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12年我和同事们开展了一项题为“中国对外战略机遇中拉美的地位和作用”的创新工程课题，从经贸、金融、能源、劳动力供给、社会治理、安全和外交等方面，对拉美国家对华合作的状态、成因和潜力作出评估，最终出版《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
彼时，中共十八大结束不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诞生。如同以往，国内研究界对未来国家发展、对外战略的讨论随之展开。作为学习和观察所得到的直觉，该书中写道：“尽管其中许多观点、主张不尽一致，但是各种意见、立论的前提确实相同的，都认为‘未来10年很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重新崛起的最重要的10年’。在此期间，主导世界的发达国家将经历极为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的调整，而中国也必须确立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定式，还必须完善自己的国际政治伦理、责任和权力体系以及作为新的全球大国的行为准则。”
五年过去了。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对五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和治理的非凡成就作出客观、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对照上述预见，笔者和同事们大有始料未及之感，一是没有想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及风险挑战，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深刻变化，系统性地提出一整套全面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其力度前所未有，其成效令人信服；二是没有想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超乎以往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展现开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战略布局，提出打造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对外关系思想，着力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积极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空前提升。
就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下简称“拉美”）关系的发展而言，五年来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正如我们在《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中所展望的那样，“中拉双方的身份、观念和利益都将处于持续变化和调整之中，并构成彼此关系新的变量”。中国历史性崛起的进程并未因经济增速减缓和全球复苏乏力而失速。相反，随着改革、创新所产生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对拉开放与合作态势更加主动、有力，更具有包容性、建设性。纵向地看，中国对拉合作结构完成了从双边向整体多边的跃升，中拉关系进入双边与整体合作并行发展新阶段。2015年1月，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论坛（以下简称“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召开，来自中国、拉美33个国家和国际及地区组织代表齐聚北京，双方达成建设“1+33”新型合作机制的具体共识。横向地看，中国对拉合作面进一步拓宽。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先后四次往访，足迹遍及1/3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奠定“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互惠共赢，文化上互学互鉴，全球事务上密切协作、双边和整体合作互补互促”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目标、新方位，先后出台《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以贸易、投资、金融三大引擎带动双方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等产业对接的合作倡议，提出中拉产能合作“3×3”新模式，确认拉美地区为“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2017年6月，中国同巴拿马实现建交，签署中国同拉美国家首个“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当年，中拉贸易额强劲回升，同比增长18.3%。中国累计对拉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2000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量的15%以上，拉美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与此同时，中拉相互认知、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人文合作新局面空前活跃，不断拉近彼此心理距离并为其他领域合作注入动力，提供强大支撑。2016“中拉文化交流年”、中拉媒体领袖峰会成功举行，中拉新闻交流中心顺利运行。目前，中方已邀请拉美800多位政党领导人、200多位青年领导人访华，向拉方提供4000多个来华培训和200个在职硕士名额。双方共建2个科学实验室，30多位拉美科学家来华工作。
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不仅亲眼见证、亲身体验了中拉学术和智库交流的频率和热度，还直接受益于党和国家各部门、地方政府、企业界、社会公众对拉美研究的重视、支持和关注。今日中国之拉美研究不再是“偏”“冷”“孤”的小学科，而是正在成为学术上的前沿学科，政策研究上的新锐之域。短短几年内新成立的拉美国别和地区研究机构达45家之多，国内外学术同行网络迅速扩大。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引领下，拉美学界奋发进取，争相创新，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喜人景象。
正是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和宏大背景之下，我们于2015年年初荣幸地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大项目，以“中拉关系和对拉战略研究”为主题进行为期2年的紧张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研究过程呈现出动态化、主体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首先，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的复杂变局，其解构与再建构的速度明显加快。中国和拉美以及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既是这一变局的因变量，也是其自变量，需要同时应对外部的体系性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和内部治理与改革所产生的多重挑战。此外，中拉双方在持续合作中也需要不断适应其动力诉求、环境条件、运行规律、发展形态和参与主体等多方面的变化，及时认识新常态，把握新矛盾，确立新观念，创设新机遇。因此，必须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客观、冷静地观察世界变化中的中国和拉美，以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下的中国和拉美，将对拉战略思考置于一种动态的失衡与再平衡过程中加以引申和深化。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及拉美7国先后加入，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胜选、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于2017年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和美国对拉政策调整，中美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取向等重大事态发展均为这项研究开启一系列观测、分析和预判的机会之窗，不断激发我们的关联性思考，促使课题组的资料采集、分析和写作活动始终处于更替、完善的状态。
其次，中国改革和发展所释放的外溢效应更加显著，与世界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体量已接近美国的70%，相当于日本、德国和英国三国的总和，占世界经济的15%，近年来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也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总和。伴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坚实步伐，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固有疆域和周边地区，而是迅速引起全球性的关注和反应，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的话说，“中国的好消息对于全世界都将是好消息”。这一内生—外溢的传导过程，不仅表现为客观事实的变化，更重要之处在于主观意识转换后的人为行动。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成就背后的制度力量、社会规范、文化因素和具体叙事的敏感度大幅升高，其中既有现实的震撼和刺激所产生的好奇、困惑，也有基于对自身发展和安全的关切，甚至对原有价值判断体系的质疑等深层次原因。尽管中国对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普罗大众而言仍未被充分认知，但是她的形象正在更多地通过工业产品、投资项目、网络、报纸和书籍，乃至以各类身份到访的国民变得具体而鲜活起来。另一方面，中国认识和把握对外关系历史性变迁的水平、能力有了很大改观，突出地体现为对于国际趋势、对外合作、力量运用的主动回应、主动调适和主动引导。五年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外部安全和发展环境挑战，中国不仅保持大国的战略定力和灵活的策略手段，而且及时提出一系列涉及全球发展、区域合作、国别关系的新理念、新方案、新举措。从主场外交活动，到参与全球性议题对话，从高层互访，到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众多具有广泛影响的事件所掩映的是中国对外工作指导思想由“沉着应对”转向“主动作为”的战略性变化。在观察当下中拉关系和思考未来对拉战略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深刻变化是与中国由“大”到“强”的历史过程相伴而生，与中国发展的和平性质及其世界方位相应而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使命相向而行的。因此，研究中拉关系的基点必须落在中国的主体性之上，除对拉美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理保持冷静、准确和及时的观察、理解外，应着重从中国的需要和能量出发来考察中拉之间的供求关系变动，从中国的制度创设意愿与对拉合作建设性方案来思考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可行性及对策，从大国责任和全球发展与治理的必然逻辑出发来建构中拉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最后，中拉关系在多个层次和维度上加速发展，使拉美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加重，也提出如何以更加丰富和细腻的视角、手法处理未来双方合作的新命题。在中国与东盟、非盟合作取得实质进展增多的压力下，如何让中拉“33+1”整体合作的共同发展效应更快、更好地显现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挑战。而进一步推动中国—拉共体之间对话、协调的机制化、实务化，则不仅需要拉共体加快其内部整合、协作的步伐，更需要拉美地区大国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家确立稳定而积极的引领战略，勇于担当，舍得投入。同时，中国可以在与相关国家合作框架内增加涉及拉共体建设的专门对话，利用双边关系助推拉美地区的团结和一体化，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作为新兴的全球大国，中国对这类交叉运作和主动建构，在观念和实践上仍处于起步阶段，既需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战略耐心，同时也必须客观地把握世界和拉美的变化及发展需要，有效地利用和营造现实、潜在的战略机遇。随着日益“走进拉美”，中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内涵更加丰富，人们对中拉关系外延面积、新生事物的认识和回应则更显相对滞后。为了补上“短板”，建立中拉政党对话、中拉新闻中心等无疑是国家、社会层面的有益之举，然而更基础的是双方在人文思想领域的密切交流和平等沟通。若没有深入的文明互通和辨识，所谓治国理政的对话可能会停留在时政层面上自说自话，难以打通双方的心理隔膜，产生真诚的互信；若缺乏对彼此历史发展规律和特性的准确理解，建立“命运共同体”不免会被曲解为人类大同理想的简单翻版，而难以为建立双方新的共同身份起到实际作用。因此，观察变动中的中拉关系和制定未来的对拉战略，需要提高思考的科学性、前瞻性，特别需要借鉴多方面学理和实证研究的启发、支持。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在过去两年中，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基于上述三观之下的中拉关系研究必须具有前沿意义和创新性思维，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力贴近实践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包容同一取向但不尽一致的学术思考和分析视角，通过反复、比较，形成各尽所言，互为映照的逻辑框架。
本书所呈现的是我和同事们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特别是他有关全面构建与发展中国家和拉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系列论述，对深化中拉关系，继而扎实推进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初步思考和心得。全书第一章基于过去五年来中国外交战略整体调整过程中双方复杂互动、利益交融所形成的“新常态”，认为中拉关系已超越既往的“自然生长”方式，进入以双方主动构建为主要特点的新发展阶段。作者提出这一论点的依据是“冷”思考之后的“热”判断，即随着中拉合作广度和深度的持续发展，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均需要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再次整合，不仅涉及政府间在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上进行有效沟通与规划，更需要建立双方社会和民众之间相互认知的信息渠道、知识体系，毕竟“构建和塑造同属中拉人民的价值观和认知理念则将是中拉关系在未来能够持续、健康、全面深入发展的根基所在”。应该说这是全书的“书眼”，是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多次集体学习、讨论后所达成的共识，也是将后续各章串联起来的逻辑主线。
第二章主要讨论和回答构建新阶段中拉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双方为何及如何提升彼此在共同发展和全球合作中的战略定位。对此，必须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判断。恩格斯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中拉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内外两个条件下生成、演进的，这两个条件既是时代的产物，也促进了时代的变迁。今天中拉关系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一种“分水岭”式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以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划定的旧的国际关系格局已被打破，中拉合作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更多地展现出自主而非从属性发展特征，第三者判断和偏好所带来的干扰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中拉各自发展都取得坚实的基础，展现出强劲勃兴的长期势头，反过来促使双方社会和人民对彼此合作利益认知的大幅改进，对新型“南南合作”前景的信心倍增。我们不仅要对已经达到的新条件作出清醒和客观的判断，同时还要根据中拉双方的潜在诉求、创设下一步条件的能力和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应该说这一问题是全书的难点，当然也是看点。
第三章试图解答的问题同样具有很强的难度。对于中拉合作由双边跃升到整体（多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课题组成员最初是缺乏足够认识和信心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刻变革未能深入理解并有所预见。尽管在《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一书中，我们提出过中拉务实合作应在贸易和投资结构、国别对象等方面作出重大调整，以实现多元化、全覆盖的意见，但远未设想“1+33”中拉整体合作机制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能在后来的短短几年内呱呱坠地，风生水起。因此，在本章讨论和研究中，我们力求将目光放宽，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国际关系的演变趋势以及中拉整体与双边合作的辩证逻辑等多重维度作出思考，提出克服现实困难的路径选择以及重点对策。当然，事物的发展并非总如人愿，旧的矛盾孕育着新的机遇，而新的机遇变为现实的过程，同样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既可能来自合作双方，也可能来自外部的影响和冲击。
外部世界观察和解读拉美的习惯视角往往聚集在具体表象和个别或少数国家，由此推导有关拉美地区发展共性的某些结论。实际上，这片广袤区域内的众多独立国家之间存在的各方面差异多于其共性，内部联合与共同市场建设起步虽早，但一直缺乏成熟的理论和制度安排，参与者众多而未能形成坚强的凝聚力，甚至相互掣肘、彼此排斥，造成各类区域组织流于空谈，行动迟缓，一体化进程难有重大的实质性突破。在第四章中对此有所述及，其出发点却不再是对拉美地区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一般性综述，而是将研究的重心放在经贸、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具体议题上，强调进入新阶段之后中拉通过创立政策联动的合作模式，对区内长期存在的发展需求作出有效回应的可能性。目前，这些分析、论证主要来自对已有文献资料进行“过滤”的学术理性，而非基于大量有深度的实地调研，但是它们终究属于一种有益的开创性智力活动，并且是被置于中拉双方长期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前提之下，因而是基本可靠之言。
在设计本书结构时，我们认为第五章应该成为全书的“窍门”所在，因为新阶段中拉双边或整体合作关系的具体展开仍须以经济发展为纲。中国经济提质升级，着力技术创新并向全球制造产业链中高端迈进，力图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这一变化必将对中拉合作产生两大新动能，一是传统的贸易主导模式已风光不再，中国对拉经济合作的重心转向资金、技术、产能的输出，这一调整将为拉美相关国家腾让全球低端工业品市场，令中拉同质性竞争大为减少；二是拉美国家可以利用对华产能合作，引入东亚地区产业化模式，推进自身全面工业化，摆脱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的困境。因此，我们将中拉产能合作单辟一章，从全球价值链、比较优势等原理出发，对双方合作意义、基础、条件、潜力及重点排序、实施策略等作出系统评估。总之，无论“窍门”，或曰“机关”，中拉产能合作无疑是构建新型中拉合作关系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关键一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全球化纵深推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加速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延伸，同时也带来基于竞争力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逐渐固化。发达经济体仍然在高技术产业和重大原创性专利方面占据垄断地位，并试图通过不平等的技术转让条件持续操控全球技术扩散进程，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研发基础、制度竞争、人才资源和专利合作的弱势境地，难以实现科技赶超和平等分享等理想目标。“二战”结束后，拉美地区的科技、教育、成果转化与区域合作都曾一度处于全球较为先进的水平，特别是相较于长期遭受西方技术封锁的中国而言，并不存在绝对闭合与排斥的国际体系压力。然而，恰是因为一些国家随后采取激进民族主义发展战略，关上合作大门，放弃通过紧密追随全球科技前沿实现赶超的路径依赖，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错失将自身科技能力做大做强的重要时机，也未能促成区域科技合作的实质化建设。第六章选择科技合作视角来审视和展望新时代中拉关系，可谓全书的一个亮点。首先，它将对这一非传统合作的累进式发展历史作出有益的回顾和评估，补全专业工作者和普通读者的知识；其次，它应该对拉美地区科技一体化的来由、现状和所需动力条件作出客观的评述和分析，以增进人们对拉美发展潜力与中拉科技合作重要意义的准确理解；最后，从全球发展的先验性视角出发，它需要为未来中拉之间超越一般贸易、投资形态的新型“南南合作”提出有力的逻辑和建设性图景。其实，某些代表未来趋势的事件已然发生，只是尚未为人所知。[3]
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属性，及其持续国际化、市场化和产业中高端化的巨大动能，势必带动国际产能合作和科技合作“两翼齐飞”。毫无疑问，这两类合作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并意味着一个超大型新兴经济体更多地承担起带动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加速中国产能、资金、技术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有效转移，还是进一步提高需求一方的自主发展能力，达成不同市场条件下有效供需的平衡，都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对外合作格局的成败所系。“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获得广泛的国际反响和实际展开，初步佐证了外部产能合作需求与中国供给之间的有力互动。然而，中外产能、科技合作之两翼能否长久振飞不衰，仍然需要复杂和细致的设计、落实工作。目前所见，一些优质合作项目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不乏波折与反复，恰可说明真正实现有效的供需平衡以及双方利益、认知的平衡相当不易。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愿将中国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与全球各大国合作政策相比，中国的原则、主张无疑是最具道义吸引力的。然而，由于中外之间相互了解和认知不足，也由于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外界对中国的合作动机、含义及可能产生的结果仍不尽理解或确信。另外，正在迅速走进拉美地区的中国官方、企业和其他实践者，在为现实目标所驱动的同时，尚未充分掌握必要的历史和文化常识，以致屡犯急躁冒进或粗放式决策、经营的错误，更招致外方的误解或嘲讽。在构建新时代中拉合作关系的重要时刻，我们应该对诸如文化互动和经验借鉴之类的“软合作”更为重视，倾注更多的热情和资源。为此，我们在本书研究过程中对构建互动型、共建型中拉文化交流模式的意义、内涵、目标、条件和手段等给予特别关注，并尝试由第七章作出理论阐述，提出改进中国形象的具体对策建议。
第八章和第九章分别讨论中拉合作的制度性约束以及双方以互动方式参与全球治理两大问题。前一章的视角集中在拉美国家政治制度、思想基础、治理能力等方面，意在对其对华合作可能出现的反应滞后、接续不畅的现象作出深入分析与解释。毋庸讳言，中拉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以及合作失调与短板的增多，最终根源是制度差异，而推进未来全面合作可能出现的变数、风险，也主要来自双方制度的非对称性，对此作出系统论述和交代，是专业研究者必须显示的一份学术冷静和担当心。后一章则将中拉合作的领域扩展至全球治理这一当代重大国际议题。它与前一章不同的是将论点放在改善中拉合作的外部条件上，但在学理上却应该与前一章密切相关和相通。无论是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等治理议题，还是增进中拉合作政治基础、互动机制的建设等条件创设，关键的是双方要在观念和行动能力上实现协调和匹配。有效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并真正发挥建设性作用，除了道义的力量，还需要实际作为。面对全球发展失衡，中国和拉美国家不应一味地抱怨他人，而应在审视他人历史责任和现实不公的同时，切实加强彼此合作并由此改善各自内部治理，从而更加有效地护卫、扩大共同的发展权益。
从本质上说，全球治理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调整，进行再平衡的过程。当旧的制度、体制失去充分激发、促进、保护生产力，其合法性和实用性就会被扬弃，就会被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政策选项所取代。实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通过政策、贸易、资金、基础设施、人文领域的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和市场机制接轨，改进所有参与国家的发展条件，实现互利共赢，是中国针对全球治理的最新需要所提供的创新性倡议。全书最后一章关注的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构建中拉新型合作关系的路径选择问题。该章通过对中拉双方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然逻辑，以及有效对接双方发展战略的条件、困难的分析，论证建立多层级、多部门、多议题的综合性或专业性对话，构建新型政策沟通平台，在更高水平上为扩大双方务实合作提供机制化保障，从而进一步释放合作效能，实现彼此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政策联通、兼容、共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参与方共同构建发展与合作的命运共同体之最有力的行动载体。在全书写作过程中，中拉关系仍在这一趋势背景下发生快速变动。其一，在2017年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期间，拉美地区两个重要经济体的国家元首和相关地区组织负责人受邀参会，更有部分拉美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政府正式确认拉美地区可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拉合作与“一带一路”国际多边合作并行不悖。其二，2018年1月，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召开，双方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形成政治共识，并在专门发表的特别声明中予以高度确认。[4]其三，在2017年6月到2018年5月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先后与中国正式建交，标志着中拉关系的政治地理结构将继续发生正向和积极的变化。作为全书结尾，第十章对此予以充分关注，试图就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中拉新型合作关系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路径选择等问题作出回应，具体分析有效对接双方发展战略的条件、困难，论证建立多层级、多部门、多议题的综合性或专业性对话，构建新型政策沟通平台，在更高水平上为扩大双方务实合作提供机制化保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未来两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确信，一个更加锐意改革进取、更加主动积极对外开放、更加自信从容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也必将在与国际社会成员的深入互动中，创造更多宏大而生动的历史叙事，更加鲜明地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引领作用，体现其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先进本质，并通过自己的使命意识、责任担当和奋发有为，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而进入全面构建阶段的中拉合作关系也必将以其实际业绩为此作出有力的佐证。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