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方案与布局
拟构口译思维加工中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理论模式，透视潜伏于传译程序背后的概念化协同经验认知，总体假设如下：
口译思维过程并非语言、环境和主体的图式映射，而是相关经验互动的概念框架实时构建，涉及前知识突显、语境认知构建和主体性协同概念化认知运作，其系统流程包括从源语经验认知到译语经验认知的一系列意义协商。口译学员概念框架运作的自动化程度较低，相异个体在相同的概念化过程中呈现不平衡观象，加之母语思维原型与相关概念化运作的相互制约，往往发生系统运作障碍，导致自我评价失败，快速决策受阻，无法达到所期待的交际效果。因此，概念框架构建能力决定传译成败，克服障碍应从改善子系统结构入手。
为此，本课题针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口译学员的概念框架表征，探求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表征原则与机制。通过理论驱动，推导建立口译思维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总体架构，并在语料驱动下开展细节论证，通过实证数据进行模式验证，以此考问口译思维加工中概念化认知操作。
研究方案分为理论研究工作和实证研究工作两大部分。
理论建设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概念化认知与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基于口译能力认知观（Gile，1995）和意义构建与范畴认知观（Langacker，2002；Fauconnier & Turner，2002；Tayler，2001，2002），口译思维加工的概念系统运作在于涉及前知识突显、语境认知构建和主体性协同等概念化方式的意义协商，系统整体稳定有赖于相关概念框架的内部有序和互为支持，反之发生系统工作障碍。
第二，前知识突显障碍。前知识运作关涉口译思维推进的玄机，前知识突显源于不同心智空间的概念对接，经过关联映射和概念压缩，在理解和重构空间出现一连串新生结构。如外商参观时，中方生产主管提到“安全生产”，前知识突显包括如下结构：“安全生产”→“生产环节”“管理”“安全性”→ safety in production；相关对接缺省或前知识突显障碍则引起突显失败，如将“安全生产”理解为“安全（的）生产”，其结果是引起源语空间的产出失误，译成safe production（实则表达“安全产量”）。
第三，语境构建障碍。口译语境通过在场和不在场概念连通获得系统表征，子系统内部或相关概念协同失败引起语境构建障碍。如针对“安全生产”，在场语境涉及“说话语调、说话方式、工作车间”等概念要素，不在场语境涉及“管理制度、爱惜生命、工作态度”等概念要素，相关概念协同失败引发概念构建系统障碍，导致思维流程中断。
第四，主体性协同障碍。口译言语行为目标就是致力于不同认知主体的视域融合，通过主体间性运作完成言效契合。如“安全生产”一例中，若译员缺乏涉及厂长和外商的主体性范畴在意图、角色和情感方面的认知互明，则无法进行口译思维自我评价，致使中方意图不能在外商及相关听众中产生相应的言后效果。
第五，母语原型干预。由于汉英民族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促成独特的事物认知特征和表述方式（沈家煊，2009；王文斌，2012），口译思维加工不断发生母语原型思维迁移和英语习得的范畴互动，汉民族认知结构是以汉语为母语的本土口译学员概念框架障碍不可绕过的因素，比如“安全生产”的概念化过程可能存在汉语四字格偏正结构的原型思维影响，间接干预口译产出绩效。
实证研究依托模型设定和统计检测，充分关照研究设计的信度和数据分析的效度。具体做法如下。
基于模拟实战和数据调研，从汉英、英汉样本中分离出概念框架构建的障碍类型，通过对比子范畴样本表现，阐析相关障碍变量的内部关系，获得具有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倾向性的不同范畴类型。基本预测是：概念框架构建障碍范畴运作与口译能力绩效表现相关；主体性协同运作的内部不平衡导致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影响口译能力绩效的发挥；前知识突显运作内部的不平衡导致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影响口译能力绩效的发挥；语境构建运作的内部不平衡导致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影响口译能力绩效的发挥。
据此开展结构方程模型概念建模，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一，口译障碍模型期望共变异数矩阵与样本共变异数矩阵没有差异。
H0a.口译能力绩效忠实度模型共变异数矩阵与样本共变异数矩阵没有差异。
H0b.口译能力绩效规范度模型共变异数矩阵与样本共变异数矩阵没有差异。
假设二，主体性协同障碍对口译能力绩效忠实度和规范度的影响没有差异。
假设三，前知识突显障碍对口译能力绩效忠实度和规范度的影响没有差异。
假设四，语境构建障碍对能力绩效忠实度和规范度的影响没有差异。
通过对上述预测的论证并对研究假设开展AMOS建模检测，推导口译学员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影响因子及对口译能力绩效的影响力结果，具体工作涉及数据采集、数据整理和数据分析。
数据采集：
依据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理论建设，设计结构方程模型并建立评分量表，参照口译工作语言（鲍刚，1998/2005）分类，进行材料选取。语料来自中英国家或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实验数据通过实验录音、译后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得。数据取样依照多视角和多层面原则，扩大数据库容量。其中每场模拟口译的平均持续时长8分钟左右，产生录音样本300份以上。开展样本问卷调查，访谈内容以现场笔录方式留存，访谈笔录样本300份以上；问卷调查对象涉及数所高校不同层次的汉语母语者口译学员，有效问卷300份以上。
数据整理：
涉及英汉和汉英不同口译方向，考察主体性协同障碍、前知识突显障碍、语境构建障碍三类基本概念框架构建障碍，中介变量涉及角色、情感、意图、语义、记忆、原型、在场与不在场语境等要素的动态运作，观察变量包括思维主体身份、权利、立场、对发言观点的认同、意图推测、语义感知、隐转喻以及各类复杂动态语境要素。与此对应的潜在变量是口译能力绩效，观测变量涉及口译流畅度、忠实度、连贯度和规范度。录音转写采用通用标记语言SGML基本格式，以《口译评估》（蔡小红，2007）中的相关指标为依据，最终数值通过转化为李克特五级量表，进入运算；译后访谈和问卷调查通过对其结果进行分数转换获得数据。从描述统计结果中取得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范畴分类。
数据分析：
针对内生潜在变量口译能力绩效，对信息点、信息意层、信息结构、完整句、停顿、迟疑、修正、语流、词汇、句法、隐喻、习语、术语、完整句、衔接和关联等观测指标进行统计，考察在忠实、连贯、流利、规范等方面的概念突显表征。针对主体性协同障碍、前知识突显障碍和语境构建障碍三个内生潜在变量，对所有观测指标进行访谈、调查和统计分析，考察角色互动障碍、情感沟通障碍、意图融合障碍、语义评价障碍、记忆检索障碍、原型选择障碍、语境连通障碍、语境重构障碍的突显表征。针对可能性潜在变量母语原型思维，对修辞、动词、名词、时态、术语、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观测指标进行探索性分析。通过模型验证，从涉及概念框架构建障碍所有变量的障碍反馈、错误类型、达意程度等方面考察角色、情感、意图、语义、记忆、原型、连通与重构语境效应等抑制因子对概念框架构建总体架构的影响。
为便于理论聚焦与实证方案执行，在此对观察对象进行进一步说明。本研究主要考察以汉语为母语的口译学员交替传译过程中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的表现、机理与影响。无论是交替传译还是同声传译，均涉及译员对所接收声音讯息的听解、记忆和重构处理，目的在于协助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交际双方完成交际任务（Jones，2008：5）。交替传译中，译员具备基本的听、析、记、译等基本技能外，往往需要直接面对话语主体和观众主体，在应变策略、主体协调、语境融合和译语准确度方面均有更高要求。根据国际会议议员协会（AIIC）制定的《职业译员实用手册》（1990/2004）[2]第3项第9款规定，尽管一个熟练的职业译员必须同时驾驭交替传译与同声传译两类基本技能，然而后者更能反映译员的系统基本功。因为在口译现场，连续传译除了对口译质量要求更高以外，还须考虑包括译员表情、行为及各类与现场情景有关的非言语因素。林超伦（2004/2009：Ⅲ）在谈及实战培训时也专门强调，译员培训应基于实践经验。因此，针对国内口译实践所暴露的相对薄弱环节（如意图与效果如何统一），通过给予正式场合交替传译中的口译技能培训，模拟口译实际情况，利于全面提高学习者的实战技能和应对技巧。
为更清晰观察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的认知实质，避免口译形式混杂而引起细节差异，如无特别说明，本研究中数据考察均来自正式场合交替传译。
[1] 聚焦交替传译（交传）而非同声传译（同传），除避免传译方式混杂从而影响研究效度外，原因有三：1.交传涉及听、说、读、写、译综合技能；2.交传面临更为严苛的翻译质量监督。3.交传需要面对讲者和观众，更富跨语交际性和现场挑战性。因此种种，交替传译被AIIC（1990/2004）称为不能替代的贵族形式（noblest）。本书使用口译、交替传译或交传，如无特别说明，均指这一形式。
[2] 引自国际会议译员协会（AIIC）于日内瓦颁布发行的《职业译员实用手册》（Practical Guide for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1990/2004）第3项第9条款（3.9.Consecutive interpreting）。后文类似引文出处同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