奇人物。路易专横的母亲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卡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路易是个苦行僧般的虔诚信徒，对苦行者所穿的粗毛衬衣很是钟爱。他还时常禁食，并通过给贵族洗脚来培养自己的谦逊品格，但这并未阻止他严守自己独立于梵蒂冈的地位。他的做法似乎早早地预演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专制君主思想—君权神授。而且，他在宗教信仰上所循的严苛的绝对论观点，又让他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宗教裁判所用酷刑与没收充公来对抗卡塔尔派的做法，恰如他接受十字军东征中对异教徒的屠杀一般。他自己积极地参与了第七、第八两次十字军东征。前一次，他通过驱逐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并将他们的土地充公来资助那次十字军东征。他参与的两次东征均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因为，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他因被捕而不得不让人替他交纳赎金才被放回。而在1270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他死于高烧。但是，这两次东征为国王增添了光彩。无论这位国王对宗教有多狂热，他的严厉与正义交织在一起，为王国带来了不小的福祉。
具体而言，他为了实现更加平等的正义而改革了宫廷，并鼓励人们使用古罗马法典；强迫贵族履行他们的义务；改革税收管理制度；在巴黎开设了一间名为“三百人院”（the Quinze-Vingts hospital）的救济院，专门用于免费收治穷人；他还赞助艺术学科的发展，鼓励哥特式大教堂的兴建，并建造了宏伟壮观的圣礼拜堂作为自己的宫廷礼拜堂。
在巩固王国方面，路易九世也同样精明、成功。1259年，为了能结束长期以来对所有权的主张与反诉，他将里摩日、卡奥尔与佩里格割让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作为交换，亨利需放弃对诺曼底、安茹、曼恩、普瓦图和图赖讷的所有权。他也将自己对鲁西永及巴塞罗那的所有权与阿拉贡国王对普罗旺斯与朗格多克的所有权进行了交换。上述的一切使他被人视为理想的基督教王子。此外，他的王国当时处于相对的和平与繁荣之中，也被看作是最负盛名的基督教国家。
处理与梵蒂冈关系中潜藏的深层问题，以及监督王国步入动荡的14世纪的重任随后落到了路易九世的孙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的肩上。腓力人称“美男子”，因为他脸色冷若冰霜，英俊无比。除了身上的苦行衫外，腓力全身上下毫无圣洁之处。他在许多方面都改变了游戏规则。他通过实行更加普遍的税收政策，以及推行意在排挤贵族的国家官僚政治，继续像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首领，而非封建王国的国王那样去执政。这与军事开销及野心勃勃的重建计划一道，需要更多的资金。因此，他没收了放贷的伦巴第族人的财产，于是轮到犹太人遭殃了；之后又对神职人员征税，并因此受到了来自教皇博尼费斯八世（Pope Boniface Ⅷ）的威胁，说要将他逐出教会。这位教皇认为国王们应对教皇负责。
腓力四世的回应是派出一支外交突击队对教皇动粗，并将教廷转移至阿维尼翁。由此产生的新教皇是俯首帖耳的克雷芒五世。这一举动不仅宣扬了法国教会的独立性，还有助于腓力四世在寻找财富时，得到克雷芒的默许前去摧毁圣殿骑士团中富裕的分支机构。之前，圣殿骑士团的这些人不明智地拒绝资助腓力四世对英作战。腓力通过宗教裁判所，利用残忍的折磨来获取明显捏造的供述，实现了上述对圣殿骑士团财富的吞并。正如一位作家所言，可悲的矛盾之处在于：“最可怕的审判者是那些刚直不阿之人。他们对人用刑单纯是出于对上帝的爱。”[4]我们可以从腓力对他儿媳的两个秘密年轻恋人的处置上，管窥其处事风格—他们被当众剥皮、阉割、开膛破肚、斩首，然后从腋下被吊了起来。这种种处置并不赏心悦目，但是在腓力四世统治结束的时候，他已大体上实现了对教会的政治控制，并让封建王国朝着大一统的现代君主政体的方向迈进。
截至1314年腓力四世去世，过去的300年间社会日趋安定。这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诚然，法国依然以农业经济为主。田间劳作十分艰辛，只有公牛可用作耕畜—在新大陆的诸如土豆、玉米与番茄这些植物到来之前—人们仅有十分有限的一些庄稼作物。以谷物为主的饮食是贫乏的，庄稼可能歉收。人们还受到天花或者伤寒的侵袭。即便如此，由于整体上良好的气候环境、伐林栽种、轮作以及粮食产量的增加，情况有了好转，以至于人口增加了两倍，增至大约1500万人。迅速发展起来的城镇生机勃勃，这些城镇是当地的中心，贸易繁荣，市场与集市兴旺，专业工匠、变戏法的人、扒手、妓女与流浪乞丐熙熙攘攘。到13世纪，法国出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服务于王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充当着行政官与地方官的角色。不管城镇有多么拥挤，无论那里的卫生条件有多糟糕，它们都是未来之所在。
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教育基本仰赖教会。中世纪两个最大的修道会是本笃会与更加严苛的西多会。它们均兴起于勃艮第。其中，本笃会尤其与教堂在全国的兴建有着很大关系，而且此时还兴起了相当具有影响力的“克吕尼派改革运动”（Cluniae Reforms），这个名字来源于他们在克吕尼的修道院。此项改革运动旨在清除教会的腐败，保护教会免受世俗干扰。另外，巴黎大学是由巴黎圣母院的教堂学校及与之竞争的学校发展而来，后者包括圣吉纳维夫以及罗贝尔·德·索邦在1257年创立的学院，16世纪中期，这所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即索邦学院。
巴黎成为世界前沿的神学研究中心这一时期，人才辈出，包括多产的圣托马斯·阿奎纳与有着非凡个人魅力的彼得·阿伯拉—他与自己的学生哀绿绮思的凄惨爱情悲剧（哀绿绮思的叔父派人对阿伯拉施以宫刑）无疑引来了各种添油加醋的杜撰，这也许影响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型思想家的重要地位。就文学而言，虽然当时有歌颂圣母马利亚的虔敬故事与《圣经》题材的半礼拜仪式的戏剧，但是也存在英雄主义的叙事史诗，或者道德说教式叙事诗这些世俗文学形式。《罗兰之歌》就是叙事史诗的代表，而长篇叙事诗《玫瑰传奇》则讲述了爱情是如何教导“情人”成为彬彬有礼之士的，告诫“情人”不要干站着、张大嘴，要时刻侍奉、尊敬女性。让人欣慰的是，这些作品带来了中产阶级文学的腾飞，这类文学的典型是《列那狐的故事》，或者吕特伯夫创作的讽刺诗。
不过，中世纪法国的标志性形象无疑当数哥特式大教堂了。实际上，贯穿于宗教裁判所的残酷暴行与十字军东征的残忍屠杀中的宗教狂热，却在这些恢宏壮阔、彰显勃勃雄心的建筑物中体现了完全相反的一面。由于哥特式风格表现出了对罗马式风格的明显背离，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使用“哥特式”这个术语，对他们所认为的粗野风格加以嘲讽。哥特式建筑的圆拱结构可见于图卢兹或者韦兹莱的宗座圣殿（Basilicas）。这种新风格回应了阿贝·絮热的观点，他在圣但尼开创了哥特式风格中的“光的连续性”（lux continua）原则，这要求人们重新理解纵向与横向的线条。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了将石结构建筑物简化为骨骼构架，要敢于大胆尝试尖肋拱顶与棱纹拱顶带来的结构上的可能性。
哥特式风格的发展经历了时间的淬炼。也许是通过13世纪诸如兰斯与亚眠大教堂的修建，哥特式风格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并变异成了14世纪的艳丽风格。絮热的“光的连续性”是通过新增大片彩色玻璃而实现的，这样一来，教堂建筑如今有了三种互补的声音：教堂中殿高耸入云的新高度，大门、圆柱或内坛围墙上的雕塑，以及彩色玻璃上五彩斑斓的图像。由此孕生出一个全新的玻璃产业，中心位于圣但尼与普瓦捷等地区。这一产业受到了人们想提高半透明度、研发新色彩之欲望的驱使，著名的“沙特尔蓝”便是一例。
就沙特尔大教堂这一具体案例而言，大教堂对城镇居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作为除城堡之外的唯一石质结构，它是一座极其醒目的建筑，在博斯的肥沃平原上，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它是重要的朝圣之地，因为这里藏有“圣衣”。据说这件外衣属于圣母马利亚，它在大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由于朝圣者主要在重要节日时前来，那时正好有大型集市，因此他们也带来了好生意。不过，无论如何大教堂的入口总会被当成集市，商贩在这里出售他们的各色商品。毫无疑问，这座献给路易九世的宗座圣殿也象征着王权，在那里的雕像群中，国王和王后的雕像与宗教人物的雕像比肩而立。此外，沙特尔还有一所教堂学校。这是供朝圣者们睡觉的地方，在瘟疫蔓延时也用作医院，还是一个募工的场所—简言之，它就是城镇中心。
此外，沙特尔大教堂还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宗教使命。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信徒而言，他们不懂拉丁文，而这座建筑物本身就是天机。高耸入云的教堂中殿回荡着素歌；法衣华美大气；圣坛上陈列着漂亮的银器；绚丽的彩色玻璃讲述着《圣经》故事中的场景，随着日光的变幻，奇妙地形成了一幅幅动态图像；还有那惊人的“蓝色圣母”玻璃窗上甜美的圣母马利亚与圣婴的画像—对于生命如蜉蝣般短暂易逝，生活在严酷与不确定性之中的人们来说，这个神圣的地方就是天国的大门。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在石雕像群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情怀中，人们可以看到如自己一般谦逊的面孔；可以感觉到自己同样实现了灵魂的超越。在这种超越中，上帝与人达成了和解—这个关于恐惧与复仇的宗教也关乎慈善与仁爱。
不幸的是，14世纪即将抛出许多挑战，而这些挑战并非教会或封建制度本身所应付得了的。首先是大饥荒。1314—1317年的冬季寒冷潮湿，导致庄稼歉收，粮食收成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城镇受到的打击最大，这里的食物短缺，粮价上涨。绝望的人们开始四处游荡，放火、抢劫或者杀害犹太人。接下来是传染病，可能是炭疽。它在1318年杀死了大多数的牲畜，并削弱了人们的免疫力，使人受到麻风病与伤寒等流行病的攻击。所有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卡佩王朝王位继承体制的崩溃。这进一步说明，像经营家族事业一样运作政治体系是十分危险的。由于“美男子”腓力的三个儿子均很快离世，他们的在位时间加起来也只有14年而已，因此，1328年，经过由贵族主导的一次非同寻常的选举过程之后，王位被传给了腓力的侄子，瓦卢瓦的腓力（1328—1350年在位）。自此，新的瓦卢瓦王朝诞生了。严格来说，王位应归“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外孙，14岁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所有。但是，让一个法国国王对英国王权俯首称臣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尽管爱德华三世确实在新国王腓力六世位于兰斯的加冕仪式上表达了敬意，但双方关系还是恶化了。而且，在各种各样针锋相对的挑衅之后，腓力六世于1337年宣布，爱德华由于反叛，已丧失了阿基坦的领主权，由此引发了百年战争。
这是在扩张过度的封建制度内部爆发的一场王位继承战。而且，就其本身而论，鉴于爱德华得到了来自法国北部与西南部的封臣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内战。同时，这也是场七零八落、拖拖拉拉的战事。战争以稀里糊涂、断断续续的方式持续了116年。起初，腓力看似能够轻易取胜，因为他领导的王国更加富庶且人口众多。但是，他在斯鲁伊斯海战及后来在陆上展开的克雷西会战（公元1346年）中，都吃了败仗。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长弓手迅速干掉了行动迟缓的法国重甲骑士。次年，爱德华三世占领了加来，而腓力的实力过于虚弱，以至于无法与爱德华抗衡。而且，当腓力撤退后打算发动反击，入侵英格兰时，却没能筹到钱。如果这还不够糟的话，那么最可怕的灾难已然降临，它有着持久的恶劣影响：黑死病。
黑死病肆虐欧洲，影响远及爱尔兰与瑞典。这场夺去了欧洲约1/3人口的瘟疫，最初于1348年1月自偏东南方向的马赛而来。到6月时，它已向北扩散至巴黎及更远地区。正如编年史家让·德·维奈特（Jean de Venette）所述，它来势如此凶猛，以至于“人们几乎来不及掩埋死者尸体……一个人今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死了，等着下葬”。他将患者的症状描述为腋下或腹股沟突然出现肿块，这似乎佐证了人们通常认为黑死病是淋巴腺鼠疫的观点。无论如何，巴黎一度每日有800人丧生。这是场具有毁灭性的灾难，同时它也很神秘。它席卷全城，然后消失不见，1349年卷土重来，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并于翌年再度消失。它会杀死一座修道院或者村庄中的所有人，但是出于某种难以捉摸的原因，让一人免死。但是，它并不尊重等级制度：它夺命时不分高低贵贱。不管是牧师还是罪人，男人还是女人，青年还是老者，它都照杀不误，甚至连地里的动物也不放过。而且，它无药可解。
切开放脓、放血疗法或是催吐都没有效用。芳香的药草、玫瑰香料与炼金士的药水也无济于事。人们向圣母马利亚苦苦哀求，宰杀撒旦的代理人—猫，杀害麻风病人与乞丐，火烧基督教国家的宿敌犹太人，结果都是徒劳一场。就算应运而生的新品种—高薪的“瘟疫医生”也没能力挽狂澜，阻止这场大屠杀。这些瘟疫医生就像威尼斯狂欢节上的邪恶人物一样，身着防护服，戴着似鸟一般的面具。在近代科学出现前的这个时代—600年后鼠疫杆菌才被发现—这个问题简直难以想象，更别说解决它了。思考黑死病是由地震释放的“浊气”所造成，还是最近一次行星排成一列所带来的后果，并无意义，因为左右着行星运行，控制着地震的，是上帝。在中世纪封闭的绝对主义精神世界中，正如教皇果不其然意识到的那样，黑死病只能是上帝带来的。而且，鉴于上帝是全善的，这可能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但是，由于教会是个封闭群体，没有谁比教会受到的打击更大了。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审判吗？难怪教会在忏悔方面被新兴的、高度自律的宗教团体鞭笞派（Flagellants）比了下去。鞭笞派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以仪式的形式宣泄着集体的道德狂热，在仪式中猛烈地自我鞭打，以显示自己对自身存在的罪孽的强大承受力。难道说，人们长期宣扬的审判日已经来到了吗？
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没有公共卫生设施与自来水，人们极少清洗、更换衣物的社会中，疗法或药物只是在加重病情而已。放血疗法降低了受害者的抵抗力。由于鼠疫杆菌是由与黑鼠有关的跳蚤传播的，那么杀死“邪恶的”猫就适得其反，因为猫本来可以杀死老鼠。如果说犹太人当时受到黑死病的影响较小，那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习俗让他们格外注意清洁。至于鞭笞派，他们在城镇中流窜的行为只是在传播疾病而已。在这可怕的境况中，人们把能做的事都做了：祈祷，躲着其他人，把自己锁在房中，逃往乡间或者林中。有些人想在自己大限到来前享乐一番，倾尽所有挥霍在葡萄酒、女人与别的东西上—如果这是世界末日的话，为何不华丽丽地收场？这场灾难让教会名誉扫地，撼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还在陵墓石刻艺术中，在新的艺术形式“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下与生者共舞的狞笑的骷髅形象中，将死亡誉为了人生的意义之所在。
诚然，黑死病为无休止的王朝间百年战争提供了一个洪亮的背景音。这场战争在一片废墟上混乱地继续着。处境艰难的贵族试图绑架其他贵族，以获取赎金或者攫取他们的土地，而流动的雇佣军队则在战争间歇以掠夺、抢劫、强奸度日。战争开始朝着不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1356年，黑王子爱德华在普瓦捷战役中重创法国。与此同时，瓦卢瓦的腓力的继承人，即轻佻的“好人”约翰二世（1350—1363年在位）被俘后在英格兰享受着皇家的舒适安逸，坐等战斗结束，而他的儿子则四下搜索，筹措巨额赎金—由此引发了一场由艾蒂安·马塞（Étienne Marcel）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巴黎市民起义，以及一场法兰西岛的农民反抗运动。
直到身体虚弱，但睿智而富有教养的“英明的”查理五世（1364—1380年在位）登基，情况才有所好转。查理五世恢复了宫廷的尊荣—他的父亲约翰二世之前过分宣扬自己的同性恋爱人，结果导致对方遇害—还起用了像贝特朗·杜·盖克兰这样的正派将军，而非醉心于荣誉的贵族；他建立了一支由有薪士兵组成的专业化常规军，而且改用突袭后迅速撤离的战术，放弃对阵战。在查理五世于1380年去世时，他已从英国手中收复了除加来与阿基坦外的其他地区，但教会内部的分裂还会持续40年，而且这种分裂意味着如今有两个教皇—一个是由法国支持的阿维尼翁教皇，另一个是由英国支持的罗马教皇。
不过，封建制度过了很久才咽下最后一口气。查理虽然成就卓越，但事实表明，他依然囿于固有思维模式的窠臼之中，因为他将大片采邑赏赐给自己的三个弟弟作为封地。即使不考虑他的儿子查理六世（1380—1422年在位）即位时年仅12岁的情况，分封一事本身仍会导致内部矛盾的爆发。查理六世无心为王，24岁时发了狂。他被自己争吵不断的叔父们，还有他那放荡的妻子伊莎贝拉玩弄于股掌之上。
王宫迅速分化成两派敌对势力：保皇的阿马尼亚克人与主张同英格兰合并的勃艮第人。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为尽快促成合并，入侵法国，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摧毁了法国骑士精锐。而且，根据1420年缔结的《特鲁瓦条约》的规定，亨利五世不仅自立为法国王位继承人，还认定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儿子查理太子为私生子，从而正式剥夺了他的王位继承权。但是，条约一经签署，查理六世与亨利五世便双双去世。保皇派趁机向他们的新国王—19岁的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致敬，而勃艮第人则拥立年仅1岁的亨利六世为王。因此，除了两个教皇外，如今又有了两个国王—还有内战。这就是传奇人物圣女贞德入场的背景。
“奥尔良的少女”在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个谜，此后也一直被看作一个神秘的人物—这使她被右派、左派与中间派各个团体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最近的一次要数法国政党“国民阵线党”对她的利用了，这一党派每年都在里沃利大街上贞德的镀金雕像前集会。但是，如果将贞德放回她所处的中世纪背景下，她就没有那么神秘了。不过她短暂的19年生命中那些不加掩盖的事实本身就够离奇的了。贞德虽目不识丁，却是个精明的乡下姑娘。她听到许多圣人的声音告诉她，她是被上天选中，将英国人驱逐出法国的人。于是，她穿上男装保护自己，并于1429年一路来到希农面见查理七世。由于英国及其勃艮第盟友控制了几乎整个北方地区，包括巴黎与兰斯在内，国王虽然优柔寡断、满腹狐疑，但如今深陷困境之中。贞德向查理七世传达了她所听到的声音中的一条秘密信息—大概是说查理并不是私生子，尽管连他自己的母亲伊莎贝拉之前也说过他是私生子。神父对贞德进行了仔细的盘问，并验明了她的处子之身。1429年4月，查理七世给贞德拨了一支小分队，前去解奥尔良之围。奥尔良是卢瓦尔河上的一处重要据点，没有它，查理就不能继续在兰斯进行传统的加冕仪式了。
无精打采的英军在他们的防线上留下了一个开口。贞德的小队凭借新到的补给，轻松突围入城。过于慎重的指挥官—奥尔良的约翰（Jean d'Orléans）视贞德为麻烦，把她排除在军事会议之外，还试图阻止她参与军事行动。但是，贞德是难以驯服的。她提振了军队士气，不让士兵说脏话，对敌人口述了具有挑衅意味的最后通牒。在最后通牒中，她自称“少女贞德，天国国王的使者”。而且，她亲自参与了几次军事行动，在其中一次行动中，她受了轻伤。毫无疑问，旗手贞德—据说她不是用剑战斗—的勇敢与信仰，为围城的解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只用9天她便取得了胜利。尽管她的“法力”似乎又奏效了一段时间，但次年她便被勃艮第人俘虏，后来卖给了英国人。而且，在索邦神学院神职人员的压力下，贞德作为异教徒在鲁昂受审。她在长时间的审判斗智过程中，表现出众，但最后还是被定了罪，烧死在火刑柱上—1456年，贞德得以沉冤昭雪；1920年，她被封圣。
那么，贞德极其强大的信仰之源何在？第一，她的童年生活是在孚日山脉中亲勃艮第地区的一块罕见的保皇派飞地上度过的。在此期间，她对抢劫者火烧其所居村庄一事记忆犹新。这让她很早就明确了敌人的存在。第二，幻听与幻影在中世纪十分普遍，对目不识丁、精神生活大多靠图像和声音加以引导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这些东西不仅对她，而且对她的讯问者而言，无疑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其实是，这些幻听、幻影是来自上帝还是撒旦？很重要的一点是，她最初听到声音时，处于易受影响的青春期。当时，这些声音命令她保持童贞，这样才能接受使命。她就像一个感知神召的女孩一样，成了基督的新妇—这也就解释了她的信仰所具有的精神力量。贞德押上了最大的赌注。事实上，她似乎怀揣着让法国摆脱英国控制，让法国国王成为所有基督教国家的皇帝，从而重获圣地，迎来纯洁、公正的新千年的终极梦想。正是这个梦想让她能够清楚地把握住基本的政治必要性：查理七世唯有通过兰斯的加冕仪式使自己的王位得到认可，才能树立起威信。贞德的审问者正是想要宣布查理七世新获得的宗教地位无效，才会试图证明他是受到了一个异教徒的蛊惑。
如果贞德对于她同时代的人来说是个谜的话，那么正如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科莱特·博纳（Colette Beaune）所指出的，这是因为她跨越了传统角色之间的边界。当时的社会就像如今那些有着更古老传统的社会那样，社会中的人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他们被分成固定的类别：贵族、农民，男人、女人，圣人、罪人。一个女人—还是个农村妇女—可以是修女或先知，却不可能是骑士或武士。贞德模糊了这些二元区分，而且还做得相当成功。这就极大地扰乱了事物的秩序，问题也必然随之而来：她到底是圣女还是巫女？而且，正是这种模棱两可，加上她惊人的成功，铸就了这段传奇。
除此之外，贞德还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扰乱了事物的秩序。因为，虽然在这场王朝间的王位继承战中，交战双方都有法国人，但她总是称敌人为英国人。事实上，1456年恢复贞德名誉的审判也认为，她之前参与的是一场反抗英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贞德所象征的是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一种令法国人意识到自己完全不同于此后的“宿敌”英国的新意识。实际上，一个新的国家从旧有封建秩序的废墟中诞生了。一旦查理七世开始利用自己新获得的胜利，这种新地位就被他正式确立了。他的具体做法是，在1438年迫使梵蒂冈接受高卢主义原则，即让法国教会取得财务与组织上的独立。
但是，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为了让这种情感产生效果，民族就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如果说法兰西民族诞生于战争的苦难与血泊之中，那么法兰西国家也是如此。因为，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需要有一支精锐部队。这就需要钱，钱意味着税收，进而又得有中央集权能够征税、收税。这暗示着，人们需要建立类似于现代国家的政府。事实上，这个模式符合知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说的“西方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而且，正是迫于当下诸种情况所带来的压力，查理七世继而组建了一支装备了炮兵与英式步兵的永久性皇家军队，并且在城镇中产阶级的支持下镇压了一场贵族叛乱—这些贵族想要保持招募个人军队的权力。查理还将皇家垄断权拓展到了赋税征收上，并建立了专门的组织，开展征税工作。就像军队中的改革一样，查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新的依附于王权的贵族行政阶层。在此基础上，查理单独与勃艮第人达成停火协议。他重获巴黎与阿基坦，把英国人从法国赶走了，只给他们留下加来。而且，查理有效地终止了战争。由于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兼并了勃艮第，废除了属地，法国开始近似我们今天见到的模样了。
因此，到15世纪末，由于法国中央集权制的程度日益加深，且没有类似于英国议会的组织，法国变得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君主政体了。导致这种局面的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众国王所采取的行动，另一部分原因与君主有何作为毫无干系。无论如何，明白无误的是，封建体制旧有的、相互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已经崩坏，封地也不复存在了，大贵族不再是自己私人领地上的小国君主。社会上出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由于黑死病之后出现的劳工短缺，普通人不再安分守己，他们开始索取更高的工薪。美洲的发现，意味着世界比人们之前所想象的更大。中世纪的封闭世界，以及它的虔诚、大屠杀与深深的绝望，仿佛是这个民族的童年时期一般，已逐渐消逝于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