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戴震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学问不仅广博，而且精深。关于戴震及其作品的研究和评价，可以说在其生前就开始了。历经200多年，戴震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且研究他的学者，许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这些人物包括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钱穆、冯友兰等。他们高屋建瓴的研究，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戴震思想的精华，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不过，由于戴震是一个特立独行、个性鲜明的学者和思想家，所以对他的研究历来都充满了争议。

从时间发展上看，近现代对戴震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

这一时期的跨度较长，也是一个社会动荡与思想激荡并存的时期，集中了早期国内对戴震思想研究的众多知名学者，如姚鼐、段玉裁、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钱穆、蔡元培等，可以说从戴震在世时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新中国成立前期。学者们各自从“清学”的代表人物戴震及其哲学思想的认识与理解出发，对戴震多方面的成就与思想，或概括，或解析，或评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章太炎、梁启超和胡适，他们从不同侧面深入挖掘了戴震思想的价值。

进入20世纪，最早关注戴震思想的当属章太炎。章太炎既是革命家，又是思想家、国学大师，其在著作中多次肯定了戴震反对理学思想的进步意义，先后著有《清儒》《学隐》《说林》《释戴》《菿汉微言》等，并推崇说：“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5]

梁启超是五四以来清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也是少数能够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独立做出系统解释的重要理论家，其成就不仅包括许多散篇式的个案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通论性的论述。梁氏认为清代学术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提出的“理学反动说”，而戴震作为清代思想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为此，梁启超先后撰写了纪念戴震二百周年诞辰《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下文简称《缘起》）《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等文章和著作，对戴震的哲学思想做了概括，认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创造性地用“情感哲学”替代了传统“理性哲学”说，可谓“字字精粹”，是三百年间最有价值的奇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其心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6]。梁启超高度评价了戴震的治学精神、情感哲学以及对封建传统的尊卑观的批判。其在《缘起》文中称戴震为“科学界的先驱者”，高度赞扬了他的“情感哲学”，称他为“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7]。

胡适在梁启超的成就上继续前进，基本上继承了“理学反动说”，并考证了戴震的经历和思想，其代表作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等。《戴东原的哲学》[8]一文长达7万字，集中反映胡适对戴震哲学思想的认识与个人的见解。在他看来，“清朝的二百七十年中，只有学问，而没有哲学；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其间只有颜、李和戴震可算是有建设新哲学的野心”[9]。戴震是反理学运动中最卓越的人物，其反理学兼具了当时“反玄学运动”中建设性作用的两种趋势，即注重实用（强调实用主义，以颜李学派为代表）与注重经学（提倡经学的复兴，以顾炎武为代表），其哲学思想便是这两方面结合的产儿。[10]在治学方法上，胡适与戴震一样具有“尊汉贬宋”的特色，不仅注重考据的经验主义倾向，还强调了方法的必要性，即“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相结合的考证过程，认为宋学带有极大的主观冥想色彩，而汉学则属于客观实证。由此出发，胡适认为戴震与一般清代学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戴震的考据名物训诂的最终目的为“明道”，成为一个哲学家。

此外，这一时期戴震研究中较为有名的还有王国维的《论戴、阮两家哲学》《释理》《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钱穆的《戴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蔡元培的《戴震》（《中国伦理学史》）等。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戴震的研究经历了兴起与初步的兴盛，而众多国学大师级学者的不懈努力使得戴震思想研究的精华逐步显现。研究主要集中于戴震哲学思想的系统探讨，兼而论及戴震的伦理学、方法学、相关问题考证以及对戴震的评价与历史定位上，这也为后来的戴震研究指引了方向。可以说，这与清末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变，各种思潮的涌动与争鸣，西学的引入以及对封建传统学术的质疑与反抗是不无关联的。与此同时，关于戴震的心理学思想，除了汪震1923年10月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的《中国心理学史上的戴震》之外，几乎未见其他学者的专门论述。这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来说未免有些遗憾，但考虑到当时国内心理学科的初步建立及其对西方心理学的关注，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50—70年代中后期是戴震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国内的许多科学研究都经历了一次较大的波折。这其中也包括戴震哲学和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观念焕然一新，众多学者开始在新的思想指导下以新的视角研究戴震，心理学界也开始了本学科的建设。但是随着50年代末“左”的思潮风暴掀起以及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学术研究的性质、内容以及导向等都发生了巨大转变，思想观念的偏激也开始从政治生活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项科学研究或停滞不前或如履薄冰。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学者们并没有停止对戴震思想的研究，先后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论文。

具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很多。如张岱年在《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关于戴震的论述[11]、周辅成的《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2]、杨向奎的《戴震》（戴《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13]、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4]，期刊文章则有陈玉森的《批判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周辅成的《戴震的哲学》和《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纪念戴震逝世280年》、张德光的《启蒙学者戴东原的唯物论哲学》、明茂的《戴震——伟大的学者和哲学家》、张海鹏的《戴震》、史习的《认真踏实治学的戴震》、孙振东的《论戴震反对理学唯心主义的斗争》和《戴震的认识论和社会伦理观》、吴孟复的《略论戴东原的治学精神》、冒怀辛的《关于戴震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屯溪机床厂理论小组的《从〈孟子字义疏证〉看戴震的反儒斗争精神》、徽州地区屯溪镇《戴震哲学选注》编写组的《我国十八世纪法家思想家戴震》等。港台地区也出现一些研究戴震哲学的学术论文，如王觉源的《东原先生哲学之研究》、唐士毅的《姚、戴交恶说辨诬》、韦政通的《东原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血气心知”之辨析》、林语堂的《论戴东原斥儒理学》、张兴甫《论戴东原的知情合一主义》、史项耘的《戴东原学术思想精义》、刘昭仁的《东原思想研究》。甚至还有国外学者加入到研究戴震的队伍中，如1956年第2期《文史译丛》刊登的由苏联学者雅·布·拉杜理扎洛图夫斯基撰写、汪淑均翻译的《戴震——中国著名的启蒙派学者》。

然而对中国心理学来说，这一时期也是多灾多难的年代，心理学被诬称为“伪科学”，心理研究所和大学的心理学专业被取消，中国心理学自此面临灭顶之灾。在此之前，心理学家们重建心理科学的同时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所蕴含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如李明德在《戴震论人的心理和教育》一文中就初步论述了戴震关于人的独特性、身心关系、欲情知、才性等心理学思想[15]，但遗憾的是戴震心理学思想及整个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在那之后也随着整个中国心理学被打入冷宫。

总的看来，相对前一时期而言，这一时期关于戴震的研究略有增加，但并不丰富。由于缺少前人基于深厚国学功底的系统论述，因而围绕着戴震哲学思想这一主题也没能够突破前人所开创的研究疆界，所探讨的焦点依然大多集中在对戴震哲学的基本原理、观点、治学精神、方法以及历史定位与评价上。另外，关于戴震的研究也被赋予了更多时代特色，如文章或多或少都体现出当时的思想背景，而关于戴震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在最初的大好形势下也因为时代原因而没有能够展开，着实令人扼腕。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学术研究迎来了崭新的契机，关于戴震的研究工作也得以深入全面的展开。总的来说，以戴震为对象的研究机构开始建立，研究人员逐渐增多、学术队伍逐步壮大，关于戴震的研究成果也有了前所未有的飞跃，结出了累累硕果。与此同时，动荡的结束、发展的提速以及和谐的回归同样焕发了中国心理学科重建的勃勃生机，心理学专业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重新充满了活力，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工作。其中，对戴震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也开始逐步展开，接下来将从两个方面分而述之。

第一，戴震研究机构和人员组成方面。1983年，由戴氏后裔捐屋而建立的“隆阜私立戴氏东原图书馆”被修葺一新，正式命名为“戴震纪念馆”，这可以说是国内全面研究纪念戴震的机构。1986年4月，由原徽州师专、戴震纪念馆等单位在戴震的故乡筹建了国内第一个戴震研究学术团体——“戴震研究会”。同年5月，首次戴震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并于会后编辑出版了《戴震学术思想论稿》。1999年，“徽学研究中心”在安徽大学成立，经过教育部审批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戴学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成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16]。

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研究工作的展开，也伴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笔者查阅了大量戴震研究资料，发现著作文集、期刊文章、学位论文等研究成果涵盖哲学、中文、历史、伦理、美学、心理学等不同专业的学者、教师和学生，这些研究人员的加入，无疑极大地充实了戴震研究的队伍，使得戴震研究成为一时的热点。

第二，研究成果方面。无论是著作书籍，还是期刊杂志上登载的学术文章，各院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在质与量上有了跨越性的发展，研究的范围也有所拓宽。

21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以戴震为主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艳秋的博士学位论文《戴震重知哲学研究》[17]，以戴震哲学的“重知”特色为考察对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背景和表现并探讨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陈徽的博士学位论文《性与天道——戴东原哲学研究》[18]，对戴东原的义理思想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研究；程嫩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戴震诗经学研究》[19]，探讨了戴震的治诗经历、成绩和意义。此外，还有一批硕士学位论文以戴震为研究对象，如张东的《〈孟子字义疏证〉发微》[20]、戴继诚的《戴震程朱理学批判研究》[21]、仰和芝的《戴震人学思想研究》[22]、周朗生的《戴震伦理思想管窥》[23]、欧阳雪榕的《戴震重知学的传承与转变》[24]、陈多旭的《戴震道德哲学评析》[25]、周玲的《论戴震的自由精神及其意义》[26]、安利丽的《试论戴震的理欲观》[27]、张彤磊的《戴震的儒家经典诠释学思想》[28]、李灿光的《戴震的人性论研究》[29]、彭家国的《戴震人性论》[30]、李少华的《试论戴震义理之学》[31]等。总体而言，还没有一篇关于戴震心理学思想方面的学位论文。

戴震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是学术论文。在中国期刊网中以“戴震”与“戴东原”为检索词检索“篇名”项，从1979年至今约有320篇文章，研究内容也基本涵盖了戴震的各个方面。如金忠明的《戴震与实学教育思潮》[32]、凌云和敬元沭的《浅论戴震的治学思想》[33]、杨世文的《论戴震复兴儒学的努力》[34]、曾亦的《戴震对宋明新儒学的误读及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兼对心之诸能力的阐发》[35]、施扣柱的《戴震人性论发微》[36]、吴根有的《分理与自由——戴震伦理学片论》[37]以及《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38]、胡贤鑫的《知即性——戴震人性学说的理性论特点》[39]、王杰的《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40]、娄毅的《从方法论看戴震的训诂研究》[41]、徐道彬的《戴震早期哲学思想再认识——以〈屈原赋注〉为中心的考察》[42]、徐玲英的《论戴震的治学方法》[43]等。

令人欣喜的是，这一时期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戴震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并在一些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戴震心理学思想的文章，如韦茂荣的《试论戴震的心理学观点》[44]、赵士孝的《戴震论人、物的起源和人、物智力差别的产生》[45]、燕国材的《戴震心理思想的基本观点》[46]与《戴震论认识与情欲》[47]等，这些文章都是以戴震的心理学思想为主题的。在潘菽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刍议》[48]、汪凤炎的《关于中国古代的人贵论》[49]、燕国材的《我国古代人性论的心理学诠释》[50]等文章中提到了戴震的某些心理学观点。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仅戴震著作集就先后整理出版过《戴震集》[51]《戴震文集》[52]《戴震全书》[53]《戴震全集》[54]等。研究戴震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有很多，如安正辉的《戴震哲学著作选注》[55]、王茂的《戴震哲学思想研究》[56]、戴震研究会的《戴震学术思想论稿》[57]、李开的《戴震评传》[58]、周兆茂的《戴震哲学新探》[59]、申笑梅与张立真的《独树一帜——戴震与乾嘉学派》[60]、许苏民的《戴震与中国文化》[61]、蔡锦芳的《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62]、丘为君的《戴震学的形成》[63]、徐道彬的《戴震考据学研究》[64]等。而在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合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65]以及冯友兰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66]等教育学与哲学著作中也提到了戴震。总的看来，这些著作都是以戴震的哲学思想为主，虽然或多或少涉及戴震的心理学思想，但都没有进行全面的论述。

著作中最能够集中反映戴震心理学思想的莫过于中国心理学史的有关教材，但介绍的内容并不是很多。如高觉敷的《中国心理学史》[67]、杨鑫辉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68]、燕国材的《中国心理学史》[69]、杨鑫辉《心理学思想史》[70]、燕国材的《心理学思想史》[71]等。

综合以上三个阶段来看，关于戴震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三个“不相称”和三个“不足”。第一，戴震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已有论述与戴震著作中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观点不相称，关于戴震心理学思想的系统论述不足。第二，戴震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与其哲学思想的研究不相称，其中对戴震心理学思想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三，戴震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与戴震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上的地位不相称，关于戴震在心理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认识不足。因此，本书可以推动国内对戴震心理学思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