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清代宫廷社会结构

第二章　征服者精英与皇室宗亲

征服者精英在清代逐渐演变为一个在法律上与被征服的汉族相隔离的集团。它在大清的统治中，特别是（但不仅仅是）在新并入帝国的东北和内亚地区的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八旗贵族虽然也出任文职官员，但更主要的是把持内廷要职，以此为皇帝出谋划策。他们的职权既与掌控外朝的汉族文士有重叠，又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这种来源于征服的二元政治结构是大清帝国强权统治的另一个方面。

清代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分野是旗人与普通百姓的分野。正如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所显示的那样（参阅下文），这种分野不是种族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分野。领土的扩展把新的族群带进了征服者精英集团。一些族群（如喀尔喀蒙古）被编入旗籍，其领袖人物的贵族头衔得到了皇帝的确认。另外一些族群（包括藏传佛教的活佛和穆斯林的阿訇）则以清政府确认他们的精英地位作为交换条件而归顺了大清。

虽然征服者精英在有清一代一直是一个特权集团，但1722年后帝国视野的变化促发了精英内部自我认同的变化。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致力于在东北地区建立多民族联合体。民族界限在旗人中变得模糊而有弹性，主要的机制在于把各种各样的族群融合为一个高效率的军事组织。在建国的关键时期，自身利益和作战效率毫无疑问比民族区分更为重要。努尔哈赤“以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为基础”来划分群体，康熙皇帝愿意把来自蒙古或汉军的整个族群并入满洲八旗。(1)然而到18世纪，政治气氛就完全不同了。

对明王朝领土的征服已经完成，大清帝国的基础更为稳固了。清朝统治者对他们优先考虑的事项做了重大调整。柯娇燕曾描述过，八旗爵位和其他职位的世袭封授在互相竞争的候选人中引发了激烈争执，导致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发布谕旨，命令所有旗人编纂宗谱。他们注意到，宗谱从口耳相传到形诸文字的变化，强化了满族人的宗亲观念——这些观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要比18世纪末更为飘忽不定。统治精英集团中的身份认同变得事关家族血统。乾隆时期，试图保持满族认同的诸项政策（参阅第一章）强化了对种族的重视。(2)

伴随宗谱编纂而生的另一个趋向是旗人中也强化了种族的分别。乾隆皇帝对“贰臣”——侍奉两个朝廷的人——的重新认识，以及为体现他“臣子应对栽培奖赏他的朝廷保持绝对忠诚”的思想而对以往历史的重新撰写，就是对清王朝新立场的生动注解。清王朝不再是挑战者，而变成了秩序的维护者。为了继续把儒家的“忠君”思想作为一种抽象价值观来加以弘扬，朝廷牺牲了归顺满族大业的汉族官员。现在，这些汉族官员对大清的忠诚或要受到指责。

对“贰臣”的重新评价与帝国对汉军态度的转变相始终。18世纪末和19世纪，削减旗人津贴的意图偏向满洲八旗，却对汉军形成严重打击。许多汉军被开除旗籍，成为普通百姓。简言之，统治者越来越把汉军视为“汉人”，而不是征服精英集团的成员了。同样的趋势也体现于帝国对待臣民的各项政策中。弘历视自己为统一帝国治下各个民族的唯一君王，这也推动了征服精英集团内部认同各自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普及。皇帝本人力求使人人满意，而其臣民——蒙古人、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则在宗教、语言和传统习俗方面保持着显明的民族特色。(3)

满族人创建了一支多民族的战斗力量——八旗军，授予功勋卓著的满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领袖人物以贵族头衔。作为大清统治的重要支柱，这些八旗贵族被历史渊源、帝王恩宠和通婚等维系在皇室周围。八旗精英的核心圈由属于皇室宗亲爱新觉罗一脉的亲王组成。王公、八旗贵族和旗人被精心地与明朝降民区分开来，他们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控着内廷。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皇帝成功地取消了王公的自主权，使所有贵族都臣服于皇帝的意志。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在管理帝国的过程中让征服精英集团与汉族文人相互制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