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墅隐》简介

一部长期失传的棋谱

《眉山墅隐》是清代一部享有盛名却又扑朔迷离的围棋棋谱，关于《眉山墅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到如下信息：清初著名围棋国手汪汉年编，徐星友、程兰如评；嘉庆二十四年程爱函作跋；徐星友说：“《眉山》一谱，虽不无利钝，然大方正派，无纤巧之习，固当俯视诸谱也。”

中国古代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围棋著作无疑是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和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中国古代围棋经过明末清初的繁荣，到黄龙士出现达到了棋艺发展的一个高峰，如果说道策开创了日本的近代围棋，那么和道策同时代的黄龙士、徐星友则开创了中国围棋的一个新时代。而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正是对这一时代的新的围棋思想的系统全面的阐述，因此被施襄夏称为弈学大宗。《眉山墅隐》是徐星友在《兼山堂弈谱》之后的又一部著作，其规模与《兼山堂弈谱》相似，又经后一代围棋宗师程兰如加评，其意义和重要性可以想见。但事实上与《兼山堂弈谱》的巨大影响相比，《眉山墅隐》几乎是无声无息。《兼山堂弈谱》被后世不知道翻印了多少次，是传世量最大的古代棋谱之一，而《眉山墅隐》却踪迹难觅。这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古谱，但没见到有《眉山墅隐》，收藏古代围棋棋谱最多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目录中都没有此书；收集了较多围棋古谱的《续修四库全书》中也没有此书。《眉山墅隐》失传了。

关于清代围棋棋谱最为权威的著述是清末著名围棋棋谱收藏家邓元鏸（1848—1925）的《国朝弈谱目录》，其中有《眉山墅隐》条，但条下是：“汪汉年，有盛周倚盖之局，未见传本。”黄俊的《弈人传》中也是“有盛周倚盖之局，未见传本”。邓元鏸可以说是清末收藏和研究围棋棋谱最著名的大家，他编辑刊印了大型棋谱集《弈潜斋集谱》，收录并勘校了数十部清代著名棋谱，近代以来刊印的清代棋谱大多都以《弈潜斋集谱》为本。其《国朝弈谱目录》《前代弈谱目录》《国朝弈家姓名录》则是其研究古代围棋的总结性之著，也是后来研究古代围棋的最基本的参考资料。黄俊的《弈人传》成于1920年，是收录古代围棋传闻最多的著作，也是研究古代围棋的重要的资料性著作。可见《眉山墅隐》在清末就已经难觅踪迹。

《寄青霞馆弈选》与《眉山墅隐》

徐星友的《眉山墅隐》之所以长期失传，是因为它一直没有能够刊印，长期以来孤本深藏。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三年（1897）出版的《寄青霞馆弈选》和《寄青霞馆弈选续编》上才发现了《眉山墅隐》的踪迹，其时间晚于邓元鏸的《国朝弈谱目录》。《寄青霞馆弈选》和《寄青霞馆弈选续编》各八卷，王存善辑编，共选录了清代棋谱九百多局，是有清一代收录棋谱最多最精的棋谱集，堪称集清代棋谱之大成的一部著作。《寄青霞馆弈选》卷首有一个《寄青霞馆弈选采用谱目》，其中第五种就是《眉山墅隐》（见图1）。说明编者王存善有此书，并在选谱时采用了。

王存善，仁和（杭州）人，清末著名藏书家，其知悔斋是杭州著名藏书楼，藏书二十余万册，且又喜弈，遍搜棋谱，终于在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编成《寄青霞馆弈选》和《寄青霞馆弈选续编》这一中国古代棋谱的煌煌大卷。王存善曾经任职于广东的财政和洋务机构，受李鸿章、盛宣怀赏识，曾任中国第一家大型近代企业招商局的总理，是洋务运动时代的著名商人、企业家。

但是与一本一本地勘校出版古代棋谱的《弈潜斋集谱》不同，《寄青霞馆弈选》是一部选谱集成。编者从各棋谱著作中精选棋谱，再按棋手分类重新编排。其每一局谱均未说明出自何谱，因此《眉山墅隐》的棋谱在哪里？是被打散了还是仍然集中在一起？由于《寄青霞馆弈选》所收棋谱都保留了所有原谱的棋评，在《寄青霞馆弈选续编》卷一的棋评中找到了多处有关《眉山墅隐》的文字，如第四局有“眉山墅隐皆刻全局，官子不遗”。第三十四局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语：“此谱随弈随梓，一秉至公。它如《不古编》有篡改之弊，《弈慧》《弈涂》《弈通》之类，更不足道。《眉山》一谱，虽不无利钝，然大方正派，无纤巧之习，固当俯视诸谱也。”因此可以肯定《寄青霞馆弈选续篇》卷一的棋谱中有出自《眉山墅隐》的棋谱（图2即《寄青霞馆弈选续编》卷一目录）。

但是这卷一是否就是《眉山墅隐》呢？按《寄青霞馆弈选》的打散重编的体例，这是不大可能的。而且作为一部独立的书应该有序跋题名等等，把一部浩瀚的选集中的某一部分当作为一部书，而且也没有作者是谁的明确信息，是很难成立的。更因为它淹没在一部大型选集之中，实际上也极大地妨碍了它为大家所认识，比如黄俊的《弈人传》成于1920年，《寄青霞馆弈选》这么著名的棋谱他不可能没有见到，但他仍然说“未见传本”。邓元鏸在民国时再印《国朝弈谱目录》，删去了“未见传本”，但仍保留“汪汉年，有盛周倚盖之局”，可见他也并没有从《寄青霞馆弈选》中发现出《眉山墅隐》全貌来。因此尽管《眉山墅隐》实际已经出现了，但关于它的信息不够全面、不够清晰，因此仍然难以也没有受到重视。

手抄本《眉山墅隐》与程爱函

王存善的编辑《寄青霞馆弈选》的围棋藏书后来散失了，尽管光绪二十三年（1897）距知悔斋藏书1927年归浙江图书馆收藏（计50615册）的时间并不长，但《寄青霞馆弈选》的采用篇目中所列的所有棋谱均未能发现，包括《眉山墅隐》，以及现今未见有传本的《鸿雪轩谱》《如松堂谱》《弈存》等，甚至连《寄青霞馆弈选》都没有，也就是说王存善的所有围棋藏书均不知去向。所幸的是解放后上海棋社（即现在的上海棋院）收集了大量围棋古谱，其中就有一部《眉山墅隐》的手抄本。但是由于是棋院内部收藏，不是公共图书馆，因此外界基本无知。说“基本”是因为这部手抄本《眉山墅隐》前面有程爱函的“跋”，而这段跋的文字已经被传出，被一部名为《弁言类钞》的抄本（上海图书馆所藏）收录，而为棋界所知，并因此有《眉山墅隐》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刊印之说，因为跋是为刊印而作的。

手抄本《眉山墅隐》共有棋局六十局，与《寄青霞馆弈选续篇》卷一的前面六十局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确定《寄青霞馆弈选续篇》所收录的确是《眉山墅隐》的全部棋局，这在《寄青霞馆弈选》中是特例，连《兼山堂弈谱》都是被打散了的，想来是编者发现此谱极其难得，特为破例。

图3即为开始页即程爱函的跋，其后即是棋谱和棋评，前书“徐星友程兰如两先生合评”（见图4）。

跋文如下：

乾隆乙卯初秋，予从上长林胡敬孚先生处借得此谱，手录一过，以寄闲情。今鲍石渠先生欲得之，将以付梓。予因手钞此本以珍藏，而以原本赠之。时嘉庆己卯年三月也，爱函程鉎自识。

右徐星友先生评眉山墅隐一册，余既重钞毕，因忆仲升先生言曰：“昔者兰如先生尝以徐评为未尽善，其评汉年各局尤多妄下雌黄，盖汉年天分高用意曲，其精微奥妙之着尚有非徐氏之所能猝喻者，安可轻加评驳。于是将六十局中徐评反复讨论，谁是谁非，粘签于旁，一一尽变以指出，经十余年而后成，最为详细。其子枫麓兄一日持出以示余，嘱予誊清，余甚欣然。未半月枫麓兄意忽中变，将谱携回，迨后问之，答曰为虹梁人借去矣。”仲升先生之言如此，今此谱评语尚缺五局。玩其句法，及不足于盛大有，皆与兼山堂谱相类，当是徐氏原本。而胡敬孚先生以为即兰如先生重定之本，是亦未可知也。

嘉庆二十四年岁在己卯夏四月初七日戊辰程爱函跋于维扬之寓斋。

因为上面有鲍石渠将以付梓（即刻印）的说法，因此一般认为《眉山墅隐》应是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刊印的，可能印数较少，而未能流传。但从嘉庆二十四年到邓元鏸编《国朝弈谱目录》的光绪十年（1884）不过65年，印数再少也不该无传啊？仔细看一下程爱函的跋，发现其中实有疑问。

开始的那一段上说到了书商要付印，但是细究“今鲍石渠先生欲得之，将以付梓。予因手钞此本以珍藏，而以原本赠之”这一句，可知这段文字来源并不是刊印本，也不是程爱函交给出版商鲍石渠的本子，而是写在程爱函自留的底稿上的。再想一下如果跋出自刊印本那应该放在全书的后面而不应该在前面，前面应该是序，序的地位价值大于跋，有跋无序以跋充序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很可能《眉山墅隐》当时要刊印，程爱函为此作了跋，但最终并未能刊印，而留传下来的是程爱函的留底本，上面过录了给鲍石渠出版写的跋。由于它并不是这个本子的跋，所以不能放在后面，而是作为自己留底的说明性资料放在前面了。

程爱函，名鉎字树勋号爱函，安徽歙县人，居扬州，以壬学（占卜学的一种）著称，著有《毕法集览》《壬学琐记》等。跋中关于《眉山墅隐》内容的信息并不多，仅仅知道这是徐星友评的一部棋谱，后又经程兰如再评。跋记程爱函于乾隆乙卯年（也即乾隆最后一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从胡敬孚处抄录此谱，并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付印前再抄一本写下跋等文字。胡敬孚是程爱函徽州同乡，也是一位著名棋手，邓元鏸的《国朝弈家姓名录》列为二手，仲升当是其字。

从跋中可知这原来是徐星友的一个手稿本，程兰如“将六十局中徐评反复讨论，谁是谁非，粘签于旁，一一尽变以指出，经十余年而后成，最为详细”。程兰如把他的意见以“粘签于旁”的方式附在原稿本上。程兰如的儿子程枫麓把这样的稿本交给胡敬孚，请他“誊清”，即把“粘签于旁”抄录整理到稿本里面去。程兰如是粘签写评，稿本上应该不会有程兰如的署名；徐星友棋评中多次提到《眉山墅隐》之名，说明《眉山墅隐》是原本就有的棋谱，而且说“随弈随梓”即每一盘棋下完即刻印，如活页一般。徐星友再在其上加棋评，篇幅是一谱一页，很可能是就在其背页或空页上书写。因此稿本上大概也不会有徐星友的署名。因此这个“徐星友程兰如两先生合评”署名应该是胡敬孚更可能是程爱函加的。

跋中说：“其子枫麓兄一日持出以示余，嘱予誊清，余甚欣然。未半月枫麓兄意忽中变，将谱携回，迨后问之，答曰为虹梁人借去矣。仲升先生之言如此，今此谱评语尚缺五局。”查六十局棋谱确实只有五十五局棋评，汪汉年对程仲容对局谱中有五局无棋评。这缺五局是因为徐星友原缺还是程枫麓突然要回，来不及抄完呢？“意忽中变，将谱携回”，说明工作尚未完成就停止了，如果完了，就不存在中变之说了，这缺五局当然就是中变未誊完之表现。而且前面有“于是将六十局中徐评反复讨论”，说明徐评是六十局。而且以情理而论如果是徐星友留下五局来不及评完就去世了，那此谱当在杭州徐家，传到徽州程兰如手中的可能性很小。而且程兰如既然作了加评，如果原评有缺当然先会补上。因此原谱六十局棋评应该是完整的，现在的不完整是程枫麓突然要回来不及抄完之故。

但有一点令人费思索，五局棋评的总字数不过三千字，相对于全书棋谱棋评誊写的工作量不超过百分之五，即使是毛笔抄写半天也就可完，怎么要如此紧急“中变”？我想象这项委托给胡敬孚的整理工作应该是有报酬约定的，在围棋界胡敬孚比程枫麓名气要大得多，如果没有报酬用带命令性质的“嘱予誊清”是不合适的。程枫麓可能是又找到不需要报酬的誊写人了，于是就对胡敬孚“中变”了。而这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已经誊完的也不可能要走——虽然这是程枫麓的本来目的——而得以保留在胡敬孚手上了。这才有后来程爱函的再抄，才有流传至今。虽然少了五局棋评，还有原书的序（徐星友棋评中提到《眉山墅隐》的原本的序）当也是“中变”而来不及抄，但好在棋谱完整棋评缺不到十分之一，基本完整，相比于许多失传的棋谱，已经是机缘巧合了。

《眉山墅隐》手抄本考证

但这个手抄本是否即是程爱函的抄本原本，会不会有可能是再有人的转抄本？《寄青霞馆弈选》是否即取自这本谱？编者经仔细考辨，结论是肯定的。

首先发现的是第十九局棋谱有两张，粗一看形状完全一样。但是前一张谱标的是“二百五十一着”（见图5）而后一张谱标的是“二百四十九着”（见图6）。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后谱有两个166、167，即166、167重复使用了两次，后面的着数当然跟着都小了2，总着数当然也就小了2。棋谱上面有好多打劫的记录，当然着数字也是小了2。其实这个错的棋谱上已经写有“内重一六六、一六七两着”。这样两张棋谱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任何文章图表重录的时候都可能出错，但一张棋谱在再录的时候是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错误的，因为只要错了一着，后面的数字就全不对了，打劫的棋着标记也不对了。因此毫无疑问，错的那张图是原始图。而且这错一定是最初的错，即当初对局时即记错，随后刻错。而到抄的时候即使发现了错，也只能照着错，因为改动的工作量太大了——棋谱上后面每一着都要改；棋评上的相关棋着数字也要改，棋谱上的打劫标记也要改。于是也就马马虎虎将错就错了。但是由于棋谱要送去刻印出版，出版当然不能再错，于是就很小心地把它改了过来，留底本当然也用改正的了。而这个原来的错谱作为原始件也留存了下来。据此可以确定：这就是程爱函手抄留底的原本，因为如有人再抄，不会把错页也抄并且也装订进去的。

那么这个本子是否就是《寄青霞馆弈选》采用的那个本子呢？由于《寄青霞馆弈选》六十局棋评也缺同样的五局棋评，因此它肯定不会来自程枫麓的原稿本，而只能来自胡敬孚抄本、程爱函乾隆乙卯（1795）抄本或程爱函嘉庆二十四年（1819）留底本即此本。

仔细对照《寄青霞馆弈选续编》和此手抄本的棋评，发现基本每篇均有少许文字差异，总数超过六十处。经对照棋谱，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寄青霞馆弈选续编》错。任何文字只要再录一次就会发生差错，在所难免，可以理解。当然这也是手抄本是《寄青霞馆弈选续编》之前的原本的重要证据。这些错误中有一些是数字错误，如“177”错成“167”、“87”错成“78”等等，因其相对应的棋着不对了，就会使得棋评完全无法理解，这是很严重的。当然手抄本也是一个再抄本，也会有错，但无论如何会少一些，这需要有编校者来仔细订正。

《寄青霞馆弈选续编》这些错误中有一处值得玩味：第26局的“白146位渡扳”。“渡扳”一词不知所云，手抄本是“复扳”，而对应棋谱此处是连扳。这里肯定是《寄青霞馆弈选续编》抄错了，但怎么会这样错？仔细看抄本（见图7），原来是繁体字“復”的左边旁草体写成“氵”，再加上右下的一捺，看起来的确有点像“渡”。写成像“渡”的“復”，是特殊现象，由此可见《寄青霞馆弈选》所据的的确就是这个手抄本。

《弈墨》中的清初杭州棋会

从徐星友的棋评中知道《眉山墅隐》是原本就有的一本棋谱，而且是刊印了的：“眉山墅隐皆刻全局，官子不遗”，“此谱随弈随梓，一秉至公……《眉山》一谱，虽不无利钝，然大方正派，无纤巧之习，固当俯视诸谱也。”那么《眉山墅隐》原谱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棋谱呢？

由于这六十局正好是汪汉年、周东侯、盛大有、程仲容四个人循环十局的局数，《眉山墅隐》会不会是四人某一次比赛的棋谱记录呢？这四人中周东侯、汪汉年是清初著名国手，周懒予去世后他们两人并世称雄，周东侯后来与黄龙士有黄龙周虎之称；盛大有明末就是国手，曾与过百龄、周懒予争锋，黄龙士就是因为战胜他而成名；程仲容也是名家，是后来有胜过黄龙士纪录的少数棋手之一。这四个清初棋坛名家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赛会呢？

除了一直未被发现的《眉山墅隐》，现存最早的清代围棋棋谱是《弈墨》，康熙元年（1662）刊印于淮安。《弈墨》有四篇序。其中有一篇徐致章序值得注意。徐致章安徽庐州府六安人，清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进士，先后在杭州、淮安担任税关监督。此序写于康熙元年壬寅（1662），时任职淮安税关。序中说到其兄弟二人自幼嗜弈，与一代国手周东侯是同乡，是自小无忌之友；另一著名国手汪汉年则长期住在他的家里与他下棋。（“余兄弟自弱岁皆嗜弈，汪汉年、周东侯二子国手中之后劲铮铮者。汉年留余家最久，东侯系吾无忌。”）接下来：

“亥春，予督榷杭关，汉年来，东侯、大有、仲容亦来，与诸国手夹而阵，旌摩旗荡，先后合局，为板行，纸贵。”（见图8）

亥春即顺治十六年己亥年（1659）春天，即写此序前三年，徐致章任职杭州税关，邀请汪汉年来，后来周东侯也来了，还邀请了前辈高手盛大有和另一国手程仲容，“诸国手夹而阵，旌摩旗荡”。这和《眉山墅隐》的六十局棋谱四棋手完全一致。其特别说到每局都即时记录棋谱，随即刻板印行，棋界关注，一时“纸贵”，这和棋评上的“此谱随弈随梓”也一致。棋谱刻印在古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经济代价很大，清代有很多名谱刻印过程坎坷。每下一局即时就刻印，持续六十局，这在棋谱刻印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至少同样四个人不会有两次。

因此可以确认《眉山墅隐》即是徐致章发起的顺治十六年春四国手在杭州举行的“夹而阵，旌摩旗荡”的围棋盛会的棋谱。由于原谱是随弈随梓，因此六十局完整记录，没有删选。评语者已经称其为《眉山墅隐》，说明原谱已经有此名，因此《眉山墅隐》就是此次比赛的对局全集。

《眉山墅隐》的编评者

《眉山墅隐》一书，常归于汪汉年名下，并因徐星友评语中有“一秉至公”而有说“这是我国古代棋艺家编选时局谱中少偏见的典范”。归于汪汉年这主要是因为邓元鏸《国朝弈谱目录》的《眉山墅隐》条下有：“汪汉年，有盛周倚盖之局，未见传本。”邓元鏸在棋界影响大其说也权威。但邓元鏸并未见其书，其说法当来自毛孝光的《弈理妙悟》序（嘉庆十三年，即1808年）：“其评对垒全局，则若周东侯之《弈悟》、汪汉年之《眉山墅隐》、盛大有之《弈府阳秋》、徐星友之《兼山堂谱》、胡瑞征之《不古编》。”毛孝光之说所据不明，但从程爱函《眉山墅隐》跋来看“评对垒全局”者是徐星友，后经程兰如补评，与汪汉年没有关系。

当然也可以假定汪汉年也曾经对《眉山墅隐》作了评注，并出了书为毛孝光所见。但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如果有，徐星友就不会再去评了。没有一个棋手会去做前人已经做过的事，犯不着，更何况棋坛领袖徐星友。会不会徐星友不知道？也不会，因为徐星友可以不知道，周东侯不会不知道。棋评中徐星友多处提到周东侯对他说的话，包括对局时的细节，比如周东侯和盛大有对局出现三劫循环时盛大有要求以双活处理继续对局并负十几子的事。我们不妨认为《眉山墅隐》原谱也许就是周东侯提供给徐星友的。而其中没有任何涉及汪汉年的话语。《眉山墅隐》长期失传，到毛孝光时已经150年，所谓汪汉年云云也许是失传而生的传说吧。

如果不是指评谱而是指编辑，由于全部棋谱是“随弈随梓”，每天对局结束就刻谱印刷，提供给关心比赛的爱好者。比赛赛完，棋谱也就全部刻完，然后把先前已经刻印出来的棋谱散页，拿针一缝，贴上一个书有“眉山墅隐”书名的封面，装订起来就是一本棋谱了，也许会再加上一篇（或几篇）序（徐星友评语中提到有眉山墅隐序）。六十局棋谱全在，无可选删，即便你要少缝几页，但棋谱早就印出，别人可不会少缝的。因此不存在谁是编者，不存在选编，当然也不存在偏向的可能。徐星友称赞如此做法没有偏向，但上升到编者汪汉年“是我国古代棋艺家编选时局谱中少偏见的典范”，实在是望文生义胡乱发挥了。

如果说有编者，那就是组织比赛当然也是收集棋谱并主持刻印者徐致章。但现在的这部《眉山墅隐》是一部评谱，因此准确地说还是把《眉山墅隐》归于为其写棋评的徐星友名下才比较恰当，就如他的另一部著名评谱《兼山堂弈谱》。

但这里还有程兰如“合评”的问题。程爱函记述这棋谱有程兰如评来自棋谱所有者程兰如的儿子程枫麓所说，程爱函认为从棋评风格看“皆与兼山堂相类，当是徐氏原本”，即是倾向于不信的。但既然棋谱提供者这样说，他就“也未可知也”地加署了程兰如的名字。

但程兰如的确是作了棋评的，因为正是有了程兰如的加评才有需要叫胡敬孚“誊清”。细看棋评可以发现“誊清”者胡敬孚的确是以有所区别的方式整理抄录的：一些棋评后面与前面分段，且比前面部分低一个字；也有的是以○符号分开，那是因为字数较多，要节约空间。特别是这后面部分内容常常又是回到棋局的前面重述的，明显可以看出是他人另评。也就是说程兰如并没有改动徐星友的棋评，而只是另外加上了自己的棋评。但加评量不大，只有十余处，总量不到全部棋评的百分之五。因此程爱函认为“当是徐氏原本”也是对的。

程兰如再评的原因据程兰如儿子说是徐星友“其评汉年各局尤多妄加雌黄，盖汉年天分高用意曲，其精微奥妙之着尚有非徐氏之所能猝喻者，安可轻加评驳”。如此扬汪汉年抑徐星友明显是带有个人情绪。徐星友是围棋的一代宗师，其造诣高于汪汉年应是有清一代的公论，而且从徐星友在其另一本评谱《兼山堂弈谱》中所言来看，汪汉年是徐星友最为赞赏的棋手之一，说他“天禀最高”，“识大局而脱形骸”，“见识自高”，哪有“轻加评驳”？徐星友评棋是就事论事，事实上对徐星友批评汪汉年的棋评程兰如并无改变，其加评大多是在赞同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意见，没有见到任何一点批驳或者争论的言词。徐星友对汪汉年最严厉的批评是第十四局的“大凡一局之中有紧策之处，虽有误着致败瑕瑜不相掩，皆可入选。此局黑无寸长可录，固当存以为粗浮者戒”，程兰如对此也无改动或另加分辩。尤其是对汪汉年的一些胜局程兰如的加评也并没有特别的赞赏，例如有一局汪汉年白胜却评“黑（周东侯）有力量有气魄酣畅淋漓……不当成败论英雄也”，另一汪汉年胜局被评为双方“均非上乘之作”。

虽然程枫麓之言也许多少是受程兰如影响，但面对具体棋艺问题，程兰如本人至少还是实事求是的。棋谱从徐星友到程兰如手里应该是徐星友给予的。徐星友从周东侯那里得到此谱，爱惜有加，也是感受前辈托付之情，以近八旬之年耗费大量精力予以逐局评述，评毕后刊印之愿已不能圆，因此转托给程兰如，可见徐星友对程兰如还是信任的。而程兰如又“经十余年”细加再评，可见在棋艺上他们还是惺惺相惜的。

徐星友在《眉山墅隐》棋评中提到《兼山堂弈谱》，而《兼山堂弈谱》刊印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眉山墅隐》的评谱当在此以后。施襄夏在《弈理指归序》中提到十二岁时（1721）徐星友让三子指导并送其《兼山堂弈谱》，想来那时《眉山墅隐》尚未完稿。徐星友出生于1644年，其时已经年近八旬，而距顺治十六年的《眉山墅隐》杭州棋会已经六十多年。至于程兰如加评也许会是在他的晚年，那就是又在三四十年以后了。

杭城何处寻眉山

至于《眉山墅隐》的书名无疑是徐致章起的。“眉山”应该是指这个棋会举行的地方。“隐”指幽静，当然也可以指围棋，围棋有“坐隐”的别称。“墅”可以是实指，即以“眉山”为名的别墅，也可以是泛指，位于眉山的幽静之居所。“眉山”一词无特别的围棋性或文学性意义，应该是杭州的一个地名。现在的杭州没有以“眉山”为名的地名，经查康熙《钱塘县志》：“峨眉山：与宝月山并，弯环若眉，故名。”“峨眉山”应即是“眉山”，四川峨眉山也称“眉山”，隋代以峨眉山附近地区设眉山郡，郡治所在地在今乐山。简去“峨”字是因为中文音韵习惯于两个字的名称，用于书名更是如此。

峨眉山属吴山，“城内诸山蔓延相属，有宝月、峨眉、石佛、瑞石、宝莲、七宝、金池、清平诸名，而统称吴山”（乾隆《湖山便览》），旧吴山十景中有“峨眉夕照”。又据雍正《西湖志》记载：“八眼井前名峨眉山”，“国朝康熙元年建峨眉庵于此，庵西即八眼井”（《湖山便览》）。现在的杭州地图吴山上仍可找到标有八眼井之景点，其地叫“粮道山”，经查因明清两朝此地有督粮道署而习称。徐致章当时是税关监督。税关和粮道一样都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且业务相关：那时的税很多是以粮的方式征收的。因此很可能两个衙署位置相近，即徐致章之署衙或其仓库就在峨眉山。现在这里正好一东一西建有“杭州历史博物馆”和“中国财税博物馆”，不知是否有什么关联。下面是在现今的吴山地图上标上了当时峨眉山以及清代杭州粮道署和税关署的可能位置（见图9），供想象。

古代督署前衙后府，徐致章请来的棋手应该就住在署衙内，就如施襄夏、范西屏都曾居扬州盐署内。对局可能即在居所内，也可能借用附近之园墅。杭州税关也许难比扬州盐署，而据《西湖志》载其时这一带多有园墅，如吴园、片石居、泉石山房等，以徐的地位和参会国手的影响力，这些园墅的主人多会欢迎，甚至可能几处轮流。民国时吴山仍有不少别墅，当然沧桑变迁，其间之源流已难考了。

《眉山墅隐》的意义

《眉山墅隐》是保存下来的清代的第一部围棋棋谱，明清之交的动乱已经过去，围棋活动恢复并且有了很大发展，已经是迎来中国围棋高峰的前夜。大约十年后黄龙士正是在与《眉山墅隐》的主角盛大有、周东侯等的争锋中胜出而成为棋圣。徐星友选择评《眉山墅隐》，应该有对围棋发展时代交替时围棋思想和技术变化的研究和总结的目的。在《眉山墅隐》中徐星友在批评某些棋着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词汇是：“古法”“旧习”，他反复强调的是下棋要走正道，不可偏锋。他的棋评关注的重点不是局部的正误，而是围棋思想的转变。

中国古代围棋至黄龙士、徐星友开始进入高峰期，而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本因坊道策开创了日本近代围棋，两者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徐星友的另一部棋评集《兼山堂弈谱》被施襄夏称为“弈学大宗”，在中国围棋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评注不仅切中棋局要处，更重要的是阐述了他的围棋理念和理论，例如“冲和恬淡，浑沦融和”，“闲谈整密，大方正派”，“制于有形，不若制于无形”，“善战而胜，曷若不战屈人”等等。其思想与道策的围棋思想有强烈的共通之处。《眉山墅隐》性质和规模与《兼山堂弈谱》相近，其成书时间在《兼山堂弈谱》之后，其围棋思想当更有发展，惜乎长期湮没不为人所知，其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另外，《眉山墅隐》中的周东侯与盛大有的一局出现三劫循环（见图10），这也是围棋史上第一次有确切记录的循环劫棋局，而且是出现在当时最高水平的棋手的正式的比赛上，也极具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规则意义。

另外《眉山墅隐》本身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棋谱。它是一次比赛的全部对局棋谱。中国古代围棋棋谱都是选谱，不标对局时间地点，也不记对局性质、对局的由因。即便有一些关于棋会的记载，也没有留下确定对应的棋谱。几乎任何一本棋谱集上的任何一局棋谱，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因什么原因下的。即便如代表中国古代围棋顶峰的施襄夏与范西屏的当湖十局，也并没有确定的记录。现存的两人之间的十一局棋谱并没有任何说明，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它们就是当湖十局，现在称其为当湖十局不过是他们两人留下来的棋谱就只有这十一局。如此就更觉得《眉山墅隐》那样能考证出准确的时间地点、比赛的发起、参赛的棋手，而且所有棋局完整无缺的，实在是太有意义了。在这个意义上，《眉山墅隐》在中国古代围棋棋谱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一个比赛的完整的记录比起性质不同的棋谱混杂在一起在统计上也更具有作学术研究的意义。比如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四个座子能降低先行方的效率，这是个很难确定的争辩的命题。但《眉山墅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数量大，参赛的棋手是当时的最高手，互相水平非常接近。结果在60局中可明确确定胜负的58局（1局三劫循环，1局只有82着），白胜44局，黑胜14局，先行方胜率75.9％，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说明座子对先行效率的抑制作用非常有限。

《眉山墅隐》还有一个特点是“随弈随梓”，就是每天下完棋就把棋谱送去刻印，印出来就立即提供给广大围棋爱好者。这为比赛造了势，扩大了影响，类似于后来日本的新闻棋战。虽然徐致章只用了“纸贵”两个字，但其对棋赛的影响力的激发可以想见。徐致章在三百年前就创造了这种方式，实在应该在围棋史上大书一笔。但旷日持久的每天刻印二局棋谱，商业性质的书局是难以承担的。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徐致章的官署有刻印条件，利用官衙刻印之便在当时也是通行的，比如《不古篇》《官子谱》，以至于《弈理指归》《桃花泉弈谱》等都是盐署刻印的。六个十局赛耗时很长，随弈随梓，类似活页，也许大部分人不见得会去装订，因此很容易散失。而且由于不是正式刊印，未通过商业渠道，流传不广，因此当时刻印的棋谱未能流传下来。

《眉山墅隐》初刻于顺治十六年（1659），由于随弈随梓易于散失，难以长期保存。难得的是对局者周东侯保存的一本，四十年后交给了徐星友。徐星友有感前辈托付之情，在上面细作评点，传给了程兰如。程兰如又作补评“粘签于旁”，但终未能刊印出版。虽然上面有程兰如的棋评，虽然也作了努力，程兰如的儿子程枫麓当时急于索回棋谱也许是找到了刊印途径，但终究还是没有能把此谱刊印出来，甚至其谱也不知所终了。有幸的是程爱函在乾隆六十年（1796）见到胡敬孚誊抄本，并转抄。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程爱函因为要刻印而又再抄了一本。但此次刻印仍然未成，这已经是四国手杭州盛会后一百六十年，也是徐星友评谱以后一百年了，可见当时棋谱出版之困难。但正是这再抄的一本，在前面三本均失传的情况下，万幸地保存了下来。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被王存善发现，收集到《寄青霞馆弈选》。而原本再次散失，直到解放后被上海棋院收藏，但长期未为棋界所知。因此把《眉山墅隐》重新发掘出来，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杭州姚垚收藏的手抄本《眉山墅隐》

在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杭州的姚垚先生（杭州天纵棋院院长）告知他收藏到一部手抄本《眉山墅隐》，这对孤本流传的《眉山墅隐》是一个好消息，使得《眉山墅隐》有了互相勘校的可能。下面对其作一介绍。

此部棋谱分上下册，共有棋谱101局。前面有43局是清康熙时期黄龙士、周东侯、盛大有、徐星友等人的对局谱，从“盛大有—周东侯　三百二着”（见图11）开始计58局即《眉山墅隐》棋谱，此开始页左上有“梅山墅隐共六十局”字标记。缺最后程仲容对盛大有的2局，当是损缺之故。棋谱破损非常严重，是重新用托纸装裱了的，这显然是因为纸张年代久远之故。此谱抄写质量也较差，使用的是明代留下来的棋谱纸（有一页上有“明万历十九年元月录于春华堂中”字样），棋着是直接手写上去的，黑子用数字外加圆圈的方式表示，与程爱函的专用字模相比质量差距甚远。标题栏上的对弈者名字、着数、同位置棋子说明等规范的内容的字书写也较随意，有近一半局谱在上方空白处有较为简短的棋评，棋评的字更是奔放潦草，使得整体更显粗率。页边缘上还写有本页谱对局者的名字，可能是为了便于查找，但因破损，多不完整。从前面有徐星友的棋谱来看，此抄本最早当在康熙中期以后。

此谱没有徐星友的评谱文字，那些简短评语大多与徐评不合，棋评有提到“施范”“桃花泉”等文字，评者当在乾隆晚期以后。仔细勘比，与程爱函抄本有一些细节的差异，可以明确判定此谱不是从徐星友评谱本抄录的，应该是抄自《眉山墅隐》的原刻本。这也可从“梅山墅隐”中“梅”与“眉”的不同看出来。《眉山墅隐》是“随弈随梓”，棋谱是在至少超过一个月的对弈期间以活页的方式随时刻印出来的。收藏者一页一页地收藏棋谱时并不是一本书，也不会有名字。到棋局全部下完，徐致章写序言，装订成册时才会起书名。收藏者听说书名，再加写到自己收集的棋谱上，“眉”字相对冷僻，错以为是“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此谱每局都标有胜负结果，而且是“胜二子半”等准确的数字。但可以确认此胜负是评谱者自己判别后加上去的，而不是原本的。首先是这胜负的字明显是挤插上去的，字迹也很潦草，不是原抄本的；其次有个别胜负是错的。值得注意的是徐星友评本（即本书）第19局“盛大有—汪汉年　251着”上最后的徐星友评语是：“250误。《眉山墅隐》序：若失着不改是也。”（见p147）棋局已经到最后的官子，汪汉年已经赢定了，但突然收官失误，黑棋上边到中间的一条龙接不回被切下，这明显是一个大勺子。但何来“若失着不改”呢？所指为何？有谁要改吗？看了此谱才明白，原来对局当时可能汪汉年指出248应该在中间虎，并把棋子放了上去（其实是复盘），而记谱者不察，就此记录，并以共248着刻印出去。到最后汇总时此谱当然要改回来，序中才有此语。周东侯交给徐星友的棋谱当然是改了的，但流传在收藏者手中的棋谱还是错的。这部棋谱就是248着的错谱，评谱者还依此判定汪汉年胜二子半。

对比两本棋谱，还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虽然同样是六个十局，但是六个的顺序完全不同，十局内的顺序也完全不同，两者的顺序之间完全找不到一点点可联系之处，全乱。对于同一本书，这无论如何有点不合情理，即使这部书是由每天刻印的活页棋谱各自装订的。如果比赛像棋谱所显示那样是六个十局赛，全部比赛结束后只要把每天的棋谱合弄来一订就行了，即便有个别棋谱顺序有乱，但大致应该是不差的，至少不会全乱。因此解释只能是这个比赛不是六个十局赛，而是十个六局赛，即是四个人循环赛一个循环六局，下十个循环。对局者是轮流的，每次更换，相同对局者的棋谱分散在前后各处。汇总时从分散在前后的棋谱中找出相同的对局者的棋谱，归在一起，打乱了原顺序。乱了就必然会差异了。

事实上十局赛对比赛双方压力很大，而且每天对着同一个棋手不免枯燥单调，这样还连续来三个十局，持续达一个多月，棋手和观棋者大概都会难以坚持。循环赛每天更换比赛对方，无论对棋手还是观棋者都显得丰富多彩些。而且根据各方面的兴趣，循环赛的个数可以灵活自由，任何时候都可以结束。由于这次赛会棋谱随弈随梓，使得有更广泛的爱好者参与，棋谱卖得好，比赛就持续到了十次，这个十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以为这样的想象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勘比两部棋谱，最直接的收益是修正了徐星友评谱本的失误：程仲容对汪汉年十局以及周东侯对盛大有十局的黑白方对局比为6∶4，失衡。虽然知道汪汉年白先6局和盛大有白先6局中应有1局要改为黑，但不知是哪一局。而此谱对应的都是5∶5，正常的，一对比就找到了错的那一局。抄本错误在所难免，此谱还更多些，但错的地方不会一样，就可以互校。虽然《眉山墅隐》的价值在徐星友的棋评，因此此本的意义要比程爱函抄本低些，但有此互校，也显示出它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