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世纪的新进展[35]

进入21世纪以来，民国史研究不断有新的进展，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在民国史综合研究方面，有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还有朱汉国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有5 卷研究的也是民国时期的历史。上述这些著作，虽然都是通论性论著，但基本上仍以政治史为论述的中心，有关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内容仍待加强。

在民国史综合研究方面，还应该注意到学术讨论会的意义。近些年来，每年都举办过若干次研究民国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2002年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和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2004—2007年召开的20世纪10—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2000年和2006年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这些会议的参加者来自海内外各研究单位，研究领域较为宽泛，研究成果具有前沿性，研究者可以从中观察目前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与研究动向及发展趋势，充分反映了民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的特色。

在民国史专题研究方面，近年的研究重点更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研究领域而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史为传统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仍然较多。同时，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社会、文化、地域、城市史，等等，正在不断吸引研究者的关注。就研究倾向而言，学者们本着自由讨论的精神，对民国史上的诸多问题，或提出新的观点，或修正原有看法，大大推进了对民国史的认识，而在方法论方面，亦呈多元发展的态势，其中基于实证的个案研究，仍为民国史研究的主体。就发表成果的形式而言，除了每年出版的诸多专门著作之外，研究论文的大量发表，亦为展示民国史专题研究成果的重要方面。以下仅就近年来在民国政治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略予介绍。

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研究，过往学界较多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关注国共关系的形成、演变及其结果。最近以来的研究，开始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注意到影响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过程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北方的情况。罗志田认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关系是“南北之争”而非国共之争，以此出发，他对影响国民革命的诸因素，如地缘文化、社会认同等问题进行了再检讨。[36] 杨天宏对善后会议的研究，也有别于以往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军阀”视角，认为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更主要的是在争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未能迫使有奉系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双方关系最终破裂。[37]

对于国民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过往研究多从革命史的角度出发，冯筱才则以段祺瑞执政府为讨论对象研究五卅运动，认为运动的扩大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相关，实际成为执政府可以利用的工具，因此在近代中国，群众运动从来不是单纯的民意表达，忽略群众运动背后的力量，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群众运动的复杂内涵。[38] 对于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以往研究较多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两湖农民运动，梁尚贤的研究则以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认为国民党曾经扶持广东农运，但又与地主士绅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后来的清党运动中，国民党放纵土豪劣绅民团对农会和农民的报复，并波及努力于国民革命的党内忠实同志与革命青年，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并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因。[39] 对于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以往研究多从孙中山和革命政府的角度观察历史，邱捷通过对清末民初广州商人团体产生和发展历史的研究，认为此次事件是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迄今尚缺乏有力证据，其发生与清末民初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有直接关系，也许是商人团体同政府冲突的特殊事例。[40] 敖光旭亦通过对广东商团产生与发展历史的研究，认为在愈演愈烈的官商摩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出现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41]

国民党统治在民国时期的兴衰起落向为学界所关注。王奇生对国民党组织制度史的系列研究，独辟蹊径，着重从国民党治党史的角度，以历史学研究为本，结合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取向，深入考察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构成、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等问题，条分缕析，创见迭出，引起学界的关注。他认为，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改组后，其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存有较大差异，组织形态散漫如故，清党运动造成国民党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唯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分掠地方资源，其所受之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国民党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地方实行党政分开，党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日趋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基础，国民党最终只能建立起弱势独裁的党治国家秩序。[42] 南开大学的江沛等运用政治学理论研究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源流、理念、实践、变异及其影响，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实施“党国”体制，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的纷争以及党、政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国民党政治制度的顽症。[43]有关国共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近年的研究，对国民革命和战后时期的国共关系有较多的拓展。

杨奎松考察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演变和国民党内“容共”还是“分共”的争论，认为孙中山接纳共产党一方面是基于联俄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试图利用共产党在宣传和组织方面的才能改造国民党，但并未改变孙中山基本的政治目标和理念；“容共”还是“分共”，自始即成为国民党内矛盾冲突的中心话题；孙中山去世后，制约力量的消失导致国共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在此基础上，杨奎松进一步研究了国民党发动的清党运动，认为清党采取了暴力形式，并且借助于军队和地方旧势力，不仅使军队成为地方权力的受益者，而且在很多地区重新恢复了旧有的统治关系，实际导致了国民党“党格”的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的相对保守与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44] 邓野、汪朝光对抗战胜利前后国共关系的研究，诸如联合政府、国共谈判、政协会议、东北交涉，等等，揭示出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受制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诸般面相，以及影响两党关系发展演变的各种因素，进而深化了人们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45]

有关蒋介石的研究，也为学者所关注。杨天石利用新近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及相关人物和事件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46] 黄道炫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出新的诠释，认为九一八事变前该政策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安内”则首先是针对反蒋的地方实力派；九一八事变后，“安内”是中心，妥协是“攘外”的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1934年该政策的倾向发生重大变化，“安内”的重点转向国内建设，政策重心明显向“攘外”方向转移。[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