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追随孙中山先生
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载：东莞县香山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这是史志上较早对香山（包括今日中山、珠海等地）的记载。康熙本、道光本《香山县志》亦作了考证。被誉为中山第一峰的五桂山，其“香”可谓千古不竭、四季袭人。这里是奇峰异石，相映生辉；岩壑瀑布，泉流交汇；山林如织，云蒸霞蔚；芳兰馨草，异彩纷呈；百鸟和鸣，美不胜收。而那扑鼻而来的芳香，更令人如沐琼浆玉液，浃骨沦肌，青春又再。
其实，“万古流芳”这样的命词，又何止用于这个地方呢？更应用于这里的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此可谓名不虚传。尤其近代，那个天崩地裂、翻江倒海的岁月里，众多扭转乾坤、改写历史的伟人，更在这里应运而生，从而彪炳史册，名垂千古。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诞生在这个地方。伴随他出来的，更有一批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志士仁人。
现代人才科学理论，有一著名的成果，谓“人才群落的激发效应”。纵观人类文明史，杰出人物总是成批地涌现、形成群落，而绝少单个独行。每每是一马当先，众马奔腾，成浩荡蓬勃之势。在香山，显然也不例外。在中山先生冲天而起之日亦有众多的追随者，在这个地方走出来，负起了改天换地的历史重任，风流绝代，屡立奇功。他们与中山先生一道，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该是中山先生的壮举，激发出了这么一批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吧？
信然。不用提在这前后的郑观应、徐润、郑藻如、容闳等近代史上的名人，且不说广州首义中壮烈捐躯的陆皓东、程奎光，辛亥革命后为共和而牺牲的程璧光、杨仙逸、陈景华及杨乃安父子。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近代史上名扬中外的中国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的创始者，亦全是中山县人。四大公司之首——先施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便是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时的筹饷委员。他比中山先生年长六岁。
如果说，中山先生等一批革命志士改写了中国的政治史、社会史，那么，以马应彪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亦同时在改写中国的经济史、工商史。他们共赴国难，同舟共济，从不同的途径，改写了中国史。他们，都是创造历史的巨人。
来到马应彪的故乡（今中山市南区沙涌），才发现沙涌、竹秀园、恒美等出了一批商界巨子、实业巨擘的村子，竟是紧紧地相连在一起，甚至难以划分开来。看来，这绝非巧合。
明代礼部右侍郎、香山诗人黄佐的家乡，距离沙涌不过二十里地。对于家乡，他有诗赞道：
渔歌菱唱不胜春，桂棹兰桡镜光里。
石岐夜泊白鸥沙，南台缥缈浮梅花。
诗中的“南台”，即南台山，位于今中山市南区北台村东南。旧时南台山人迹罕至，环境清幽，“南台秋月”是“香山八景”之一。清代诗人萧桐青有诗赞曰：“枫落荒村万壑哀，晚来乘月步南台。空山别有闲天地，胜会曾无辟草莱。”“梅花”，指梅花水。梅花水发源于五桂山的梅花地顶，流经南桥、石鼓、北台、树涌，最后注入岐江河。
昔时尚是一曲田园牧歌，渔舟晚唱，平沙落雁，月照梅花；今日的中山，却是一曲现代工业雄壮的进行曲，众多工业集团落户在此，高速公路上车流疾驰而过。这一切，更让人缅怀前贤的开拓精神，尤其是他们的高瞻远瞩。没有他们，又怎么有今天？伫立在沙涌村，看海天茫茫、云舒云卷，百年沧桑皆至心头。位于南宝大街（得名于马氏先祖马南宝。宋末元初，端宗避敌过香山境，马南宝献粮千石饷军。宋亡，南宝率军与叛军作战，不敌而亡）的文阁古塔，在丽日中分外秀脱，亦不知其在默然间对这片热土的变迁有何感想。众多古老与现代建筑，簇拥在这里，分明又在诉说无限之慨叹——那黑白相间、红绿互映，是一种更为具象的语言。
前人已有诗在前，那是清代名诗人杨节所吟《文笔山》：
一枝青玉彩云攒，似挑南离自染翰。
日下研朱浮鸟篆，月中飞白上毫端。
银河淡抹烟全湿，碧落浓书墨未干。
囊尽九州思脱颖，五花光焰照人寒。
当以长空为纸，云霞为墨，写下这中山人的壮志奇篇。这该是“文笔”给人们的启示吧？
正是沙涌人这种大手笔、大写意，才有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变革、大转折——一代伟人在历史上脱颖而出！昔日的河涌，如今已难以寻觅；但过往的荣光，迄今仍照耀着后人。
追随中山先生的足迹，紧跟马应彪先生的行踪，你可领悟到多少生死荣辱、兴衰毁誉的真谛？后来者当有怎样的步履？
五千年故国，当为他们而骄傲！
历史上，有过无数个名人相识，结下生死之交，留下千古佳话的故事。马应彪与孙中山先生相识，也同样是这千古佳话中的一个。
其时，马应彪的事业刚刚起步。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也在酝酿之中。所以，让我们打破时间的顺序，先来记录下这意义非凡的一章吧！
1892年，对于马应彪来说，无论是个人命运，或事业的开创，都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他由澳大利亚往返于珠江三角洲之间，为经营自己一手在澳大利亚悉尼创立的永生公司果栏及其他业务，水程旱程，台风恶浪，历尽了艰辛。
往返于中澳之间的风浪，在年仅32岁的马应彪来说已算不了什么，澳大利亚炽烈的阳光与豪迈的暴雨，早锻造了他坚强的体魄，何况他已闯过了卖猪仔、做苦力的几大关，正踌躇满志，准备到香港探询设立金山庄的可行性。
他在中国的事业，前程未卜，可志向已定。这，却是得益于自己的一名同乡，也同样是美国教会里的教友。这位比自己小六岁的年轻同乡，论个头，比他马应彪矮了那么一截；论身段，更显得瘦小孱弱。可一双眼睛却那么炯炯有神，有一种摄魂夺魄的力量。
他们早在教会里相识了，同是基督教徒，一位经商，一位从医，但同样受西方近代思想的深刻影响，都把自己的专业同救国联系起来。因此，一经相识，便视为知己。一位从海外回来，携资以图实业兴国，一位早已广交朋友，成为后来有名的“四大寇”的核心。两人都有振兴中国的目标，年龄相仿，又是老乡，怎能不一拍即合呢？
其时，年轻人已在香港的西医书院修业完毕，毕业考试中十门功课取得荣誉成绩，以“特殊优等”的资格毕业。这是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生，而获得医生执照的仅他和另一名中国人。文凭还是由香港总督罗便臣所发的。只是，凭此却仍不能在港执业。
年轻人踌躇满志，转道澳门，那里离他的家乡香山县翠亨村，大约六十里地。年轻人准备在那里开一间药店。谁知“同行生嫉妒”，在澳门的葡萄牙医生竟向当局投诉，说他没有葡国的文凭，硬要把他挤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年轻人血气方刚，卷起铺盖就走。他决计回广州去开药店。
就在回广州的路上，他与在教会相识的马应彪结伴而行。年轻人不觉讲起了西人对华人的排挤，马应彪感同身受，也讲起了华人在新金山（即墨尔本）、悉尼遭西人侮蔑甚至杀害的往事。两人皆义愤填膺，年轻人竟语出惊人：与其行医治人，不如强兵富国以治世。
马应彪一下子便被打动了，可不，中国积弱，华侨在海外屡遭欺压，唯有国家强大，侨民才能直起腰杆说话。
“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年轻人慷慨陈词，英气勃发。
两人谈得是那么投机、自然。马应彪没少说海外创业与经商之道，对国内的官商愤嫉不已，说到了想回国发展。多年来，马应彪一直在筹划实业救国，这正投合年轻人的心思：中国就得靠实业来兴盛。当然，得靠新的方式，得有雄才大略。年轻人的一字一句，都镌刻在马应彪的心里。临分手，他依依不舍，一拍年轻人的肩膀，大声道：“以后，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尽管开口。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我虽商人，却一般通晓物理，略识西语。古人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可今日世界之商业，却是重信誉，重然诺，一诺千金也。非中国之旧商人。”
其时，亚热带的阳光，如纷扬的金箔，飞撒在各自的征途上；紫荆树上的花盏，如翩翩起舞的彩蝶，伴其远行。
果然一诺千金。
临别这一誓，竟让这两位年轻人结下了人世间非凡的友谊，并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绝非一名医生与一名商人之间的故事，而事关一个五千年古国的历史命运。
那位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推翻帝制的第一人——孙中山先生。
若干年后，马应彪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在他们两人相识之后仅隔两年所写的《上李傅相书》。李傅相者，李鸿章大学士也，当时清廷最有权势的官员。此上书中的内容，可以说，当日两人途中交谈时已有所涉及，年轻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直道：“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读到这，马应彪拍案叫绝。可不，美国正号称“以商立国”，货能畅流，则财源裕也。当日，自己亦没少给他讲这方面的见闻。中山先生的大哥孙眉是个大商人，自己身边亦有一批名士，自然深谙这治国之径。马应彪不觉读出声来：
“所谓人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质有愚智，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能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所谓地能尽其利……所谓物能尽其用……所谓货能畅其流……”，字字句句，掷地作金玉之声。马应彪站了起来，念出了最后几句：“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也就是孙中山先生上书的这一年，马应彪在香港创立了永昌泰金山庄。金山庄的业务，是代客办理商品进出口手续，并为华侨代办出国、入境和回国的手续，兼办船票、食宿、侨汇、济家，等等。在永昌泰金山庄，马应彪连任了六年的经理，一直到1899年。所以，这些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奔走在国内，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日趋紧密。
上书之后不久，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有名的兴中会。第二年的正月，他便回到香港，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一批在港的工商界人士，秘密加入这个组织，如新沙洋行船务副经理杨衢云、澳大利亚著名侨商之子谢缵泰、炳记船务公司经理刘燕宾等人。杨衢云任香港兴中会的会长。
是年九月初九，兴中会预定在广州起义，不料当局查获自香港运至广州的枪械，孙中山的挚友陆皓东被捕后英勇就义。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1901年，杨衢云在香港被暗杀。1902年拟在广州举行的起义被清政府察觉，谢缵泰逃亡在外。这一系列的起义及活动，马应彪捐助了大笔资金。
1905年，兴中会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联合成为同盟会。那时，先施公司业已成立。
一日，孙中山先生的侍卫郑卓德，忽地闯入先施公司的会议室。马应彪正在开公司会议，见小郑行色匆匆，便打了个手势，赶紧迎了过来。两人一同来到走廊上。小郑递上一张纸条：“请借五百元。文。”
马应彪一看，便认出了孙中山先生的手迹，二话没说，从银台上拿出了五百元，交给了郑卓德。随即，便把纸条撕得粉碎扔了。
这样的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马应彪总是有求必应。当时，五百元是笔巨款，当金山庄经理时，他月薪才十元，一般职员月薪仅三元左右。五百元，当时可买得下一栋楼了。当时，革命的经费十分紧张，马应彪多次自掏腰包支持孙中山先生。
此间，他亦亲自或派人到澳大利亚为革命捐款。作为澳大利亚一个影响不小的侨商，马应彪为革命筹资可谓殚心竭力。
珠江口，烟波浩渺，帆影点点。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下令只准广州一口通商。鸦片战争以来，这个近百年来中国向外洋开放的唯一口岸，不再有昔日的平静、安宁与祥和了。铁链横江，尚可见斑斑血痕；炮台颓坍，或能识皑皑白骨。隐约间，尚能闻当日的枪炮之声，那凄厉的划破空气的枪炮的呼啸。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在这里揭开的。开篇，充满了屈辱与血腥。
伫立船台，上横档岛、下横档岛等要塞炮台群在波涛中忽隐忽现。马应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毅然来到渡轮的乘客当中，开始了他的传教活动。
船中之人认出他是香港一位有名的牧师的女婿，纷纷让出位置，好使他走到前边。
“神佑祖国，也必报答你们这受苦患的人。善恶到头终有报”，“我等今日，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亦发扬基督精神，一贯以自由、民主、博爱，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
他巧妙地讲起章炳麟、邹容等人的《驳革命驳议》：“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抟抟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胄，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州十日、嘉定万家之惨剧，重演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种族。不然，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不适宜之位置，奴隶惟命，牛马惟命，亦重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
显然，客轮中，大都是来往于海内外四方的华侨们。他们早在海外，深受世界现代潮流的影响，痛感中国之落后，头脑中亦少有国内封建皇权思想的影响，对马应彪的宣讲，十分支持，广为响应。
有时，一有清廷鹰犬来骚扰，他们即主动组成人墙，掩护马应彪。
一时间，来往华侨中，马应彪亦闻名遐迩，为人所感佩。
1901年，香港兴中会的会长、与马应彪同为香港商界人士、新沙洋行副经理杨衢云，被清朝官员派出的特务暗杀了。
噩耗传来，有人问马应彪：“今天，你还上渡轮去吗？”
“今天更要去！”
“为什么？”
“革命，还怕死人吗？就是让清廷看看，革命，是暗杀所吓不退的。”
于是，他又昂然地上了渡轮。
“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他早就预言自己三天之后便会复活。若望福音中，耶稣对前来认他又不敢承认的人说，大声说：谁信我，不是信我，乃是信打发我来者，谁看见我，就是看见打发我来者。我是光，来到世界上，为叫凡是信我的，不在黑暗里站着。谁若听了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不是来审判世界，乃是为救世界。”
说到这，他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听者都知道，他引用这一段福音书，正是为了悼念刚刚被杀害的烈士的。
他以自己更奋勇的战斗来作纪念。大家跟着他，唱起了圣诗。
暗杀，吓不退革命。镇压，更成了革命的催化剂。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如同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强调的那样：
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我们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
同盟会成立后，武装起义的烽火，更是在全中国成燎原之势。
1906年，湘赣爆发萍（乡）浏（阳）醴（陵）起义。起义者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继承太平天国的事业，并发布了“破除数千年专制政体”的檄文。起义延绵了两个月，牺牲了上千人。这是同盟会领导的第一次起义。
接着，从1907年至1908年，在孙中山先生策动与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先后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举行了六次武装起义。六次，虽然都失败了，却大大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
1910年，在广州的同盟会会员于阴历新年宣布起义，攻打省城，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悲壮失败。
紧接着，1911年4月27日，有名的黄花岗起义爆发。起义军攻进两广总督府，终因准备不足、配合不及而失败。
然而，没几个月，10月10日，武昌起义令早已摇摇欲坠的清廷一朝倾覆，给中国的封建统治敲响了丧钟。此后，多个省份宣布独立。12月，孙中山先生从国外回到了上海。12月29日，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马应彪在广州的一系列起义中发挥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先生的侍卫郑卓德在回忆中，曾这么追记过：
马先生当年公开的身份是澳洲华侨，在香港设有两间金山庄，经营汇兑业务。香港当时没有私营银行，办理私人汇兑的银号，实际上即等于今日私营银行，由于信誉昭著，有很好的经济基础。
他绝非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顺民，更非守财奴，否则他老人家不会将他一生的血汗金钱去帮助革命……干革命工作，总离不了金钱，组织同志、联络同志，处处需要财、钱。从哪里来？就是靠有钱的革命党员和爱国的华侨捐献，所以，后人称华侨是革命之母，一点都不错，而马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位最得力者了。
郑卓德多年后仍感叹道：马应彪先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特别浓厚，他参加革命团体比一般人所付出的代价更大”。凭此，我们可以得知，马应彪当年在香港连办两个金山庄，目的是很清楚的：不仅仅是为方便澳大利亚等地的华侨汇款至国内，与家乡的亲人联络；更重要的是，有了革命者自己汇款的渠道，海外华侨为支持中山先生革命，就可避开清政府的耳目。
不难想象，这样的金山庄，在辛亥革命前夕，为支援革命，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又承担了多大的风险。这是该郑重记下一笔的。
1911年底至1912年初，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众多广东籍人士，奉命北上。如年已半百的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丘逢甲，是著名的民族英雄，当选为广东三人代表之一，赴南京参加会议，选举临时政府大总统。他多年为国事奔忙，积劳成疾，由广东北上，衣单被薄，正是隆冬时节，滴水成冰，又如何受得了？
类似北上的南方人士，有上百人之多，一个个被严寒相逼，有的甚至病倒了。中山先生想起，马应彪正筹划在上海建立先施公司，先行人马业已抵达上海，建立了货栈与营业点，不妨派人去找找他们，以应燃眉之急。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侍卫郑卓德，让他带领先期到达的几位广东人士，去找先施公司在上海的筹备机构。
郑卓德来到了上海先施公司筹备机构，让门人引见了管账先生。
管账先生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这不是郑先生吗？在香港时见过，见过，是我们马老板的老朋友了。如今，该是孙大总统的高足了吧？”
郑卓德也没啰嗦，说明了情况，而后提出：“我得选购百十件皮大衣，给临时政府中的广东人穿，先挂赊账，行吗？”
“好办，好办。”
旋即向行家如数征集。
于是，郑卓德领着大家，一共选购了一百二十多件皮大衣，拿走了。
随后，孙中山先生率临时政府一干人，去晋谒明孝陵时，所有同去的广东人士，都已穿上了厚实、暖和的皮大衣。虽说山头白雪皑皑，山上寒风凛冽，大家都仍意气风发。
丘逢甲先生虽重疾在身，可一身暖融融，竟呵了呵手，即在陵前挥毫作诗：
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
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
这几乎是丘逢甲先生的遗诗了。一个多月后，他便病逝于广东老家镇平县（今梅州市蕉岭县）。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教育家兼诗人，无疑对马应彪有着重大的影响。
纵然南京的临时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中，可孙大总统仍未忘记马应彪在上海的雪中送炭之情，乃令郑卓德即日携款至沪还清。
谁知，管家却问：“还需要什么吗？”
“不，我是来还赊账的。”
“上次挂赊账，让马先生知道了，不仅把全部账单报销自付，还数落了我一番，说你们为推翻帝制，身家性命都不顾，我们干吗为几件皮大衣斤斤计较。末了说，以后你们再需要什么，只要有，不作保留，也不挂账。”
“所以，你以为我今天是来要什么的。”
“是呀。”
“可这笔款子，是孙大总统要还你们的，说什么也得收下。”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收。一收，我的饭碗就得给砸了。马先生要生气的。”
郑卓德感动万分，只好回去了。
在回忆中，郑卓德这么说过：“至于马先生有求必应自愿交给孙中山先生多少钱，我也记不清楚有多少。总之，马先生捐助革命经费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马先生自己不说，别人也无从查询，但粗加估计，按今日算，至少是数千万元。为革命，他是不惜倾家荡产的。
在澳大利亚的心酸经历，使得马应彪更加期盼古老的中国能自强自立。一旦中华大地上出现一个崭新的、没有帝王的民国，他便准备全心全意投入建设。不料时局波诡云谲。民国成立不久，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尚未脱离嫌疑，又迫使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随即，又野心勃勃地妄图称帝。
孙中山先生发动了“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袁世凯欲称帝，孙中山又从日本回国，发表讨袁宣言。袁世凯终在“国人皆曰可杀”声中一命呜呼。
1917年7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力图维护在袁世凯之后被北洋军阀废弃的民国约法。部分国会议员亦来到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孙中山则成了军政府的首脑，称为大元帅，并通电全国，号召北伐。
北京政府则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形势十分严峻。也就是这个时候，马应彪毅然决然地出任了大元帅府的筹饷委员。
由于“非常国会”内部矛盾重重，军政府内桂系、滇系军阀诸多掣肘，加上北方军阀与表面支持南方政府的军阀暗中勾结，孙中山的处境十分不妙。马应彪此时出任筹饷委员，也承担着极大的风险。
一天，他正守在库房清点装备时，忽地传来杂沓的脚步声。他感到有些不对头，赶紧迎了过去。在库房内，他挡住了几名强行闯入、身着戎装的军人。说时迟，那时快，为首者迅速抽出了手枪，对准了马应彪。其他人也一并抽出驳壳枪，包围住马应彪，并截断出路。
马应彪临危不乱，正色道：“你们要干什么？”一军人解开胸扣，亮出了缠在腰上的两捆炸药，声称：“看见了没有，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要你同这库房一同炸上天去！”
马应彪厉声道：“这里的一切，当为革命所用，岂能让你们胡作非为。”为首者穷凶极恶地宣称：“你们只要交出枪械和钱财，就不关你的事了！”
一向面善的马应彪，双眉倒竖，面无惧色，回答道：“我职责所在，须有大元帅之手令，方能发放物资。”凶徒恼羞成怒，用枪直抵马应彪胸口，咆哮道：“难道你不怕死吗？”
马应彪正气凛然，大声作答：“怕死我就不干革命了。”这洪亮的声音，吓得来者心肝俱裂，不由得倒退了几步。在库房外值勤的士兵，也听到了这一洪大的声音，感到出了什么事，便赶紧围了过来。
胁迫者见势不妙，持着枪，向外倒退，落荒而逃——原来，他们才是真正的怕死鬼。
马应彪放声大笑起来。
但这一事件并非偶然。不久，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准备取消大元帅的首领制，剥夺孙中山的职权。这显然是内外勾结，阴谋捣鬼。
1918年5月4日，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之职，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并发表了辞职通电：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于斯瘏口哓音，以蕲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
1921年5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任非常大总统。他力挽马应彪仍任大总统府的要职。但马应彪主意已定，要去开拓自己的先施公司。
他干革命，并不是想做什么官。革命成果的巩固，却离不开扎扎实实的实业的开拓；国计民生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人去做经济工作。孙中山先生当年“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设想，更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孙中山先生在这一段时间内制定的《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更是强调：“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发展之权”“操之在我”，这些话在马应彪心中，已打下深深的烙印。
就这样，一位在推翻帝制的斗争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倏地在众所瞩目的大舞台上消失了。而他稳打稳扎的实业，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正欲走向繁荣富强的大国坚实的基础。它也许不显赫一时，也没那般振奋人心，却坚实而又恒久，并牢不可摧。
是耶，非耶？
得耶，失耶？
历史自有评说。
现在，这部传记的正篇开始了。
也许，笔者业已顺从于过去的历史目光，只注目于那种气吞山河、金戈铁马的时代弄潮儿，激赏他们那种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英雄气概。不错，历史每每是为他们所改写，历史的丰碑上，往往只镌刻下他们的英名。这是无可非议的。而这些人的九死一生、万难不屈，却证明了，历史的演变并不那么轻易与简单，辛亥革命一枪打跑了宣统皇帝，却打不走中国的封建主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必说了，帝王思想与专制主义不时沉渣泛起，又给二十世纪的中国带来过多少灾难，才使得中国的现代进程如此艰难。
因此，那些实实在在地推动着历史前进，却默默从事于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开拓者们，亦同样应该得到后人崇高的敬意。他们的业绩，在巨大的空间中将日益醒目地耸立起来，并得到历史最终的承认。而他们的人格力量，也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并塑造出真正的未来。今天的忽视，恰巧促成了日后更高大的复活。如著名的传记大师茨威格所言：历史以不可思议的路径移动着。
半个世纪之后，我们重新写就马应彪先生的传记，亦正是历史使然。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从狂热的政治斗争中冷静下来，清醒下来，面对经济上的许多问题，急起直追西方发达国家之际，才深深地感觉到，他当年所做的努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那么宝贵，那么具有远见卓识。我们今天所应做的，竟有不少地方是他曾经做过的，有些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好。
半个世纪以后的历史感激之情，也就证明了他当初起的是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他选择的道路，其实也同样荆棘丛生——上海人也许不会忘记1937年日机轰炸先施公司的那场冲天大火。
但他毕竟走过来了。走出了一位中国全新的实业家的伟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