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司马迁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巨匠、文学家。司马迁承其父司马谈之业，任太史令，以名山事业为志。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⁴³⁾后因李陵事件被处宫刑，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但为了未竟的事业，隐忍苟活，引古代圣哲志士为精神依凭，发愤著书，其《太史公自序》云：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⁴⁴⁾

虽然其中的记述尚有不核之处，且司马迁所列也大多为非文学性作品，作者的发愤也仅是主观情感中的一种。但司马迁所述对后世文论具有显著的影响，意义有二：其一，作品是受作家主观情感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与《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二，痛苦的人生经历可以激励作者的志向，坚定其创作的决心。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受到了后世文论家的认同，所谓“悲愤出诗人”“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都明显受“发愤著书”的影响。

司马迁在文学思想史上的另一个贡献是通过传记品评作家作品。《史记》是一部历史巨著，其创立的纪传体成为中国古代正史文献的基本范式。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入了文学家的传记，如《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首开后世正史文苑传的先河。在这些传记中，司马迁以史家独有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树立了史家文学批评的典范。其中颇能体现其文学旨趣的主要在于对屈原和司马相如的评价。

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依据屈原的人品、文品对《离骚》进行了评价，体现了知人论世的原则：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⁴⁵⁾

司马迁对屈原评价极高，虽然《离骚》兼《国风》《小雅》之胜的极评并非始于司马迁，而是出自刘安。但司马迁所述的内容多于班固《离骚序》中所引，且见录于《屈原贾生列传》而未标刘安之名，显然已成为司马迁自己的认识，因此，我们径可视其为司马迁本人对《离骚》的评价。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窥见司马迁品鉴作品的基本要素。内容：“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既有讽谏，亦有赋陈。形式：“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或象征，或寄托。文约而义丰，宛曲隐微。方法：“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知人论世，由文而及人。司马迁对屈原以及《离骚》的褒赞，还在于《离骚》与《史记》相仿佛，都是忧郁悲慨之作：“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⁴⁶⁾。撰其传而寄己意。“发愤著书”，既是司马迁的自评，也是品鉴屈原与《离骚》时隐然存在的心理背景。

对于司马相如的赋作，时人的评价颇多异致，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用大量的篇幅载录了《天子游猎赋》（《文选》分题为《上林赋》《子虚赋》）全文，以体现作品的风格，指出了“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的不足以及“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⁴⁷⁾的旨趣。同时，司马迁在《列传》中还依据史实或在引述他人异见的基础上，抒以己见，“成一家之言”。对于司马相如，司马迁有这样的总体评述：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⁴⁸⁾

对于司马相如的赋作，司马迁既肯定了“与《诗》之风谏何异”的价值，也指出了其“多虚辞滥说”的不足，显示了史家文论征实持正的特征。同样，对司马相如“多虚辞滥说”的批评，也体现了史家司马迁对文学特征的认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