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李江树 作品

“在路上”这个语词的风行应该是始于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该书描写了美国“垮掉的一代”：一伙追求个性自由的青年男女开车横穿美国。在旅行期间，他们的思想、心态随着所见所闻发生了种种的变化。

站在公路边大拇指向下，搭车客（itchhiker）以这样的手势向司机示意，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失业的美国人通过这种方式穿州过市，到别的城市寻生活。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美国青年也是这样在洲际高速公路边搭车。他们通过这样的行走方式穿越美国广大的地域，认识美国社会。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期，各种思想、思潮混杂交错，许多中国青年也在通过“行走”思考着国家民族的走向和探测着一己的人生。把浪迹天涯作为人生有力的叙述方式，他们愿意在艰苦的长旅中觅索生存的诗意，并且自我也与大地保持一种诗的关系。与今天互联网时代不同，他们是在道路上获取着真知。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现如今的行走比李白的壮游要难。士、侠客、众多的古代中国的“游吟诗人”，在那个时代行万里路算不上是一件很新奇的事。然而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你仍要步行，活的实而又实的庸众就会用言辞将你绞杀。这至少证明了一个真理：不是异端不能包容世俗，而是世俗不能容忍异端。

1984年，有着超强野外生存能力的河南探险家、旅行家刘雨田成为首位徒步走完长城全程之人。这以后，他又四次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十次进藏行走于藏北无人区。他是第一个全程用脚丈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行路者。刘雨田的动力出自他对未知的探求。他走通了一条条通往未知的路，却堵死了通往世俗的那条路。“尘满面，鬓如霜”，今年，已届70岁的刘雨田依然“在路上”，200多万字的旅行笔记和大量的图片记录着他近30年的孤旅。

1985年，32岁的尧茂书——这个小时候喜欢看《鲁滨逊漂流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四川人，于无后援的情况下，在长江上漂流了1100公里，行至金沙江通伽峡段船扣人亡。

1987年，河南、北京、安徽等地青年进行黄河全程漂流，其中5人牺牲。

1988年始，上海的余纯顺徒步中国的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程4万多公里。1996年，46岁的余纯顺因走错路线，在6月已达40至50度高温的罗布泊沙漠中因干渴脱水而死亡。

他们的行动感动了许多中国青年。

那一个年代，我的心也常常“在路上”，我曾写道：

漂泊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漂泊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原始的和本源的力量不断催促我们一次次踏上孤旅。每一个漂泊的目的地都是漂泊的一个后果，预测这个后果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创造漂泊，不断踏上未知的旅程，或者说不断地在移动。

——移动滋生着经验。

——移动中进行着自我定位。

——移动中做着道路探索和思想探索。

——移动中坚守着人类的精神高地。

——移动中平静地注视着时间的流逝。

——移动中的许多个夜晚，移动者怀着惊异的心情聆听天籁，并思索着自己一生中的许多个重要的转折。

——移动中，自然把“自然人”的称号交还给我们的同时，也把自信心交还给我们。

——移动中的岔路口我们面临着选择：向右会丧失生命，向左会丧失良心。

——移动中，丈量大地，亲征无限，澄清原有的存疑。最原初的记忆业已恢复，最深的根源业已掘出。

——移动中我们通过独自面对大地和星空找出有关生存的真理。

1980年开始摄影，从来不曾有过公众所认为的那种折桂时分，于今仍然以平稳的心境面对平稳的山峦，并在数码时代仍操持着“铂金接触印相”这种19世纪下半叶便出现的摄影语言——四川影像诗人林然实在是艺术家中的一个异数。在那一个时代林然也有过壮举：扛着沉重的4×5相机徒步进藏，回来后并不认可自己的作品，将反转片尽数毁弃——旅程和旅程中的种种思想变化早已坚牢地打入了他的生命。

青春的激情是宝贵的。那个时代的青年认定，没有读过的书就是新书，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远方。后一句话让人想起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学生们写在巴黎大学校园围墙上的大字：“生活在远方”。踏向未知旅程的行走状态是高扬着精神追求的状态。追求精神醒悟，这本身即是在某个层次上的精神醒悟。

然而，千千万万曾经被“尧茂书们”激动过的大众，他们的激动很快便冷却；兴趣点亦有了新的转移。即便是对“尧茂书们”自己，青春的激情，青春的志存高远也并不可靠，旗帜能打得多久？掮着的火把很容易便会叫旷野里浩大的风吹息。

“在路上”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必须有一个第二次的启动平台和不断深化的思想质料。否则，“在路上”者自己也会在一个个雾气笼罩的寂寥中，在一个个充满忧悒的雨霁的黎明中回首前尘，浩叹“多歧路，今安在”；也会在心中生出“荒岛感”“废墟感”；也会满心酸楚，心中充盈着历史和岁月的创伤；也会生出承受后生命的意义、价值诸方面的惶惑和茫然，“荷戟独彷徨”。

我们说这些并不是在否定“行路者”，恰恰相反，在露宿的夜空孤零零地升起自己精神的大星的人会令我们生出一种难以释怀的敬意。英雄末路，当失败是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显得那么豪壮和瑰伟。

冷暖自知，在旷野里听雨、望云、观星并不诗意。水寒风萧的“行路者”的生活既处在大众议论的中心，又处在大众生活的边缘。大众对“行路者”的非议或赞美如往咖啡杯里扔进一块方糖。而“行路者”鞋中的一粒沙子都要他们在前行中步步承受。因此，阅尽千川百岳的、爱生命爱真理的“行路者”对他人的品评并不会当一回事。

“重要的是过程”——这句话早已被说滥了以致我们都不愿意再说。多少人只是重复着字面而并不知其内涵。对于“行路者”，接近真理的意义是：随着行程的完结使“在路上”失去了证据；随着“行路者”的消亡，“行路者”犹如从来不曾存在。就像泰戈尔的诗：

天空没有留下痕迹，

但是鸟儿已经飞过。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时即刻的表现很重要——照萨特的说法，人要超越处境而进行选择。在选择中，懦夫使自己变得怯懦，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过程的体验很重要：在“走”中的仰观俯察和内心的种种思绪变化和精神线索——无论多么有力量，谁也无法让叙述的高潮从第一页持续到最后一页——长旅中的沮丧、绝望与信心的回升和以如许代价才见到天地之大美后的那一种明亮的忧伤——内心的曲线在波峰波谷间回环。

或许曾经有过行路的冲动，但多数人只是在沙发上，在黄昏的街心花园的长椅上遐思过。曾经的“行路者”为自己储蓄了资材。遥远的在场，富于弹性的生命，聚散随风的早年心像，一处处曾经驻留的驿站，这些都是通过回顾完成的。每次回顾又重现了雾霭中那一波波温馨的晚潮。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回顾。在乡下的时候，被指派从生产队到公社去拉饲料。每天一趟。腊月，寒星还冻在天上就牵上老牛去喝水。套车出村口上了道太阳都还没出。到地方要3个多小时，吱吱呀呀慢慢腾腾地颠着颠着就困了，经常打一个小盹忽又惊醒，土路窄，两旁是沟，迎面来了大车，小牛车非给挤沟里去。

太阳烤晒，大风吹刮。伏天蝉儿烦人地聒噪。秋凉了，老牛回头哞哞冲我叫。我抬头高粱地，雁阵在前方。这一刻我的心特别敞亮。近一年，每天6个多小时往返同一条乡道，重复的日子让我的思想变得缓慢、简单。我和前面的老牛一样，都活在眼下。上坡、下道，绕过长满苇草的锅底坑，木棍猛敲牛腚，向着开阔的漫岗地撒个小欢。我和牛车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要是从高处下望，在青纱帐这个大色块中，一个灰黑的点在时快时慢地移动。

《愤怒的葡萄》这书我是在80年代初读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作家斯坦贝克随大批破产农民一同向加州迁徙。“五千户农民即将饿死，情势尖锐紧迫！”沿途所见令他极为震惊。这以后，斯坦贝克写出了站在底层的立场上为弱势说话的长篇。小说中，约德开着破汽车载着全家背井离乡横穿沙漠，从风沙侵袭久旱无雨的俄克拉荷马州到加州去讨生活。斯坦贝克由此展开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广阔画卷。

契科夫的《萨哈林岛旅行记》也曾给我很大的震动。1890年，为了对萨哈林岛被沙俄流放的囚犯做调查，契科夫忍受着肺病和严寒，坐小船漂过汹涌的西伯利亚河，行程六个月。这期间，他还到过黑龙江边的瑷珲——那正是康熙二十二年为抗击沙俄，打通内地与边塞的交通而在大森林里辟出的古驿道30个驿站中的第19站。

《萨哈林岛旅行记》让我找到了我认定的“走路”方式。

其一，写着给别人看的日记——列夫·托尔斯泰怕妻子看他的日记，把日记本藏在靴子里，他不愿意别人触碰到他的心跳，即便是时常于深夜为他抄稿的妻子。其二，迎着电视台的镜头，并通过镜头告诉公众：我在走路。这是一些人喜爱的方式。名声是微末不足道的。即便是值得尊敬的壮士之壮举，也该总结一下了，是不是在为名声所累？是不是太在乎他人的关注？“走路”本该是一个人的营生和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

1984年，我踏勘了从齐齐哈尔到漠河1800里的古驿道。1986年，我赴临沂地区，去调查那里的旱情。

鲁中南山地丘陵是一个由片麻岩、花岗片麻岩支撑起来的破碎的盾形高地。从黄河、运河，到坦荡的华北北平原，逶迤800里的沂蒙山耸立着72个四壁峭立的“崮子”。年湮代远，风雨侵蚀，崮子顶端全都呈平坦状。

沂蒙山区历史上有“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之说。我进到这里时尚有近两千个村庄不通汽车。攀上顶端平坦的崮子下望，周遭是一片连天的灰黄。

一个掮着铁桶的老汉从很远的小路走来。他在山腰拨开碱蓬和蒺藜，把桶接在石缝下，泉水滴滴答答敲着桶底。老汉躺在桶边上睡熟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一只小甲虫横穿过老汉布满褶子的脸，他醒了，坐起来向桶里望去，只接了小半桶水。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正是这个东山脚下的蒙阴县，“遇旱则万壑扬尘，用枯泽竭，涓滴难求。”岱固镇良家场农民平时吃的是“泥汤子”，逢旱季，要到12里外的野店去担水，一个壮劳力一天也只能往返两次。黄白色的蛐蜒路缠着山脊，那一个年代，吱呀呀咿扭扭，推独轮车的、挑桶的，良家场至野店的路上，来来回回走着些农民，大都是为了水。

这次调查给我以震动。

自此，我与自己的约定是：在寂静的视野中平静地观察并记录寻常百姓为了生计为了信仰或是于普通的生活中攀爬高山蹚涉流水，走阡陌纵横的乡道，走船以载之的水道，走山涧中岩羊踩出的已经风化成沙砾的碎石道，走雪原中通向炊烟缭绕的屯子的雪道，走储木场铺到江边运木船的、为抬原木而临时铺就的木道，走丘陵漫坡草场上蜿蜒至炮台云朵间的悠悠盘曲道。在道路上会有种种的乡间事项，族群细节。母土父老的生存境况与精神负累也都会有诸多的铺陈。

美籍波兰作家切斯拉夫·米沃什在为约瑟夫·寇德卡的画册《流放》作序时写道：“既然‘流放’是20世纪最基本的特征，那么作为一个要真实表现民众的艺术家，他自己的生活也必须处于某种意义上的‘流放’。”这与“在路上”有些相近，你表现“在路上”，你自己当然也要“在路上”。你“在路上”是在为“在路上”者进行“声音的传递”。你要闪躲那些公共感叹并用独特性对自己进行支撑。你要深切地理解他们，莫要把他们的声音给传递歪了。

那么，都传递些什么呢？蹲在门口认真地往嘴里扒拉高粱米粒儿。扁担钩钩住水桶，拽上来一桶清水。蹲在一旁看老马在石槽里吧唧着嘴。围帘里高高地装起3000斤玉米，三匹马过高土坎时大口地喘，左右乱撞。车老板吼着抽打着。“喜鹊乱叫大雨要到”，用木橛子刮锨上的黏土的汉子正仰头看天——地都干成了老婆子脸，爽爽地下一场才好哩。

就是这些家常日常庸常，就是这些艰辛却并不以艰辛为艰辛。就是因为抱着“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的想法，农民希求的仅仅是小小的、简单的幸福。这也是一代代现实主义作家、画家表现过的。

许多人一提到现实主义就觉得落伍，以致现实主义已经成了一个“隐蔽的传统”。事实上，不同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宽广的上升空间。也用不着去着意区分，重要的是合适于自己。摄影也并不曾发明过什么，它只是以镜头这一种方式截断着当代视觉资材的流失。

谁都不能无视和有意搁置乡村巨变。在中国乡村延续数千年的道德、价值，延续百多年并孕育了无以计数的乡土文化、艺术的乡村文明今天正发生着改变。妇女临流在青石上捣衣、老汉在磨房推着碾子、豆腐坊飘出了豆香，冬日铁匠铺前聚拢着晒老阳的农民和在他们腿间穿来穿去的狗、鸡……如许的出作入息式的乡村田园素描在大中型城镇边的乡村已经越来越少。还有那些传承了几千年的民间技艺——乡里的石匠、窑匠、漆匠、竹器匠、小炉匠、纸扎匠——极少有年轻的后生愿意学艺了。即便是旷远的西部，机器的嚣声也日日逼近。

丢失了传统乡间细节的、统一规划、排列齐整、一家一栋的明星村庄毕竟有数。大量的情形是，维持原状的村庄已日渐凋敝，成为“空巢村庄”、“留守村庄”。年轻人向往着都市生活，在他们大量涌入都市的同时他们的身份却难以认定，他们是城市的“异乡人”或者说是城市的“他者”。故乡不再温暖，高层塔楼他们所包租的地下室依然阴潮。

从熟络的家园进入陌生的都市，他们面临很多问题：经济上的窘迫。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远离家人的孤单，融入新环境的不易。所有这一切令他们焦虑和缺乏安全感。总也安定不下来的状态即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专家评点：

李江树一以贯之的创作态度是长期执著关注基层民众，这组照片以诗样的语言抒发对这片土地的爱，讴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质朴的影像风格成为他作品别具一格的特点。

——《中国摄影》杂志艺术总监 闻丹青

江树对路途的记述，时间在场，走过了三十年。

这个时段也正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走向民族振兴的一段非凡路程。朴素的影像在剧烈的社会生活变革背景之下，令人的感受指向了一个极富意蕴的历史空间。

“在路上”，一段同行者的歌吟。

——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于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