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是新时代的主攻方向。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修改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这就为我们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指明了方向,必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各方面的建设事业。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军队、外交等其他领域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也必将展现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作为、新气象。为此,我们必须对与之相关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
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激励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追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不断注入活力和思想。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建设,指导思想建设的核心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这些核心,关乎文化建设的全局,也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及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文化自信,重点在意识形态自信,意识形态自信,重点在指导思想自信。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都是与时俱进的。因此,要全面、完整、辩证、发展地理解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重在把握其立场、原则和方法,而不能拘泥于个别具体观点,更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具体语境,抽象地神化和搬运某个具体观点。进入新时代,认识要与时俱进,不能以古非今,也不能以旧非新。不能用一种指导思想反对另一种指导思想,也不能用一种个人崇拜反对另一种个人崇拜。不顾客观实际变化,死抱着陈旧的观念不放,企图以不变应万变,这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还有一些人搬运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还自以为超前和时髦,总觉得真理在自己一边,其实是丧失家园,以洋为师,以西非中的殖民文化心理。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必须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源。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连续性文明,五千年的连续发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历史学家认为,中华文明具有如此长久的连续性,证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必有一伟大的力量寓于其中。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中华优秀文化和它所滋养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我们讲文化自信,主要就是价值观的自信。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我们要积极传承发展。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要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又如民为邦本、政者正也、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居安思危等思想智慧,可以作为今天的启示和镜鉴,以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如仁义礼智信“五常”、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等,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生生不息的主要支撑,必须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还有许多思想理念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冲突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孔子在2500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态度与“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利于处理人与人的矛盾冲突,有利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处理人类难题的智慧,值得深入发掘和阐发。
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孕育和成长于战斗岁月中的革命文化,是涵育中国价值的深厚土壤。从嘉兴红船到井冈山,从长征到延安,再到西柏坡,一处处革命旧址、一件件红色文物、一个个革命人物与先进集体,均代表着崇高的理想与坚定的信仰。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入挖掘与传承革命文化,让其成为鼓舞人们矢志不渝、开拓进取、坚持奋斗、有所作为的信念支柱,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中国革命是怎么成功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怎么取得的?中国人民的红色江山是怎么来的?有几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一是在党的领导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二是用无数革命先烈、革命前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三是在全世界友好人民和正义力量的支持下取得的。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这是大道理,也是大道德。能懂得这个大道理,能践行这个大道德,就是有良心,有正义,就能得人心。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既要充满自信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又要坚定不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又具有全球视野,具有创新性。它既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又批判继承人类理性精神,延续人类文明成果,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代表人民群众要求。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它主张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统一,反对一切愚昧落后和封建迷信思想;它源于人民大众,由人民创造,又为人民服务。它的前进方向是指向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人的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总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立足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始终高扬与时俱进精神。只有它能够使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使社会主义的文化实力迅速提升,使国家的文化安全得到有效维护,使人民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需要注意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虽已形成前后相继的历史顺序和话语习惯,但就其现实地位和作用,以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度来说,却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顺序来对待。
在对各种文化类型的有益要素进行创造性整合的过程中,还需要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和”理念中吸取智慧。“中和”,即“贵中尚和”“守中致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精神品质,也是极为深邃的哲学思想。这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乃至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和”的观念产生很早,其含义由音乐之和,到人际关系之和,再到国家政事之和,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第一个对“和”进行理论提升,使之成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则的人是史伯。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期的太史史伯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性质的事物和谐相处,才能共同发展;而相同性质的事物混在一起,则不利于发展。对此,《中庸》作了更加经典的概括:“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达到“守中”的境界,就能不偏不倚,至诚至性,率性而为,行乎当行,止乎当止,恰如其分。“和”是天下的普遍规则,达到“致中和”的境界,天地万物便各在其位,各得其所,和谐生长。的确,世界上许多美好而奇妙的事物或事情,往往都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正如汉魏之际的徐干在《中论·治学》所说:“大乐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圣人之德,非取乎一道。”这里的“大乐”,指古代典雅庄重的音乐。用于帝王祭祀、朝贺、燕享等典礼。《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唐代皮日休《忧赋》:“大乐既没,淫声是起。”“中和”最求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体现在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上,便是协和万邦。早在商末周初产生的《易经》中,就已经提出了“太极”、“阴阳”、天地人一体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哲学思想。春秋时老子著《道德经》,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道法自然”等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认为,“道”生万物,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过程。道家所推崇的“太极图”,不只是由两条游动的鱼构成的平面图,更是一个立体的、内含矛盾的、运动不止的、追求中和的圆球体。这个圆球体,可以象征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和宇宙。古人认为,能将这个圆球运于两掌之间者,必能驾驭一切复杂系统。很显然,这是指能将多种事物、关系、矛盾融为一体的“中和”之道。它蕴含着自然万物的共存之道、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与人相处和修身克己的明德之道、民族相亲和国家和睦的昌盛之道。这些思想观念已经浸润在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与习俗之中。将我国古代“中和”思想应用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在古与今、中与西,以及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而不同”中构建和谐文化关系,无疑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原则和发展方向,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喊出“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等口号,到“文化大革命”中喊出“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深化的中西文化比较、世界文明多元互鉴的潮流来看,关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讨论,始终是围绕着如何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而展开的。这其中的交锋点,还不在于古今文化、中西文化要不要融合,能不能融合的问题,而在于以谁为主,以谁为次的问题。因此,我在2005年出版的《伦理学基本问题新探》一书中,就明确提出过“以马为主,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多元一体,整合创新”的文化发展方针。也就是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处理好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的关系问题。经过近十多年来持续不断地思考研究和实践检验,我现在依然认为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从纵的方向,可以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概括;从横的方向,可以从意识形态安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政治文化、法治文化、道德文化、广电传媒、网络文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教育事业等方面来理解。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中,文化系统、教育系统是并列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文化管理体制所涉辖的范围内,是不包含教育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教育事业是广义的文化事业。特别是文化建设与教育发展是同频共振、融合发展的关系。文化影响教育目的的确立,影响教育内容的选择,影响教育教学方法的使用。教育具有筛选、整理、传递和保存文化的作用,具有传播和交流文化的作用,具有更新和创造文化的作用。传递和保存文化,是教育最基本的文化功能。文化传递,是指文化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延续,通过教育将前人所积累的社会生产、生活知识、经验,有计划地传递给下一代人。同时,通过教育将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内化为个体所有,这就具有了保存文化的功能。文化的传播,一般指某一社会共同体的文化向另一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传输过程,是单向的。而文化的交流,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相互传播,是双向的或多向的。教育作为传播、交流文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同时也促进着文化的丰富发展。由此可见,要全面推进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就必须加强文化系统与教育系统的协同配合,促进文化建设与教育事业的融合发展。
如果把我的文化认识和文化主张归纳一下,大致可以表述为:文化即人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行为文化等具体形态。其中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涉及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信仰,反映着文化类型的本质特征,因而也是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马中西等多元文化(或文明)并立的背景下,我们的文化选择,既要展现明确的立场性、原则性和坚定性,又要展现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包容性。因此,我主张“以马为主,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多元一体,整合创新”的文化发展方针、方法和方向。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重点领域、难点问题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旨在供党政干部、高校师生,以及从事社科研究、理论宣传、新闻传媒、文学艺术、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的人员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