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消费倾向变化

具体来讲，已有的研究充分关注了转型特征对宏观上的居民消费演变和微观上的居民消费行为变化的影响。在消费影响因素方面，转型特征突出表现为收入（预期）不确定性与消费支出不确定性两个方面，以及与之联系的居民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行为。

关于我国消费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也说明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中对于我国低消费率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成为各时期的研究热点。陈利平（2005）认为，中国的高储蓄很大程度上是由高增长引起的，并提供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一些国家的例子作为对高增长引起高储蓄观点的佐证，并通过引入消费者攀比来论证观点。这一研究缺乏消费者的微观行为基础。申朴（2003）对转轨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的经验分析，指出城镇居民在收入增长率减缓，并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条件下，必然会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从而导致目前消费疲软和总需求不足的状况。孙凤（2001）通过构造计量模型研究了过度敏感性、生命周期特征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裴春霞、孙世重（2004）通过动态建模方法，运用改革以来2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居民消费问题进计量检验，证明转轨时期中国居民消费的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特征。这些研究都具体强调了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对消费低迷的影响。

当流动性约束是紧约束时，流动性约束使个人消费较没有流动性约束时少；即使流动性约束在当前不是紧约束，但在未来必须遵从流动性约束这一事实而减少当前消费（申朴，2003）。不确定性涉及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消费者面临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时，收入与支出预期会降低当前的消费。李晓西（1998）结合国内外的消费理论研究成果，把西方消费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并针对转轨经济下的消费行为进行概括，提出了转轨经济中的消费行为及理论假说：不稳定收支消费假说；生命周期特殊阶段消费行为的假说；市场过速变化造成的消费失态假说以及信用消费制度约束假说。这些方面的概括反映了中国消费行为的特殊性，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和视角。文中指出，由于收支两个方面的不稳定，造成预期的不稳定，人们很难把握有多少钱是在无选择支出后可用于选择性消费支出的，甚至不能保证未来收入能否保证支出。这提出了消费需求升级的两难性：另进一方面，消费者有较强烈的消费需求升级要求来扩大消费；一方面，又会考虑到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暂时抑制消费。消费需求升级对消费支出产生的抑制性可能导致消费者为消费需求升级而形成永久性的或沉淀性的储蓄，并且这种储蓄会逐渐积累、增加。

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是消费行为理论研究发展中的重要内容。转型时期，政策和体制的变迁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显著，这些变迁体现在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等重要因素方面。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有两个方面：当流动性约束束紧时，个人消费较没有流动性约束时少；流动性约束在当前即使不是紧的，但未来必须受制于流动性约束的预期也会减少当前消费。不确定性分为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两个方面。Flavin（1985）指出实际消费与收入的短期波动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消费增长与流动性约束变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国内外学者从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方面对消费倾向偏低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Hayne（1968）在效用函数三阶导数为正的条件下证明，不确定性降低了当前消费、提高了储蓄，这一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收入波动使得不确定性增加，预防性储蓄导致当前消费的减少。根据Carroll（1992）的缓冲存货理论，面临收入较大不确定性的消费者会降低当前消费，消费增长与同期的不确定性负相关。袁志刚（1999）和刘建国（1999）等从不确定性出发对居民预防性储蓄的消费影响进行了分析。但是朱春燕、臧旭恒（2000）指出由于对不确定性衡量方面的难度和差异，这些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不足。万广华等（2001）通过实证检验，根据Hall的分类方法，对我国居民的流动性约束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1983年以来的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比重的上升以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大是中国当前的低消费增长和需求不足的原因。但是，欧阳俊等（2003）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居民并不存在显著的流动性约束，或者说流动性约束理论的解释力不足，因此当前针对流动性约束的消费促进政策并非有效。

我国居民经历了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其消费与储蓄决策受到一系列如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相关制度改革的深刻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失业下岗人数增加、医疗保障体制变迁、预期教育支出的增长、住房制度的改革等经济转型内容增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和支出双方面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增强了其预防性动机。杜海韬等（2005）利用我国城乡时间序列数据，对引入预期收入增长的对数线性欧拉方程和二阶泰勒近似的欧拉方程进行了估计，结果说明，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具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增长率的持续走低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而偏紧的流动性约束和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同时，杜海韬等指出，由于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的迅速增加，其预防性动机也就快速增强，边际储蓄倾向（MPS）也随之上升，因而预期消费增加更快；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增加较慢，边际储蓄倾向（MPS）缓慢上升，预期消费增长没有城镇快。预期的消费增长与消费需求升级的要求是一致的。一方面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欲望上升；另一方面居民又要面对经济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加强，导致居民当期的消费倾向反而有下降的可能。不确定性的迅速上升，使消费者被迫追加储蓄以提高目标财富比率，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基于消费行为理论，一些研究结合其他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陈湛匀（2001）认为我国当前存在的流动性陷阱是导致利率杠杆失效的原因。贾良定等（2001）认为，在收入差异、信贷制度、文化理念等制约下，居民储蓄与利率变动的相关性较低，增加当期消费的倾向较低。万广华等（2001）认为流动性约束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成为决定我国居民当期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而利率的影响不明显。申朴等（2003）综合考虑了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和实际利率等变量之后得出，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对消费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确实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时，城镇居民会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平均消费倾向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叶海云（2000）建立了一个“短视消费模型”，论证发现：我国目前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是短视行为与流动性约束太强。宋铮（1999）和齐天翔（2000）认为，居民储蓄高增长的原因主要来自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袁志刚等（2000）的研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消费行为发生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也是许多研究的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被认为不断加大，居民基尼系数不断上升。袁志刚等（1999）指出改革带来的收入差距的加大使得居民的个人风险随之增大，从而对居民总体消费倾向造成负向影响。收入差距扩大对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影响作用被部分研究所证明，二者的联系也是比较直观的。但是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最终也是具体在各个消费项目的消费倾向上，体现在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的过程和特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