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化哲学前提：承认人类文化的同一性

毫无疑问，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总有其特殊性存在，这种特殊性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必需。同样，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又总有其共同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因此，对于文化特殊性的理解必须在承认和经受人类文化发展的同一性的前提下完成。否则，就会对各自文化的特殊性作出孤立性、封闭性和绝对性的理解，从而割断一种文化和他种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并创造了辉煌成就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有着更为突出的特殊性。从语言文学、生活习俗到民族心理，都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传统特征。也正是由于此，才时不时地对西方一些人士产生不小的吸引力，令其心驰神往。但是，尽管如此，如果过分强调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将此作为落后、守旧和不合历史潮流的借口的话，那么对这一民族或文化的发展来说就不是有益的了。然而，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漫长时期里，这种中国文化特殊性理论一直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稳固的位置。而到了近年，更被置于一种不容怀疑、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但这一理论不是基于中国现实，而是出于一种拒绝变革的文化心理，因此已经日益成为中国文化全面转型所应克服的主要思想障碍。并且由于忽视人类文化、世界文化的共同性，这一本来具有相对合理性的理论陷于褊狭，落后于现代人类文化的时代发展。因此，对“中国特色”的理论必须在坚持人类文化同一性和民族文化开放性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意义的解释。

首先，文化的特殊性本身便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随着人类文化的共同进步而不断改变着自身的内容，其自身也必然具有时代性。因此，文化的特殊性并不能成为拒绝变革、反对开放的理论基础。

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从其产生之日起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漫长而多变的发展道路。如果从今天这一暂时的终点去反观最初的起点，人们就会发现任何文化几乎没有不发生变化的。就中国几千年来文化发展过程来说，从政治制度、经济形式到风俗习惯、伦理观念等各个方面，无不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变化。按理说，服饰文化最具民族性，但是，从西装、中山装到长袍马褂、方巾儒服，再到袒胸唐服、高冠楚服，究竟哪个才算是最具有民族“特殊性”的代表服饰，恐怕是难以说清的。

文化的民族性或特殊性，因不同的时代而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没有恒定不变的内涵，没有任何时代都可以唱下去的“老调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文化观，只能存在于人们渐渐消逝了的那个意义世界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也就有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殊性。随着时代的变化，特殊性的内涵也在不断转化，而其转化也总是以特殊性的丧失、以进一步适应人类的共同需要为价值取向的。从这一意义来说，所谓文化的特殊性在文化哲学中是一个动态的命题。鲁迅称那些对文化的民族性或特殊性的过分强调和坚持是“老调子”：“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1]“老调子”中可能会传诵着一个民族古老的英雄故事，也可能禁锢了民族的精魂。文化的民族性或特殊性本身必须适应文化时代性的需要而发生变革。

其次，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是以人类文化的同一性日益取代个别文化的特殊性为特征的。因此，对于文化特殊性的认识必须在承认文化的同一性、人类的共同性的前提下完成。

如果说对文化特殊性的偏执论的批判表现了我们在文化选择中的价值判断的话，那么，对于文化同一性的承认则表现了我们在文化选择中的价值重构。

文化哲学的同一性概念，不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并不一定包含数量上的一致，它是指一种主体性的或阶段性的共同发展趋势和欲望。我们对于文化同一性的承认，主要表现为对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向的肯定，而不是对具体思想行为的强调。这一整体趋向，就是在世界现代文化的框架下，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国民族人格的现代性重塑。作为当代人，我们所说的同一性就是要追寻人类共同的精神生命之路，要比近代中国文化哲人所论及的共同性，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意味。谭嗣同主要从衣食住行等生理需求上来肯定中西民族的人类的共同性^[2]，胡适和冯友兰则都从人类生理构造的相同而谈及中西民族的人生方式、精神需求的“大同小异”。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西化派、本土派还是折中派文化观的确立，往往都以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的强调为依据。我们不仅要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一般的人类文化异质观和人类生理同一观，而把它上升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命题。

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命题，是建立在近代以来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文明世界化的前提之下的。世界市场的开拓和经济秩序的建立，特别是近代科学的传播，使人类文明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同一性趋向。产业革命是以一种经济形式统一世界的，而科学传播则是以一种精神形态来使世界成为一个精神整体的。正如陈独秀所称“学术为人类之公有物”，“无国界之可言”^[3]。科学精神以其科学成果为载体迅速传遍世界，成为人类文化现代化转化和同一性趋同的有力推进器。而在当今世界，人类的同一性更普遍地表现在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观念文化之中。

在这样一种“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4]的时代，人类文化精神的一致亦势在必然。20世纪初，鲁迅曾把“人类的道德”^[5]（包括初民的和现代的）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价值取向和自己的文化选择基准。“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6]因为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被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上，无论走还是推，都必须沿着同一方向。“以人类为着眼点”可以说是鲁迅也是我们文化选择的最终价值尺度。

再次，文化的同一性命题，为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了一种文化的“人类观”——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

这种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是要求我们以人类文化观来对现代文化和世界文化进行认同。从文化哲学的理论意义上讲，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构成部分。而这里所说的构成部分并非是空间意义的堆积，而是人类文化在时间意义上的共同整体存在。对于文化的接受者来说，任何文化部类都是人类文化。族群文化、地域文化在此意义上消去了原有的个性，而成为人类实存的共同文化。因此，对于现代文化的接受，已从原来的异文化意义转化为人类文化意义，接受不仅成为一种外在义务，而且成为一种内在权利。对于现在各民族、地域、国家的人来说，均有接受并享有现代文化的资格，其所接受的已不是单纯的西方文化，而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成果。因此，中国文化接受外来文化、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时，首先应该建立一种“人类文化”意识，把文化接受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文化权利，要淡化文化接受过程的异己感，强化文化转型的主动性。正像当年中国文化成为周边民族和地域的共同文化资源一样，今天，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化，也同样可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地域的共同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化不是西方的专利，而应成为现存人类的共同财富。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获取它、享受它。这一理解既是在“人类文化”观之下的一种文化心态转化，也是现代化选择的具体内容。在“人类文化观”之下，没有异己文化，只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文化的时间性（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地域性（民族与地域），都具有了新的意义。而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东西方文化才具有了互补性、可融性的基础，才能尽快而充分地融汇成新的文化。例如，在西方现代文化影响下而生成的五四新文化经过接受、选择，已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能会使我们想到当下流行的那种“中国人要……中国人自己的……”的伦理逻辑的非理性缺陷。这一逻辑所包含的民族情感无可非议，但又实实在在是对人类文化同一性甚至是对人类共同本性的背反。按此逻辑，“美国人要……美国人自己的……”“俄国人要……俄国人自己的……”连续推演下去，世界将会怎样？如果说，人类文化不具有同一性，一种文化仅属于一种民族，那么，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就不会发生。世界文化至今应仍处于氏族部落的时代。按此逻辑，古代周边民族和地域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接受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且，既然各个民族都要固守自己的文化而拒绝外来文化，那么所谓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界”的畅想则更是文化自崇心理下的一厢情愿了。相反，如果我们能从人类文化同一性的角度，以古代周边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心态来思考，那么，今天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时的不平衡心态，也就会趋于平和了。

时代的演进表明了人类文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不断向前发展并逐渐走向同一的复杂过程。从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欲望来看，也是以共同性或者共通性为基本特征的。在物质上追求富足、发达，在精神上追求自由、快乐，是人类的共同需要，人类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前面说过，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与另一个国家、民族相比较，总有其特殊性存在，但与此同时又总有其共通性存在。当代人类先进文化的迅速传播和融合本身便说明了这种共同性的存在，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文化不断走向共同发达的原因之所在。拒绝改变自己，否认共同性，必然导致文化的落后。欲想避免这一结局，就首先得承认人类文化的共通性。相反，如果过分强调自身的特殊性，那么其变革自身的能力乃至诚意，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人们过去执著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判断，而如今应适应一个与此相反的命题：“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因为人类意识再也不是一种民族意识的东西了。在文化选择和建构中，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特殊性与文化的共同性的互不可分，这里面有着对照、互补和统一。

当下“中国特色”理论在概念上似乎与文化同一性命题形成了悖论，但单就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现代化取向来说，则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本质上看，“中国特色”即是人类文化同一性命题现代化转化的中国形态。而且，它亦把文化特殊性命题作了现代化的转化。文化同一性命题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现代化转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在现代化的意义上，必须把“中国特色”作积极性的解释。如果把文化特殊性作为唯一命题而不放入文化共同性命题的话，那么，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预言也不会成立。因为相对于世界其他文化系统来说，中国文化也是异文化，各自都有特殊性，中国文化也就不可能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主潮。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一种价值体系的解体。对于人类文化共同性的认同，首先应该在对文化特殊性的褊狭一面的批判中完成。因为人类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原有个别文化的特殊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尽管这种代价过于沉重，并且伴随着文化心理的极大失衡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