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風氣關乎治亂

2014年6月30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所謂政治生態、從政環境，即國家通過意識形態的引導和政治制度的約束，對官員從政行為予以規誡，從而形成特定的政治生活氛圍。政治生態與國家治理密切相關，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作用。國家強盛，在政治生態上就表現為政治昌明、氣象一新；反之，政治黑暗、吏治腐敗，則必然伴隨國家衰敗、疲弱失控。

中國古代同樣十分重視政治生態的建設，並認識到了政治生態與國家治亂興衰之間的深刻關係。當然，古人不稱其為政治生態，而叫風氣、風俗。正如顧炎武在總結古今歷史時所說，“風俗者，天下之大事”“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同樣，杜甫、陸游在談及自己政治理想時，也分別寫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和“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那麼，古人對於政治生態建設又有哪些歷史經驗與感悟值得我們今天仍為之深省呢？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

共同的價值觀是構建政治生態的思想基礎。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歷代統治者均在意識形態上確立了儒家的指導地位。不論是政治、文化領域，還是經濟、社會領域，上至天人、君臣關係，下至人倫、社會關係，無不深刻烙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記。用古人的話說，就是“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

不論後世對於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正是儒家思想為古代中國超過兩千年的“超穩定”歷史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由儒家思想構築的“道統”甚至超越“政統”，即王朝（“政統”）可以更迭，而思想（“道統”）卻不可改變，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指的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中華文明雖歷經磨難而終未斷絕的根本原因。

反之，一旦這個基本價值體系發生動搖，則國家統治也將出現危機。最典型的當屬魏晉時期，當時的士大夫紛紛以清談為矜尚，以浮誕為高美，視禮教為棄屣，“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儒家價值體系受到全面質疑與挑戰。如果說一兩個人這麼做還可稱之為風流率性，當其成為社會思潮時，也就意味着原有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崩潰。儘管當時已有人預見到這個危險，警告“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也有人試圖以“名教中自有天地”來回應，但“習俗已成”，終究“不能救也”，以至於當後來桓溫北伐入洛時，仍不禁憤而感慨：“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虛，王夷甫（王衍，西晉清談的代表人物）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同樣，明末清初不少人在總結明亡教訓時，也紛紛將矛頭追溯並對準以王陽明、李贄等為代表的心學異端，斥其背離孔門宗旨，甚至認為心學所造成的思想混亂是導致明王朝覆亡的主要動因，將心學與王衍清談相提並論。事實上，李贄之被捕，罪名便是“敢倡亂道，惑世誣民”。這其中對錯，自然難以一言概之，但國家共同價值觀的重要性卻也可見一斑！用我們今天的話來總結就是，“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麼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

“人君御物之方”

中國古代王朝的本質特徵是“家天下”，皇帝在國家政治結構中居於最高也是最核心地位，自然也是政治生態的第一責任人。特別是在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中，“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皇帝既是權力的最高主宰，又是道德的最高化身，一言一行皆為萬民之表率，甚至“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是毋庸置疑。可以說，皇帝的好壞，直接決定着官員行為的選擇，也決定着政治生態的好壞。

縱觀歷史，可以看到，每一個政治清明的時代，如“文景之治”“孝宣中興”“光武中興”“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無一例外都有一個勵精圖治的明君。其他雖沒有冠之以治世、盛世，但每一個文韜武略的帝王身後，也總伴隨着人人思進、生機勃發的政治生態。

大致地說，明君一般具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愛惜民力，體恤民情；二是求賢若渴，選賢與能；三是虛懷若谷，虛心納諫；四是儉約樸素，嚴於律己。對此，歷代統治者往往藉助正史編纂，留下大量明君治政的事跡美談，如漢文帝的節儉、光武帝的果敢、隋文帝的勤政、唐太宗的寬容、宋太祖的用人、明太祖的懲貪等，廣為傳頌，婦孺皆知。不論其中真假如何，重要的是，這些實質都反映出人們對君主以上率下垂範作用的深切認識。這一點，魏徵看得最清楚。當唐太宗有一次表揚魏徵勇於直諫時，魏徵回答：假使唐太宗對於直言諫語惡而不聞、拒而不受，又有誰敢開口觸犯龍顏？並以“善惡太明”的蕭瑀為例：“瑀違眾孤立，惟陛下知其忠勁，向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同樣，每一個政治生態衰頹的背後，也往往都有一個荒誕無道的昏君。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同樣不勝枚舉。如北齊後主的“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陳後主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李後主的“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以及漢桓帝的賣官鬻爵，隋煬帝的窮奢極慾，等等，皇帝帶頭破壞政治生態，國家豈能不敗？也因此，才有顧炎武之感慨，“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也就是說，為人君者，最大任務與功勞莫過於匡正政治生態，使國家“風俗醇厚”。進而，“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風俗淳，則為人主之功；風俗惡，則為人主之過。為人君者，可不戒乎！

“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顧炎武在《日知錄》“殷紂之所以亡”條中提出過一個有趣的觀點。他說，人人皆知殷紂王“以不仁亡天下”，其實不盡然，商朝的滅亡固然有紂王的無道，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商之衰也久矣”，一方面“卿大夫不從君令”；另一方面“民玩其上，威刑不立”“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他還以北齊為例，指出北齊文宣帝高洋之惡未必減於紂王，但由於繼承高歡奠定的基業，“紀綱粗立”，加上又有楊愔等大臣的輔佐，因此雖然“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反而“齊以強”；而到了後主高緯時期，其惡雖然未必甚於高洋，但此時“國法蕩然矣”，於是“齊以亡”。

顧炎武的本意當然不是為紂王、高洋、高緯等翻案，而在於強調儘管人主負有治國理政的第一責任，但人臣之作用同樣不可忽視，甚至更為重要。某些時候，儘管昏君無道，但如果大臣戮力同心，仍可支撐國家危局；而一旦政治生態在大臣中間全面潰爛，則縱然皇帝再英明神武，也難挽敗局。無怪乎明代學者呂坤在《呻吟語》中說，“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一針見血指出官員群體對於政治生態構建的根本作用。

這一點在明代政治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經過明太祖、明成祖的辛苦經營，以及“仁宣之治”的承平發展，從明英宗以後，儘管開始出現宦官干政的情況，朝政日趨混亂，但因為有于謙、李賢、岳正等人“憂國忘家、身繫安危、志存宗社”的氣節與努力，雖然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亦即最高統治者之間的宮廷爭鬥並沒有影響到當朝大臣的恪職盡守，明帝國依然維持着和平景象。而到了崇禎繼位之時，政治生態已全然潰敗，儘管崇禎決意進取，但終究難挽大明危局，以至於他自縊前仍不忘留下“諸臣誤朕”的恨恨之語。

官員是政治生態的主體，政治生態的好壞，終究要通過官員這一共同體來體現。作為個體的每一個官員，從他進入仕途的第一步起，就不可避免要面對政治生態這一根本問題。政治生態好，就會鞭策他修身立德，激勵他幹事創業；政治生態惡劣，他就不得不選擇是同流合污還是“舉世皆濁我獨清”。而在系統性、彌散性腐敗的政治生態下，個人的“獨善其身”事實上是難以做到的。

對此，不少對官場有過深入觀察的有識之士總結得十分透徹。“間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賄賂），上司轉為之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其虛出通關而後已”；“其間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 “間有廉能之吏，一意興利除弊、教養斯民”，則“上司犄之，同寅笑之，眾庶疑之，必潰其成而後已”。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惡劣的政治生態所造成的官場“逆淘汰”已經使好人無以自存，不得不“和光同塵，與時舒捲”。正如清代學者沈垚所感慨，“風俗美則小人勉慕於仁義，風俗惡則君子亦宛轉於世尚之中，而無以自異”。所謂“積久成是”“棄善從惡”，所謂“天下之患，莫患於知其不可，而群趨於不得不然之勢”，說的正是這個道理。因此，“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庸夫“皆可以為相矣”

宋仁宗時，呂夷簡為相，上奏朝廷編訂中書省（其長官即為宰相）工作條例。條例成書之日，呂夷簡情不自禁地向人誇耀：“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相矣。”就是說，只要按照這些制度法令辦事，縱是庸夫俗子，一樣可以勝任宰輔重任。呂夷簡這句話，與我們今天所說按制度管權管人管事何其相似！換句話說，沒有制度的保障，單靠明君、賢臣以及思想教育，再好的政治生態也終歸難以為繼、不可長久。

宋仁宗在歷史上也算得上是一個明主，呂夷簡亦無愧為一代名相，當時朝中還聚集了大量名臣，如包拯、范仲淹等，在這種情況下，呂夷簡仍然高度重視制度的功用，不能不說這確實是十分難得的政治遠見。今天的人們對於制度的重要性和意義已了然於胸，但在古代“人治”色彩尤為突出的環境下，這樣的認識堪稱不易。具體到政治制度上，古代嚴格的選官制度、考核制度，嚴密的監察制度、懲戒制度，無疑都為政治生態的構建提供了充足的制度保障。

當然，“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僅僅有了制度還不夠，還需要營造尊重制度、愛護制度、執行制度的氛圍，以切實維護制度的權威，使制度真正發揮保障政治生活的作用。

“愛惜風氣，如護元氣”

政治生態對於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還表現在政風與民風之間的關係上，即政風引領民風，政風正則民風清，政風邪則民風頹。如《論語》中強調，“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孟子》中指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都深刻揭示了這一道理，也更增強了我們今天加強政治生態建設的緊迫感，因此必須“愛惜風氣，如護元氣”。那麼，古代政治生態建設的歷史經驗對於我們今天又有哪些啟示呢？

一是必須高度重視價值觀建設，做好黨員幹部理想信念與黨性道德教育。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如果沒有共同的高尚的價值理念、理想追求，建設良好的政治生態就將失去指引，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是領導幹部要帶頭做好表率。黨員幹部是政治生態的主體，領導幹部又是重中之重。“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以上率下、言傳身教永遠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領導幹部公道正派、清正廉潔，敢於擔當、奮發有為，不搞拉幫結派、親親疏疏，其他人就會看樣學樣，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從政環境。

三是選好人、用好人。選人用人是政治的核心，用一賢人，則賢人畢至；用一小人，則小人齊趨。選什麼樣的人、用什麼樣的人，既是一種導向，也必然會在政治生態中反映出來。幹部選好了，政治生態就會健康向上、朝氣蓬勃；幹部選不好，政治生態就會萎靡不振、庸俗腐濁，甚至導致“逆淘汰”效應。

四是加強制度建設。制度管根本、管長遠，最穩固，也最可靠。構建良好從政環境的制度體系，必須進一步健全科學合理、運行有效的選人用人機制、宣傳教育機制、考核評價機制、監督管理機制、紀檢監察機制以及激勵保障機制，切實增強制度執行力，為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原載《月讀》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