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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核心概念解析
一 考夫曼校园计划(Kauffman Campus Initiative)
尤因·玛瑞恩·考夫曼(Ewing Marion Kauffman)是一位通过制药产业发展的企业家和人道主义者,他于1966年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成立了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其使命是帮助人们通过教育上的成就和创业成功来实现经济独立。如今,考夫曼基金会已成为全美最大的非营利性、专门支持创业教育、创业活动的社会独立智库,其总资产高达20亿美元。
2002年考夫曼基金会聘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政策和管理教授兼企业家卡尔·施拉姆(Carl Schramm)担任主席。2002年之前,考夫曼基金会已经向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拨款数百万美元,帮助它们进一步开发现有的创业教育项目,但是当时所资助的创业项目主要还是由商学院和工程学院负责。施拉姆成为考夫曼基金会主席之后,开始着手改变考夫曼基金会在支持创业项目时仅仅局限于商学院和工程学院的传统。创业教育应该走出商学院,因为施拉姆认为商学院似乎想很“随意”(casually)地处理创业教育的相关研究。而且施拉姆明确认为非商学院在研究创业上有一定的道德义务(moral duty),应该把创业研究划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学校也有一定的责任让其他非商学院的学生有机会学习创业,让他们掌握成为企业家的一些基本知识。为此,施拉姆在把创业教育移出商学院和工程学院的理念之下实行考夫曼校园计划。
2003年12月,考夫曼基金会进行第一批考夫曼校园计划筛选时邀请了32所高校进行试验,因为没有前期的筛选标准可资借鉴,考夫曼基金会在首次的筛选过程中参考学校的校长对创业教育是否大力支持、学校是否与当地社区构建起相关的拓展项目和学术创业项目(课程)等方面的标准。换言之,参与第一批遴选的院校必须在全校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并且开始欣然接受全校性创业教育才有机会被选中。诚然,为了凸显参与院校的多样性,第一批成功获得考夫曼校园计划拨款的学校一共有8所(见表0-1)。
表0-1 考夫曼校园计划两批受资助院校名单
2006年,考夫曼基金会开展了第二批的考夫曼校园计划。经过三年多的试验,第二批考夫曼校园计划筛选摒弃第一批遴选过程中着重强调各院校侧重于创业课程构建的倾向,其具体筛选标准主要基于以下六个方面:(1)高校是否使创业教育成为全校学生普遍和可获得的教育;(2)各高校校长的参与度;(3)高校全校性创业教育配套资金的能力;(4)高校是否形成一种创业模式为其他学院或者大学所学习;(5)推行创业路径的创新性;(6)高校推行全校性创业教育项目对转变校园文化和形成可持续创业精神的可能性。第二批考夫曼校园计划遴选出10所高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普渡大学、雪城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马里兰大学、鲍德温-华莱士学院、伍斯特学院、海勒姆学院、伊利湖学院和奥柏林学院),由于鲍德温-华莱士学院等五所文理学院是与伯顿·摩根基金会(Burton D. Morgan Foundation)共同资助,所以并不划入本书的研究对象。
必须提及的是,两批获得考夫曼校园计划的院校都必须对所获拨款进行资金配套。由于获得第一批拨款的院校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且小规模的学校占据的比例较大,所以第一批学校的资金匹配基本都在2∶1左右;从第二批开始,接受资助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大规模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它们的资金配套比例是5∶1。考夫曼基金会总共投入了4500万美元,而接受全校性试验的学校从2003年至2012年结束时共配套了1.48亿美元。考夫曼校园计划于2012年停止。
在卡尔·施拉姆主席的引导下,考夫曼基金会实行了考夫曼校园计划,其主要目的是让每个学院的学生,无论他们的专业背景如何,都有机会接受可获得的创业教育,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创业视角、创业精神和创业思维。但是在推行考夫曼校园计划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创业教育进行统一的概念界定,也就是说每个学校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对其进行划定,或许这也正是考夫曼基金会为各高校在推行全校性创业教育中留有自我发挥的余地。
二 全校性创业教育
全校性创业教育概念提出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人们意识到商学院以外的学生也具有创办企业的创造理念,而且,创业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通过与商学院以外的其他学科相联系可以促使创业研究走向繁荣。所以,以全校为导向,把创业整合到制度基因中,嵌入到大学的文化和运作模式中,[31]是全校性创业教育的理想方式。总之,大学推行全校性创业教育最本质的改变还是大学的创业文化。
全校性创业教育如何定义,学术界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它是否仅仅是从商学院所设置的创业教育延伸至其他学术领域所生成的概念,还是一个围绕创业主体的跨学科合作模式?它是否更关注向其他学科引入创业概念,抑或借助其他学科内容来提升对创业教育的理解?简言之,全校性创业,这个争议中的概念至今仍含混不清。
正如创业教育作为一种商业活动或一门学科,一直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批评,并一直为自身合法性地位苦苦挣扎着,[32]探索整个大学范围内如何成功地推行全校性创业教育同样要继续处理创业教育的遗留问题。王占仁[33]认为,国内高校之所以深入开展“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因为当前一些高校实施的创新创业教育,或片面注重教育的覆盖面,却忽略了创新创业教育与学科教育的紧密结合;或更多关注少数学生如何创办企业的单纯的创业性教育,却忘记了对多数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意识的培养;或将创新创业教育拓展为塑造气质的教育,却忽略了少数学生在大学期间或毕业时就想创业的实际需求;或只关注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却缺乏对毕业后进行创业的毕业生进行持续教育、咨询、服务的重视与观照。“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就是要解决现存教育体系的不分阶段、不分层次所导致的目标不清、方向不明以及教育的性质、对象、途径、方法不正确的突出问题,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迅速摆脱困境,实现拓展。[34]
从美国高校推行全校性创业教育的背景来看,考夫曼基金会是推动全校性创业教育的最主要力量,考夫曼基金会从2003年开始分为两期对美国雪城大学、马里兰大学等13所高校拨款,支持它们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创业课程,使得任何研究领域的任何学生都可以得到创业培训,考夫曼基金会在美国高校推行考夫曼校园计划的初衷是鼓励全国大学生的创业思维,而不仅仅局限于创办企业的狭隘内涵。但是,随着创业资金的耗尽,考夫曼校园计划在有些高校逐步走向衰亡,有些高校的举措显得更为谨慎和零散,有些则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策略定向,所面临的挑战有资金、人事等。总之,全校性创业教育面临的困难相当大。[35]
因此,当创业教育在全校范围的不同学科进行宣传时,在整个学校内部形成一个关于创业教育的统一定义是很有帮助的,“共同的概念基础可以提升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减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误解和困惑”。[36]所以,本书中的全校性创业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为大学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培养创办企业的创业思维和行动力,对音乐、艺术、法律、公共政策、医学、医药、农业、工程学和社会学,创业思维和创业活动都非常重要。本书把全校性创业教育定义为,旨在面向全体学生,无论他们专业背景如何,家庭出身如何,都有机会参与到创业教育的学习中,创业教育也不仅仅是创办企业,同时也注重对学生的创业思维、创业精神和创业意识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