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相踏上数字化列车

数字化就是“免疫力”与竞争力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中国在数字化方面的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企业数字化的程度将决定着企业在新时期的“免疫力”与竞争力，企业家要利用好中国的优势，要有信心打好这场数字化转型的“战争”。

数字化企业“免疫力”更强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中国大地并波及全球，成为经济运行中突发的不可抗力事件，让很多企业措手不及。

我们看到，数字化技术的多方面应用在此次抗“疫”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比如，通过数字化技术，政府可以实时掌握患者的情况，了解其活动路径，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快速筛查出密切接触者，这对快速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再如，线上和线下联动的生活物资配送，缓解了居民隔离期间的“吃饭难”等生活问题。

此次疫情给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挑战。阿里巴巴在2020年2月初对20165家小微企业及个人经营者的调查显示，73%的企业认为自身受疫情影响很大。《清华管理评论》2020年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影响调研报告》显示，本次疫情对我国大中型企业经营影响严重。虽然短期内不会出现类似小微企业现金流中断、企业倒闭等问题，但由疫情蔓延引发的订单下降、限制开工、人员不足、固定成本负担过重、供应链中断，以及进而可能带来的信用和债务风险，都有可能给大中型企业带来非常严重的冲击。受一季度的影响，超过一半的企业，将全年营收目标下调20%左右。当被问及“此次疫情对企业经营管理有哪些中长期影响”时，53.3%的受访企业表示准备加快数字化转型，实现业务线上化（见图1-3）。

可以看出，此次疫情让企业迎来了生存能力大考，各个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疫情也加速了企业对数字化能力的认知，倒逼企业尝试并深度思考数字化转型。传统的研发、生产和物流等对线下依赖程度很高，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与工具将这些环节进行数字化升级，并在此基础上优化业务模式与流程，将是每个企业都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经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过去几年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投入较大、做得相对不错的企业在应对疫情时显得更加从容，体现出面对不确定事件的更强“免疫力”。比如，阿里巴巴和京东的数字化物流系统不仅保证了自身业务能够应对自如，还为支援武汉及其他疫区做出了很大贡献。再如，在此期间很快复工的华为，主要得益于其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工厂，不仅是电子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线，华为的仓储及搬运工作很多也是由智能机器人来完成的。有的企业甚至能够实现智能制造覆盖全厂，工人和工程师即便在同一个车间，也可以“不见面生产”，实现了抗疫、稳产两不误。

数字化带来更高的盈利能力

不仅是应对疫情，数字化程度也代表着企业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在未来几年企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会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重要、积极的作用。

通过对美国和欧洲的数字化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数字化程度越高的行业，公司的收入往往越高。在过去20年，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其平均利润率的增长速度为数字化程度较低行业的2～3倍。甚至在高度数字化的单个行业中，业绩最佳公司和最差公司之间的利润差距也是非数字化行业差距的2～4倍。

2018年，《哈佛商业评论》对734位企业领导者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其市场地位、竞争能力、收益增长和运营效率等关键绩效指标，都远高于被访企业的平均水平。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中国行业数字化指数显示，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行业相比，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业往往呈现出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的特点（见图1-4）。

从过去上百年的全球企业发展史来看，真正优秀的企业少不了通过技术、资本的密集投入来实现并保持自身的规模化优势。经过这次疫情，更多企业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企业如果能够在数字化、无人化和虚拟化方面有大的提升，反而有可能转危为机。数字化可以增强运营的韧性，提高企业的“免疫力”，使企业能够抵御各种不确定因素，为企业未来的转型与发展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差距不容忽视

德国合格率高达99.9988%的工厂

先看德国，我们从一个位于巴伐利亚州东北小镇的西门子安贝格电子制造厂说起。安贝格工厂拥有欧洲最先进的数字化生产平台，工厂主要生产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和其他工业自动化产品。在这些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无论元器件、半成品还是待交付的产品，均有各自的编码。电路板组装好送上生产线之后，可全程自动确定每道工序。生产的每个流程，包括焊接、装配或物流包装等，一切过程数据都记录在案并可追溯。更为重要的是，在一条流水线上，可以通过预先设置控制程序自动装配不同元器件，生产出各具特性的产品。由于产品与机器实现了“沟通”，整个生产过程都用数字化控制技术进行了优化，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而且只有不到1/4的工作需要人工处理。这家工厂每年生产元器件30亿个，每秒可生产出1个产品，这个产能比数字化升级之前提高了8倍。同时，由于对所有元器件及工序进行实时监测和处理，工厂可做到在24小时内为客户供货。此外，由于实时监测并挖掘分析质量数据，次品率大大降低。工厂负责人卡尔·比特纳说：“我们工厂的质量合格率高达99.9988%。”实际上，全球没有任何一家同类工厂可以实现如此高的合格率。

虽然这家工厂只有三座外观简朴的厂房，却被誉为德国工业4.0的模范工厂，它也是未来德国工业的一个缩影。自2011年首次提出德国工业4.0以来，这家工厂成就显著，已成为迄今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台之一。

美国庞大的工业互联网联盟

再看美国，美国的互联网及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巨头和传统制造业领军厂商携手，正重新定义制造业的未来，并在技术、标准和产业化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前瞻性布局。例如，通用电气（GE）、思科、IBM、AT&T和英特尔等80多家企业成立了工业互联网联盟，工业互联网成为美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的重要任务之一。美国是工业3.0时代的集大成者，在信息产业最活跃的互联网领域，全球市值最大的20家互联网企业，美国占据多席。从全球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状况看，美国企业优势显著，GE、微软、罗克韦尔和亚马逊等巨头积极布局，加之各类初创企业着力前沿创新，有望助力美国保持强大的竞争能力。

中国工业数字化程度与欧美差距明显

当前，在零售、娱乐和休闲等消费类行业以及政府部门，中国的数字化程度处于领先梯队，而在其他行业领域则普遍处于追赶态势。从全球来看，在石油和天然气、高端制造等资本密集型行业，数字化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相对较低。虽然这一现象在全世界皆然，但中国在数字化和自动化解决方案上的投入远不及主要的发达经济体。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统计，中国的机器人密度为49台/万人，而美国为176台/万人，日本为305台/万人。在汽车行业，中国的机器人密度为305台/万人，而美国为1141台/万人。

中国工业需要全面提升以适应数字时代

我们都知道，历次工业革命让工业生产实现了由“大规模生产”到“电气化生产”再到“自动化生产”的转变，而数字时代工业生产将实现“定制化生产”，并且定制周期更短，生产更便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工业在历次工业革命中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很多发展模式、理念需要升级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经济要朝着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核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考验。

首先，中国工业要进行质量变革。过去的中国工业存在着生产粗放与产品粗糙的问题。数字化时代需要的是精细、精准、精益的生产和产品。在产业上，一方面要提升供给层次，另一方面要调整产业结构，抛弃过去的低端过剩产能，向新兴科技产业、服务业、高端制造业迈进。同时，工业的发展还要以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为目标，以维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不能搞硬发展，不能忽略消费者的体验需求，更不能忽视环境与资源的承载压力而盲目扩张。

其次，中国工业要进行效率变革。这主要体现在生产效率、市场效率和组织效率方面。提升生产效率要求运用新的技术、设备及工艺流程改造生产方式与生产线，提升生产效率、原材料利用率和成品合格率，大幅降低成本。提升市场效率要求改变原来的低端传统交易模式。提升组织效率则是改变组织的沟通模式与协同模式，把机械式、层次式组织，改造成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智慧型、项目型、数字化的现代组织。

最后，中国工业还需要进行动力变革。动力变革在于强化创新意识、加快创新步伐、提升创新能力，重点方向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是引领力量。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具备核心竞争力，占领产业高地；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拓展新市场，创造新需求，占领市场高地；另外，还要加强机制创新，充分激活个体潜力，提升组织活力，吸引和培育新形势需要的优秀人才。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工业的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个社会规律与时代要求，充分运用数字化的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突破发展瓶颈，加快变革，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发展道路上再创奇迹。

总体而言，中国工业并没有像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那样由第三次工业革命逐渐过渡到第四次工业革命，许多中国企业仍处于工业2.0，甚至更低的水平。“赢家通吃”的规律表明，企业需要大胆采取规模化举措以应对数字化浪潮的颠覆。在中国，企业更需要大胆尝试。

差距在快速缩小

我们的分析显示，虽然中国在总体的数字化进程上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但这一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在2013年，美国的数字化程度为中国的4.9倍；到了2016年，该差距已缩小至3.7倍（见图1-5）。

在数字化的浪潮下，持续奋斗的中国工业企业已经开始行动。有大批工业企业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数字化转型，且卓有成效。

有着“数字化大格局”的三一重工成为中国工业优化升级的标杆。从2008年起，三一重工着手构建“终端+云端”的工业大数据平台，在以“工业大数据”为核心、“智能制造”为方向的指引下，自主研发了“ECC控制中心”系统，ECC控制中心能够收集和分析分布在每个终端的海量数据，不仅可以精准地检测设备所在的位置，还可以实时检测其运行状态，并实现远程控制和设备故障诊断与预测。除此之外，这些数据还可以用于指导服务提升、研发创新以及精准营销等环节。海量数据也形成了业内著名的三一“挖掘机指数”，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走势提供判断依据。在数字化转型的助力下，三一重工实现了强劲增长，整体盈利水平大幅度提升，2018年，主导产品在全球的市场份额稳步提高，公司挖掘机产品的整体市占率已经提升到22%以上。截至2019年，三一重工公告预计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亿元到118亿元，同比增加76.58%到92.93%，呈现出稳定增长的发展势头。

海尔数字时代的转型，是自我颠覆式的全系统重组。2005年，海尔就提前锁定了数字时代用户不断涌现的个性化需求，开始了组织活力的重塑。这一年，由张瑞敏首创的“人单合一”模式，使员工（创客）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员工的角色从自上而下的层级执行者转变为自我驱动的创新贡献者。2013年，海尔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等全流程所有部门分拆成几千个自主创业、独立运营的小微。小微将用户作为价值链的中心，自主并联为生态链小微群。在这种组织模式下，用户需求与反馈可同步抵达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等全流程各环节的小微。小微们可形成合力迅速响应，链接资源满足用户需求。

海尔致力于通过开放式创新连通上下游与用户，创造协同价值，与用户及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一个向全球开放、多边共创共赢的物联网生态系统。2019年，海尔以全球首个“物联网生态品牌”亮相BrandZ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榜单，就是其生态系统思维在数字时代取得成功的注脚之一。

在生态思维驱动下，海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了全球首个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的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台。COSMOPlat可实现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物流配送、迭代升级等环节全流程与用户的零距离接触，提供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除推动海尔自身转型外，COSMOPlat正从家电行业向汽车、建陶和服装等行业延伸，复制构建了衣联、食联、农业和建陶等15个行业生态，并在全球20多个国家推广，助推全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共同撰写的《全球“灯塔工厂”网络：来自第四次工业革命前沿的最新洞见》显示，截至目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网络已拥有44个成员，其中12个位于中国。这里面中国本土企业包括海尔、上汽大通、宝山钢铁、富士康、潍柴、福田康明斯等。它们跨越了“试点”困境，在运营和业绩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成功实现了数字化转型。

迄今为止，12家位于中国的“灯塔工厂”中，有7家打通了端到端全价值链，占全球端到端“灯塔工厂”的一半。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它们能够按需批量生产定制产品，并与供应商实时共享数据，快速应对需求波动。此外，借助数据共享和预见性分析，整个流程也能得到优化，运营效率获得极大提升。以“灯塔工厂”潍柴为例，为精确识别客户需求并降低成本，该“灯塔工厂”进行了打通端到端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驱动下，它的研发周期缩短了20%，运营成本降低了35%。另一家“灯塔工厂”宝山钢铁，通过对人工智能及高级分析技术的广泛部署，基于人工智能的视觉检测使直接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70%；通过预见性地维护与汇总设备和流程数据，设备的寿命提升了30%，基于高级分析技术的生产规划使规划效率提升83%。

我们在2019年中国“数字化转型先锋”评选活动中看到，工业领域已经涌现出大量数字化转型的领导者，如成飞、徐工集团、振华重工、比亚迪、北汽、美的和创维等，这些转型的成功经验涵盖了战略、人力资源、财务、供应链和营销等各个方面。

众多优秀企业的积极实践、开拓创新，引领着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一路向前。在全新变革思维的引领下，中国企业将低成本、规模化等产业优势与数字化、智能化和互联网等新兴技术融合，在生产制造、消费服务、对外贸易、供应链、品牌、技术、商业模式和全球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变革与创新，既可以创造全新的经济模式以及从未有过的产业价值和消费空间，又将循序渐进地改造并颠覆许多传统产业，同时展现出强劲的产业竞争势头。

数字化转型是一条长久的路，虽然是一条曲折而崎岖的路，但必定是一条越走越宽、越走越平坦的路。

数字工业是躲不过的必答题

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工业抓住数字时代的机遇，实现飞速发展的必要手段，而这也正是打造中国全球竞争新优势的战略关键所在。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任何一位工业企业家都要面对数字化这个躲不过的必答题，原因如下。

（1）人工操作岗位快速减少。美国工人一度将生产线上的工作称为“脏活”（dirty job）而不愿意涉足。郭台铭说，企业实行数字化不只是为了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来工厂工作，工厂的机械性重复劳动让年轻人望而却步。

（2）消费需求的提升倒逼消费者不再一味追求低价，而是更注重产品品质和服务体验。消费者对于品质和服务的高要求，同样也在倒逼工业向自动化和智能化转型。

（3）降本增效更加急迫。最近几年，中国工业面临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传统层面的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使工业的转型迫在眉睫。

（4）数字化技术的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让中国互联网科技不断成熟，促进了新技术在工业中的广泛应用。

（5）跨界融合的加剧。任何一个行业和企业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亚马逊既是一个零售公司，也是一个智能公司；小米从手机跨界到家具家装、家用电器和服装配饰等品类；以电脑起家的苹果跨界到智能手机等。行业的跨界会变得非常容易，因为在数据的协同层面，行业的边界不再是过去行业的某个产品属性的定义。行业间的跨越变得非常容易，跨越的核心技术即来自数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成政珉说：“蓬勃发展的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改写现有格局，重构行业价值链。”数字化带来的创造性颠覆将席卷全球。这一转变在中国由于传统行业效率低下、新技术和业务的商业化潜力巨大，将显得尤为迅猛和激烈。目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水平的15%～30%。鉴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转型速度快、产业效率较低的情况，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概率无疑会比世界许多其他地区更高。反之，如果中国企业未能及时积极应对数字化浪潮，后果也将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