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格品德，光彩照人

迟浩田敬爱的粟裕首长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八年了，但是，他的话语声音始终在我们耳边回响；他的身影相貌常常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令我们永远无法忘怀。

我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后，才在粟裕首长领导和指挥下工作学习、训练作战的。记得在孟良崮战役中，激战整整三天，双方伤亡惨重，有纵队领导向粟裕首长提出，休整一下再打。首长坚决不同意：“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现在是拼体力、拼意志的时候了，只有连续不断地加强进攻，才能在气势上、精神上压倒敌人，迅速歼灭敌人，取得最后胜利。”首长及时地调整了部署，加强了攻势，果然很快取得全胜，全歼了敌人的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令世界震惊！后来，又在同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豫东战役的伟大胜利。因此有人说：“粟裕打的是神仙仗。”所谓“神仙仗”，就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大胜仗，打大歼灭战。所谓“神仙仗”，就是战前预案准确无误；战中各种情况甚至意外都处理及时正确；战后撤离与清理战场均无任何失误。这是很难办到的，但在我们粟司令面前，再困难、再难打的仗，都能力握主动，稳操胜券！他无愧为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作为他的部下，作为华东部队的一名普通指挥员，我也同样感到自豪和骄傲。

记得济南战役，中央军委一再告诫我们：要有打硬仗、打恶仗的充分准备；要充分吸取教训，要有打成胶着、打一个月甚至更长的准备。我英雄的华东部队，在粟裕首长的指挥下，仅用了八天时间，就攻克了“固若金汤”济南城，解放了山东首府，活捉了国民党军的“一代名将”王耀武。作为一个山东农家子弟出身的革命军人，我感到非常高兴。更加难得的是，济南战役尚未结束，粟司令就向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我军战略决战中的三大战役之一。粟司令最初提出的淮海战役是取两淮占海州，进而攻克徐州。随着战局的发展，粟司令审时度势，及时调整部署，逐步扩大战役范围。

是的，我们的粟司令很会打仗。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上海战役中的一些往事。由于明确规定在市区作战，不许打炮，也不准使用炸药包。我军向苏州河北岸进攻时，在对岸高楼上多挺机枪的封锁下，伤亡很大而毫无进展。战士们情绪激动地说：“是资产阶级的大楼重要，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生命重要？”我们的军长聂凤智把战士们的激动情绪报告给了粟裕首长，并请求对敌占大楼能开一炮，最多两炮。首长回答说：“半炮也不准打！要用智慧战胜敌人，想办法尽快把大楼拿下来，让它变成无产阶级的。”接着，粟司令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上海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派小部队，深夜于长宁区一个垃圾码头偷渡到苏州河北岸，干扰敌人的部署；二是任命聂凤智为全权代表，在地下组织的协同下，与刘昌义谈判，接受了刘昌义的投降，并让刘昌义所部享受起义待遇。于是，大上海顺利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对于上海战役，周恩来总理说：“上海战役是毛主席亲自交给粟裕同志的任务，明确要求既要解放上海，又要保全上海。这好比瓷器店里抓老鼠，既要抓住老鼠，又不准损坏瓷器。谈何容易！然而，我们的粟裕同志，是个追求完美的人，硬是解放了上海，保全了上海，了不起啊！”老领导、老战友高锐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的粟司令，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工作上追求完美，人生中追求完美，他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完人！”

1958年，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后，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调职后的粟司令，不表白、不埋怨、不消沉，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他忍辱负重，茹苦含辛，呕心沥血，压抑着巨大悲痛，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党的事业上。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领导、战友、同事纷纷劝粟司令借此机会把冤案说清楚。粟司令说：“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云的起伏来为自己说话。我坚信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能够证明自己。”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多次十分感慨地说：“粟裕同志，人格品德，光彩照人！”

直到1979年秋，叶剑英元帅得到邓小平同志首肯后，告诉粟司令，可以为自己的冤案写一个申诉报告。于是粟裕首长于1979年10月9日，才第一次向党中央提出了对自己冤案的申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由于阻力重重，我们的粟司令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平反结果，就含冤离去了。

好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于1994年12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指出粟裕当时是遭到错误的批判。这一项符合党心、军心、民心的正义之举，令全国人民备受鼓舞，郭化若、彭德清、卢胜等老将军纷纷表示：“衷心感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有了一个明确的交代，我们与党中央的心贴得更紧了，保卫四化、建设四化的信心更足了！”时至今日，我们仍对党中央充满了感激之情！

作为跟随粟裕首长征战多年的老兵，作为在华东战场南征北战的指挥员，我对粟裕首长是爱戴和熟悉的。侗枫的《莽莽昆仑： 粟裕大将征战轶事》一书立足于坚定地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真诚地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令我很高兴，故将这番话作为其前言。也说说实事求是

(代序)“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南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府岳麓书院的中心位置讲堂，是书院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书院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讲堂的檐前悬有“实事求是”的巨匾。民国初期书院(湖南二专)校长宾步程(1879—1942)将“实事求是”定为校训。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几度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对“实事求是”有着强烈的兴趣，常常面对“实事求是”巨匾沉思不语，领悟其真谛。毛泽东给“实事求是”注入了新的内涵与意义，“实事求是”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1929年秋毛泽东在天子洞养病时，就对其警卫连长说：“实事求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寻找出一套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来！”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后，曾仿岳麓书院，亲书“实事求是”作为抗大的校训。毛泽东所书的校训匾现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新中国诞生后，“实事求是”被定为中共中央党校校训。巨大的“实事求是”石碑竖立在中共中央党校大门前。“实事求是”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因此，有人认为“实事求是”是最容易办到的事，只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与处理问题就行了。

再者，从另一方面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灵。不同的地方就会历史地形成不同的风俗、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文化底蕴。我们神州大地五千年文明史中，时时事事处处均可看到王权政治的烙印。王权政治就很难避免主观、偏面、武断与专横。自然也就很难避免冤假错案。其实冤案早在“实事求是”载入史册之前就有了。吴国的伍子胥、秦国大将白起、秦王朝名将蒙恬；以及汉朝的韩信，直到当代的粟裕，可以说屡朝屡代均有冤假错案。就连标榜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最平等、最科学的美国，其现代空军的创始人、海军航空兵倡导者、号称美国空军之父的威廉·米切尔将军，也蒙冤获罪，死后十年才恢复名誉。总之，古今中外的名将，其功勋各有不同，但因功蒙冤却完全一样。

说到粟裕，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某中学青年教师张雄文。其夫妻二人把所有的财力、物力与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研究粟裕问题上了。十年功夫终于完成了一部巨著《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军委总政治部刘庭华审毕此稿后惊叹：“果真是一部力作！”他指出：“作者主要通过对粟裕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指挥或参与指挥的许多重大战役的史实，全力讴歌了粟裕的军事天才和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胜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不管是观点的阐述，还是史实、数字的引用，书稿大多采用第一手历史文电、作战命令等，用史料说话，而且均注明出处，这是写好一部信史的前提和基石。这也是此书的显著特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应予充分肯定。”

于是，我本着尊重史实、尊重人格的精神，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叙述粟裕伟大的一生。当然，切实做到实事求是也是极其困难并有很大风险的。但实事求是也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其也是历史发展潮流的组成部分。

故，特以此为序。

作者于2016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