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口译培训中，一个令人极为困扰的现象就是，学员们屏气凝神，专注听记，努力寻找与源语最为接近的所指与表达，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Gile，1995：21），那么，口译思维进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口译思维加工何以频繁受制？究竟什么抑制了口译思维加工效率？如何才能提高思维加工效率呢？这些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难题，不仅为口译学员和从业人员所困扰，更是摆在口译研究者面前的大课题。

首要任务是窥探口译思维加工制约系统的独特内在结构与操作关联。

口译主战场充满心智博弈，我们直面接触的、欣赏或遭遇挑剔的言语结构和声音形态不过是各类心智运作的外在现实。译员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不断转换语言、协调交际，这是实实在在的眼见耳闻。事实上，正如只见树叶动难觅清风影，译员的真实处理过程是无法直接观察的（Gile，1988，1999；Moser-Mercer，1997，2000；Pöchhacker，2004；Roy，1999），这份难以察觉的工作就是隐匿在口译光环背后的思维操作。

口译成果如同崎岖旅途的终点，绚烂自明；口译过程就好似途中艰辛，无法绕行。协调、整合、选择、判断，环境、主体、语篇、交际，千头万绪，交叉纵横，重峦叠嶂，扑朔迷离。

通过跟踪学员行为，我们发现这一隐喻带来的张力尤为明显。对于口译学员来说，相比“怎么译”，他（她）们更迫切想知道的是“准备好了，听清楚了，为什么还是没译好？”、“我的大脑怎么又断路啦？”、“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等，因为任何一位口译实践者都明白，对口译任务而言，效率就是生命，交际实效就是任务目标，充分了解可能发生的认知处理障碍并学会破解和征服这些障碍就意味赢得效率，口译学员所期盼的进步目标才有望实现。

大多数针对口译思维加工障碍的研究（如认知心理处理、信息加工、脑神经研究等）都是围绕口译认知程序的串行方式进行论证，为此留下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如源文与译文之间是否存在语言层面的映射关系？口译认知模式是否等于源语文化图式与译入语文化图式之和？围绕语篇、环境与策略的认知图式如何发生碰撞？源语解析成果和口译产出成果是否与发言者意图相冲突？哪些因素制约了口译的思维处理？又有哪些因素导致源文意图与听众的理解相冲突？以上问题大都与概念框架构建障碍有关。我们发现，口译思维所涉及的认知操作绝不是简单和笼统的输入—输出机制，而是涉及复杂思维成分的非线性认知整合，是对语言范畴、交际范畴与经验范畴之间固有防线的打通（谌莉文，2011：2）。洞察具有范畴特征的在线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关键在揭示口译思维中不易察觉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方式、影响变量及其内在关系。与此同时，口译心智工作的内在性和取证的艰难性使得探究这种神秘而特殊的范畴行为充满方法论的挑战。

不可回避的思维挑战绕不过环环相扣又错综复杂的概念框架。先前研究还发现，口译思维过程的概念化特质及其整合运作与口译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相关性（谌莉文，2011，2015；谌莉文、王文斌，2010；谌莉文、梅德明，2014；周翠琳、谌莉文，2017），那么，我们尤感疑惑的是：口译学员思维加工过程的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如何表征？概念框架构建障碍究竟源头何在？概念框架构建障碍与译员的母语体系以及范畴类型有何关联？

本课题属于口译思维加工障碍概念化理论与实证探究，考察对象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口译学员工作状态下的思维过程，释析其思维运作中概念框架构建障碍及成因，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方法，开展数据检验分析，以期借助严格的数据运算和模型检测，论证研究假设，为提高口译思维加工的效率寻找突破口。为此，本研究聚焦正式场合（会议）交替传译工作状态^[1]，考察从源文接收到译文产出的概念化运作，基于围绕口译发生的理据、原则和机制，探究以汉语为母语的口译学员概念框架构建障碍表征，分析范畴分类细节，追寻成因，实证求解并验证模型、改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