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期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围绕该问题的早期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专门就“有闻必录”进行了探索，这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第二类则在考察与“有闻必录”相关的新闻观念时，从特定的视野出发对其进行了解读。

1.对“有闻必录”的专项考察

1986年，宁树藩先生发表了《“有闻必录”考》一文，考察了“有闻必录”的出现时间、具体含义、社会影响等问题，贡献卓越。当前学界对“有闻必录”的诸多论断，多半直接源于该文的论述。鉴于《“有闻必录”考》在此类研究中的重要历史地位，此处不避烦琐，将其核心观点总结如下：[57]

（1）“有闻必录”一词大致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该文给出的最早记录是1883年，而该语所表征的新闻报道思想应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2）以《申报》为代表的早期中文报刊开始大量关注社会新闻，报道真人真事，因而逐步招致人们对报馆的责难。面对外界的指责，“有闻必录”成为报馆摆脱困境的“护身符”。（3）“有闻必录”包括三层内涵，首先是关于新闻真实性，其次是关于新闻客观主义，最后是要求新闻报道全面翔实。这其中，最核心的内涵是新闻的真实性问题。（4）“五四”以前，人们多把“有闻必录”作为肯定的原则加以接受，“五四”后该思想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中国人对“有闻必录”的批判始于1918年。（5）要辩证看待“有闻必录”的话语及观念，它在早期是我国新闻事业关注社会实际的表现，也是报馆面对社会质疑的挡箭牌，甚至还起过掩护进步宣传的作用，具有历史合理性；在后期，才渐渐失去它的价值。（6）“有闻必录”系中国“土产”，由主持中文报纸编务的中国人提出。

宁先生的研究全面翔实，严谨中肯，对于“有闻必录”的专项研究来说，宁文无疑具有开拓性价值。在《“有闻必录”考》的开篇，宁树藩还指出，“有些具体判断，将会在继续研究中，在新材料发现后，再作补充和修正”，为后续研究留下了探查余地。此后30多年时间里，陆续有学者就“有闻必录”提出新的见解，不断深化着学界对该问题的认知。在此，不妨先以时间顺序作为逻辑线索，串联起学者们的主要论述。

1996年，刘建明再次提及“有闻必录”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他站在鲜明的批评立场上，指出该观念反映了1880年代的中国新闻界“听到什么就报道什么的不严肃态度”，理应被抛弃。[58]他还表示，“有闻必录”在1980年代曾有过“复活”的迹象，它打着“客观存在论”的幌子，一度迷惑了一部分记者的视线。[59]

2000年，姚福申在肯定了“有闻必录”系中国“土产”的观点之上，进一步表明，“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代”。[60]他指出，“在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下，采取‘有闻必录’这种缺乏可靠保证的新闻真实性标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可说是无奈情况下的合理选择。这种权宜的做法与其说是中国新闻界的幼稚，毋宁说是时代局限性的产物”。[61]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久远的历史视野。即，“有闻必录”的所表征的某些新闻观念。可能在近代报刊出现以前，就已经出现在我国古代信息传播活动中了。

2006年，吴晓春等人就“有闻必录”系中国“土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首先对“有闻必录”的实际内涵做了进一步阐发，认为“有闻必录”是一种处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具有三点内涵：一、“有闻必录”观念认为，报刊对于别人的陈述，不需要调查核实就可以报道，即便“此系风闻”,[62]也可以照样刊登；二、报刊在记录别人的陈述时，必须忠实于陈述人的陈述，不得妄言篡改，这也正是当时报纸所说的“有则言有，无则言无”,[63]“就所述而录之”;[64]三、对于别人所说的内容的真伪，报馆可以不负责任，因为报馆自身也“未知确否”,[65]只能守“有闻必录”这一“新闻纸之常例”。[66]将上述三点内涵与美国新闻报道中的相关做法进行比照，吴晓春等人认为，“从19世纪的‘便士报’时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中叶，‘有闻必录’不仅是美国新闻界的一种重要现象，而且有着自己的特点”。[67]该论断扩充了我们的视野，不过它能否完全成立，却需要仔细推敲，因为“有闻必录”表征的实际内涵远不止“新闻真实”一种，仅仅以此为前提展开对比，难免可能会以偏赅全。此外，该文中提到的英文名词“stenographic reporting”（中文可直译为“速记报道”）能否与“有闻必录”直接对译，本身也难有定论。

2012年，郑苏文考察了“有闻必录”的形成原因，给出了五点结论：其一，在特定的时局中，报人们利用“有闻必录”来启蒙国人；其二，清季民初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客观上有利于“有闻必录”观念的发展；其三，报人为推卸自身责任，刻意强调“有闻必录”做法；其四，商业报刊利用“有闻必录”来促进报纸营销；其五，在政局多变以及交通通信不便等情况下，报刊往往只能采用“有闻必录”的方式报道新闻。该文认为“有闻必录”的发展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反映了我国早期报人在新闻价值认知上的成长。[68]这篇研究对“有闻必录”成因的解释相对全面，但也存在笼统和宽泛等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如，该文认为梁启超是反对“有闻必录”做法的，却又在论证“有闻必录”的成因时，援引了梁启超的观点予以佐证。

2013年，胡正强对《“有闻必录”考》的一个细节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其中提出的“中国人之讨伐‘有闻必录’是从1918年开始的”说法，并不准确。胡文根据相关史料指出，“早在1911年5月，汪康年就已经对‘有闻必录’口号提出质疑和否定了”;[69]同年，卢宁还提出，“有闻必录”的观念“既是《申报》记录时事的原则，也是其规避言责的传播策略”，它“成为报界对抗清廷钳制、争取舆论自由的一件利器”。[70]该观点是宁树藩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推进与深化，同样强调了“有闻必录”在当时历史中的积极价值。不过，值得研究者重视的是，卢文的相关思考站在了报刊与社会的关系角度上，认为“有闻必录”是外来的“新闻纸”在晚清社会的文化空间中寻求自我调适与认同的过程。这一颇具文化互动意味的研究立场，无疑值得后来者借鉴。

此外，郭冲于2013年以《“有闻必录”观念的流变》为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这是目前可见的以“有闻必录”为对象展开研究的唯一一篇硕士学位论文。这篇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从观念渊源上将“有闻必录”追溯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御史制度与志怪小说，并简要地叙述了作为一种观念的“有闻必录”自清末至1949年前后的新闻业实践。[71]整体地看，该文的叙述重心始终放在“来源”与“实践”上，与之相比，本书主要考量的是“有闻必录”自身一以贯之的形塑历程，二者在研究问题、所用史料以及研究方法上，均有明显不同。

2.与“有闻必录”相关的研究

一些研究者在考量某些关键的新闻观念时，曾将“有闻必录”置于其特定的叙述脉络中来理解。这当中，最典型的研究成果莫过于学界在考察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新闻真实性”以及“新闻客观性”等观念时，对“有闻必录”予以的关注。

王蔚在对“新闻真实观”进行历时性分析时，将“有闻必录”定性为“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的第一种新闻真实观”。[72]她表示，“有闻必录”的真实观“在整个社会都陷入在由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掀起的报刊舆论引导的神话中时，保留了一份对新闻生产、新闻商品性、新闻功能等问题本身的关注”。[73]由此出发，论者还将早期报刊“有闻必录”的做法与“新闻职业化”问题勾连在一起，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最初尝试。应承认，王蔚从“新闻真实”的角度出发对“有闻必录”所展开的分析与阐释，无疑相当精准。她对于这一话语的历史评价，基本契合了“新闻本位”的研究立场，其结论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孙健在研究晚清民国的“报刊客观性”思想时，将“有闻必录”认定为一种“扭曲的报刊客观性思想”。[74]他表示，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有闻必录’成了一些报人欺骗读者，逃避责任的借口，‘有闻必录’名为客观，实际上已经成为客观的最大危害”，因而他断定，“客观性和‘有闻必录’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75]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笔者认为，这样的论断多少夹杂了一些“后见之明”的姿态，以今天所理解的“新闻客观性”去观照过去的“有闻必录客观性”，从而断定后者是一种幼稚乃至错误的新闻观念，可能会出现一些张冠李戴的误会。当然，笔者并不否定该研究在讨论“有闻必录”与客观性思想之间关系时，所给出的具体论证。

李秀云的研究同样与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观念有关。她指出，“有闻必录”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客观主义报道思想的最初表现，它是当时“中国报纸处理新闻真实性问题的一个原则”,“指报纸刊载新闻不以利害关系及其他主观因素为取舍”。[76]该研究从另一侧面表明，“有闻必录”背后的思想观念或许并非完全属于中国“土产”，而是包含了西方客观主义报道的思想渊源。该文提醒我们，在解析该口号时，必须将其置于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语境下，不能全然忽视西方新闻观念在其中产生的影响。

在此之外，还有一批著述在不同程度上对“有闻必录”有所涉及，但多半只是偶有观照，较上述文献而言，没有出现太多新的观点或视角。譬如，徐培汀等人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等书中曾简要论及“有闻必录”，认为它是西方新闻思想在中国的办报实践中所产生的文化变异。[77]

3.总结、反思与再出发

既有研究为深入考察“有闻必录”提供了多元思路。作为“扛鼎之作”，宁树藩先生基本形塑了当前学术界对“有闻必录”的大致认识；刘建明则为研究者思考“有闻必录”现象提供了当代视野；姚福申与吴晓春等人又为“有闻必录”的研究增加了更为久远的历史视野和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卢宁在此基础上，再次贡献了探索“有闻必录”的传播策略视角；等等。毋庸讳言，本研究得以成书，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既有成果带来的启发。总的来说，人们关心的问题可归结为六点：

（1）诞生情况如何？包括何时出现以及是否由国外传来等。（2）具体内涵有哪些？研究者主要围绕报刊的“真实”与“客观”等观念展开。（3）出现原因是什么？研究中一般认为，其原因既有主观上规避责任之嫌疑，也有客观上报道环境的制约。（4）如何批评它？学者们主要认为，该理念与新闻的真实性要求不符，因而逐步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5）如何评价该话语？学界一般采用辩证唯物式的评价，认为它早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后期则成为新闻界“累赘”。（6）如何看待“有闻必录”的积极作用？人们多半表示，它是报界推卸责任的“幌子”，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有过积极作用。

围绕上述六个问题展开的研究多半遵循了“考据式”立场，为笔者厘清“有闻必录”口号的基本面貌贡献了洞见。但随着研究资料的日益开放，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深化的可能。例如，本书将揭示，“有闻必录”一语至迟不晚于明代便已经在中国本土出现，且“有闻必录”口号与晚清民国的言论自由问题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等，便是对上述问题的补充和修订。

换个角度来看，已有成果在宏观研究取向上往往大同小异。既有论述多半以宁树藩先生的研究为基础，或延伸其某一论点，或修正其某一细节，并未走出其叙述框架。笔者认为，在“有闻必录”的研究中融入更多的社会文化维度的分析，或将深化学界的认识。人们不仅要考察关于“有闻必录”的史实性问题，也要追问“有闻必录”口号兴起、流行乃至消退的根源问题，更要去追问在该口号背后所折射出的新闻界的观念或心态问题。唯有如此，人们才能理解那些绵延长久的相关言说与批评，到底是为了什么。

举个例子：1913年，邵飘萍曾坚定地表示，“报纸‘有闻必录’，无凭据之必要”;[78]1916年的时候，他仍然认为可以“依‘有闻必录’之例，姑为记之”。[79]但数年之后，邵飘萍却忽然话锋一转，称“有闻必录”是报刊“无责任心的表示，乃最易流于不道德之‘专制的’恶习”。[80]那么，到底是何种原因，促成他急转直下的态度变化呢？有学者指出，早期邵飘萍“是坚持‘有闻必录’的，并以此作为维护新闻独立性和舆论监督权的理由”，到后期，“经过西方新闻学理论熏陶的他，对新闻真实性问题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其立场已经完全转变到‘有闻必录’的对立面，开始从新闻记者社会责任缺失的角度对‘有闻必录’进行声讨”。[81]该观点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合理的解释思路。但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其实可以提出更多问题。譬如：一、为什么是“有闻必录”而不是诸如“民史、民口”[82]或者“耳目喉舌”之类的话语才能够作为“维护新闻独立性和舆论监督权的理由”，其依据何在？二、如果“有闻必录”能够作为呼吁新闻独立性的手段，那么，反对“有闻必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闻事业的独立性，邵飘萍为什么愿意这样做，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三、如果“有闻必录”既可以作为新闻独立性的话语表征，又可以作为“新闻真实性”的一种理解，那么邵飘萍后期所反对的“有闻必录”与前期支持的“有闻必录”在内涵上是否一致呢？笔者认为，若进一步回答了这样三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对“有闻必录”产生不一样的认识。

综上所述，围绕“有闻必录”的思考仍有待深化。一方面，部分史实性问题需要补充和修正；另一方面，其整体研究也需要转变视野，重新出发。如何“重新出发”？至少应当把握三种基本思路：

一、鉴于报刊史料的不断充实，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爬梳历史的遗留痕迹，不仅仅需要将眼光聚焦在新闻精英的论著上，还应当“吸纳一切对社会运转起作用的资料”,[83]考量一般社会人士对“有闻必录”的理解与态度。换句话说，人们应当尽可能地将该口号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重新理解。

二、目前新闻史学界对“有闻必录”的思考多集中在“事实”层面，关注的是这一口号本身的内涵与发展是怎样的。但是，从社会文化的综合语境出发，考察该口号与报人之间的关系，考察其诞生、演变的社会文化根源问题，以及考察人们对其展开讨论所具备的现实意义等，展开的探索都相对欠缺。

三、研究者还可以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出发，不仅需要了解“有闻必录”“是什么”以及“怎么样”的问题，还应当在某个适当的维度上追问它“为什么”的问题。“做历史研究，要有问题意识。一个好的问题往往可以让我们洞悉历史材料的内在逻辑，以及隐而不彰的意义。”[84]毋庸讳言，“问题意识”强调了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及其“对我们产生的意义”,[85]凸显了研究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