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范围

我认为，如果我们把一个支配性象征符号概念化为具有意义的两极，我们就能更精确地划分界线，在这些界线内人类学的分析方法能被富有成效地应用。精神分析学者把对象征的最本土的诠释看成不重要的东西，这导致了一种天真的、单向的研究路径。因为那些表明了一个支配性象征符号是如何表达社会和道德秩序的重要因素的解释，绝不等同于“理性化”和自灵魂冲突中抽取出来的“间接的、细节详尽的”材料。它们所指的是社会事实，后者具有外在于个体心理的经验现实。另一方面，那些仅仅认为本土解释才是有意义的人类学家也同样是单向度的。他们试图仅仅在文化的和结构的这两个分析框架内来考察象征符号。这种方法本质上是静态的，它并不处理社会关系中牵涉到时间变化的过程。

然而，仪式象征符号至关重要的属性是和这些动力学的发展相关的。象征符号发起了社会行动。在场域背景里它们甚至可以被描绘为“力量”，因为它们对个人和群体施加了采取行动的决定性影响。而且，正是在场域背景内，我们所描述的特点，也就是：意义的两极化、有感染力的品质的转移、意义的不一致性以及意义的浓缩性，变得最为鲜明。有着这些特点的象征符号作为一个行动单元，成为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目标。这两门学科，就它们都关注人类行动而言，必须用同样的方式将仪式象征符号概念化。

人类学家的技巧和概念使他们适合分析与意义的意识形态一极相关的各种材料之间的关系。它们还使人类学家能够分析由绝对的支配性象征符号所导致的社会行为。但是，以他现有的技巧，他无法区分出潜意识感觉和愿望的准确来源，而后者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象征符号的外在形式，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选择某些而不是另一些自然物质来做象征符号，他还无法解释与象征符号相关联的一些行为的某些方面。对于他来说，象征符号能激发情感，这就够了。他对这个事实感兴趣：情感被激发出来，但这并不取决于象征组成成分的特殊品质。事实上他也许会发现，区分某一个特殊的象征符号所激发的情感是否具有世俗的特征，如攻击性、恐惧、友善、焦虑或者性愉悦，是与其情境相关的，但是他没必要再往前走一步了。对于他而言，仪式象征符号根本上是群体动力学的一个要素，因而，它对一个社会的群体、关系、价值、规范和信仰的意义是他研究的主要事项。换句话说，人类学家把意义的感觉极看作常量，而社会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则是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正是他所要解释的。

我想，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家在对仪式的象征意义进行分析时，必须给予社会因素比他们现在所给予的更多的意义，当诠释、信仰和教条往往指向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时，他必须不再认为它们仅仅只是使事情合理化而已。所以，涂尔干（1954：2-3）写道：“原始宗教遵从于现实并对其进行表达。人们必须学会透过象征符号来看该象征符号所表征的、并赋予了该象征符号意义的现实。没有什么宗教是错误的，它们都对人类存在的特定情况给予了解答，尽管它们使用的是不同的方式。”在既定条件下，将社会分成各种结构性的团体的安排，组织这些团体的原则之间的不一致，经济合作与竞争，团体内部的分裂和团体之间的对抗——简而言之，所有这些和仪式象征符号的社会性方面有关的事情——肯定至少与生物-心理冲动和初级家庭中的早期训练同等重要。毕竟，所有的仪式象征符号和梦的象征符号一样，具有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对两种主要的对抗性倾向进行折中这种特性。它是社会控制的需要和某些固有的人类普遍冲动的完全满足必将导致的对这种控制的破坏之间的妥协。仪式象征符号指的是那些合乎规范的、普遍的和具有独特个人特征的东西。因此，恩登布的象征符号除了指向许多事情外，还指向社会存在的基本要求（打猎、农业、女性生育、适宜的气候条件等等）和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念（慷慨、情谊、敬老、血族关系的重要性、好客，诸如此类），社群生活依靠这些而得以开展。在辨别仪式象征符号和个体的精神象征符号时，我们也许能说，仪式象征符号是处理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的总方式，而个人的精神象征符号则主要由内在动机的影响所塑造。分析前者时，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外在于心理的材料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后者时，则须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些灵魂方面的材料。

因此，对仪式象征符号的分析更多地落到了社会人类学家，而非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视野中，尽管后者能够通过考察群集于仪式中的象征意义的感觉极的性质和内在联系来帮助人类学家。我认为，后者还能够阐明场域语境中与象征符号有关的模式行为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行动者们自己无法解释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行为中的许多地方让人联想起各种与传统诠释认为合适的态度根本不同的态度。事实上，某些冲突看起来是如此地具有根本性，以至于它们使那些诠释完全说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