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学人群体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组建的西北联大是国民政府西北战略的重要举措与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制度性安排。但其创建却为西北地区播撒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火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战后西北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①。故，其作用与意义无疑是深远的，也值得我们做极富启发性的思考与探索。在就西北联大部分学人做较为详细与深入的个案研究与“脸谱化”梳理之前，我们先将联大学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一些考察，尤其关注联大学人群体的学养、专业等，进而探讨他们的研究取向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以及联大学人的待遇与管理、学科分布与教学情况等，希望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及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与大学精神有所裨益。

一、西北联大的学人群体

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的不可避免与不断扩大，教育部于1937年9月10日发布16696号令，以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迁设西安。① 当时临大全校设有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等6大学院、23个系，11月9日，太原失守，西安遂告急，于是国民政府命令西安临大再迁汉中。1938年3月6日，西安临大正式离开西安。4月3日，教育部下令将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要求“院系仍旧”②。西北联大组建后，虽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只存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但人们习惯上仍然视1946年以前的国立西北五校为西北联大。③ 西北联大的组建使得原本无一所“规模宏阔之大学”④ 的西北地区，一时云蒸霞蔚、名家荟萃，真可谓“于斯为盛”。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教授就有146名⑤, （详细情况见下表）聚集、形成了阵容强大的学人群体。

表1 西北联大学人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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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联大“学人”严格意义上讲应包括联大教师与学生两个群体，但是，由于学生群体我们将辟专书介绍，因此，本书所指的西北联大学人群体：第一，指当时具有教授职称者；第二，联大教授群体的界定本身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即只要和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发生关系，不论时间长短或者是否到任，均视为文章所指西北联大学人；第三，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的筹备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也在文章所指范围，尽管他们有的并非联大实际意义上的教授。之所以要纳入，一则这些人与西北联大的组建与分置关系至为密切，一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客观上也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比如王世杰，时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同时兼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 192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后进入政界，是我国著名的法学专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等。

余英时先生曾讲：所谓“大学者”，除了在本专业范围内做出杰出贡献，足以继往开来，更因其乃学术史上的中心人物，你可以引申发挥，也可以商榷批评，却无法漠视他的存在。① 我们暂且不讨论余先生所讲“大学者”的标准及指向，或者西北联大教授是否是“学术史上的中心人物”，这或许“可以商榷批评”，但仅就联大教授在他们所从事领域做出的贡献及就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的意义而言，我们无法忽略或漠视他们的存在，并且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学术贡献、历史作用及意义必将愈益明显，令人无法忘却。

二、西北联大学人的学业背景、研究取向与国家政治

通过对以上西北联大146位教授生卒年、早年教育背景及留学国家等的考察，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们至少有123位出生于1880—1900年（22位生卒年不详，1位出生于1870年代），到西北联大时，他们的年龄大部分在30—50岁之间，而学术年龄大体上属于“五四”一代学人。这一代学人的共同特点是中学或小学之前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中国传统教育，中学根基较为深厚。而在中学时代开始又接受了新式学堂教育或现代大学制度教育，并且他们中至少有120位（其他26位不详）有留学经历（包括出国教育考察），其中留欧39位、留美42位、留日35位、留学苏俄4位，部分学人既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又有留学日本的经历，甚至有留学三国者，而其中留学欧美的人数又为多数，有81位，占留学总人数的67.5%。这说明西北联大学人群体欧美化程度较高，大多数接受了比较严格的西学训练，学术视野既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具有广阔的西学背景；他们的教育经历也充分体现出晚清至民国以来，中国知识传统在西潮的冲击下所遭遇的严峻挑战过程在这一代学人身上具有明显的表征，即中国知识体系从晚清民初向日本学习，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急剧趋向欧美，这种前后相继的转向历程表明，中国的读书人已走出经学时代，学业路径日渐“趋新” “趋西”，进而造成中国传统的“政”与“学”彻底分离。当然，学术的独立与分途发展一方面与1905年废科举有关，科举制取消后对中国传统读书人而言，既是学者又是官吏的政学统一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读书人要安身立命，适应新社会，必须是学有所长的“专门家”，而要成为专门家就必须是“留学生”；另一方面与晚清以来“西潮”激荡下的社会发展有关，尤其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促使国人认真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① 而国人“大梦之唤醒”，从甲午的反省到“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方法，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学人才迅速崛起，整个中国社会的西化程度不断提高。对此，一些学者指出：这一时期“中国西化步伐之疾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并且“在时贤眼中，‘西学’就是 ‘新知’，中国变革的动力及希望，即在于传播并借鉴 ‘西学’”②。而借鉴西学的背景又是国家的不断“开化”及西学自身发展的日益专门化、精细化。正如严复（1854—1921）所言：“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③

严复与西北联大学人相比，从生卒年及学术年龄上看，分属不同的两代学人甚至于隔代，他们的学业背景与学术路径具有明显的不同与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当属无疑，即他们前后接踵共同推动、创建了中国现代学术。当然，学术与政治的分离及学术分途发展，并不意味着读书人不关心民族前途与国家政治，其实正如有人所言：“近代中国士人面临西潮的冲击，在中国已由文变野、实际处于 ‘世界’的边缘甚至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之下，多数中国读书人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由于政教相连的中国传统对 ‘学’的强调，这个问题无时无刻不与 ‘学’相关；反之，当许多人说 ‘学’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关注的又绝非仅仅是学术，而是更广阔的国家民族存亡和发展一类的大问题。”① 此言甚是，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及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国亡何以为家、何以为学？因此，可以说西北联大时期的知识分子比近代以来的任何时候的知识分子，更关心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甚至可以说，用生命体验将“国家民族存亡和发展一类的大问题”与自己的学术研究融为一体。比如，西北联大常委、北平大学校长许诵明即指出：“在抗战时期，最高学府学生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② 西北联大常委、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教育师生“处事的方针”为“要做大事不做大官”。联大两位常委所说的“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及“要做大事”，应该也是考虑更远的国家民族存亡和发展大事，才说出此番言论。

由于西北联大学人学业背景及所属学科的差异，他（她）们对民族命运与国家发展前途关注及研究的嵌入点自然也就不同。但是，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情怀，期盼着民族早日独立、国家尽快富强。比如，1939年1月15日与2月1日的《西北联大校刊》第9、10期连载了许重远教授的长文——《近代民族主义发展报告及吾人应有之认识》，文章中许重远先生除了对民族主义的含义、历史发展进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进行考察外，还大声呼吁“当此大敌当前危急存亡之时”, “凡地方之见，种族之见，宗教之见，党派之见，谋一部分人之利益，而与它部分倾轧以减少抗战力量者，均以抛弃。”因为，如果“整个民族失败，则一切同归于尽”③。之外，1939年3月1日，许寿裳教授在《西北联大校刊》第12期发表了《勾践的精神》，文章号召广大青年“努力前进，并且学着勾践的精神”，他深信只要国人“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那么我们的抗战建国，革命大业，一定是成功的”①。该期还发表了李季谷教授的文章《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文章列举了“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荆轲刺秦”，及文天祥《正气歌》等激励学生“恢复我民族固有之光荣”②。另外，谢似颜教授在1939年2月15日刊发的《西北联大校刊》第13期，发表了《民族主义与道德》一文，文章不仅对我国古代的民族主义与道德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探讨，而且对近代以来，尤其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中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文章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大同的基础”，只有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做亡国奴，才能享受到“世界大同的福气”，否则“先要让你尝尝那亡国灭种的滋味”。换句话说，不实现民族的独立，“即使世界大同的日子出现，已没有我们享受的权力了”③。再比如，西北联大学人的历史研究则更多关注西北的历史与文化，这不仅是因为：“学问从历史做起，意味着强调学术的延续性，而学术或文化的延续性至少潜在地支持了作为人类文化一部分的区域文化或学术的独特性。”④ 更因为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发扬民族精神，鼓舞民族士气就显得尤为必要与紧迫，而这一切都能通过对西北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找到其精神源泉与不懈动力。为此，早在西安临大时期的1938年2月，陆懋德教授即带领临大历史系师生，参观了陕西考古学会。⑤ 西安临大南迁汉中改为西北联大后，1938年5月20日，联大常委徐诵明、李蒸又与历史系主任许寿裳及其他同人黎锦熙、李季谷、陆懋德、许重远等并男女学生数十人一道去城固张骞墓考察①。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联大学人还撰写了大量关于西北历史与文化的论著②，其用意除了研究“区域文化或学术的独特性”外，自然还有从历史中启迪智慧、追寻民族精神，进而发扬我民族优良传统，以达到全民族坚持抗战到底的深刻含义。

总之，尽管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言：党派政治不属于课堂，教师也不应该是政治领袖。③ 但西北联大学人自知其历史与学术使命，并“藉教育学术之力”努力发扬“华夏声威”与铸成“国族之雄风”④，在民族危难之际，自觉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力图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三、西北联大学人的待遇、管理与考核机制

民国时期，从总体上讲继承了清代尊师重道（教）的传统，教师待遇相对优厚。据研究“起码的教师工资，约为当地工农收入的两倍以上；最高的学者，月薪等同于国家省部级官员，与基层教师有三四十倍差距”⑤。191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其中规定：“大学设正教授、教授、助教授。”如“遇必要时得延聘讲师”。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大学教师的职级进一步修正，1929年颁布《大学组织法》，其中第13条规定：“大学各学院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① 等四级。并明确规定教授的聘任必须具备以下资格之一：第一，任副教授三年以上，著有成绩，并有重要之著作者；第二，在国内外大学或研究院所得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证书，而成绩优良，并有有价值之著作者。或者执行专门职业四年以上，有创作或发明，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者。② 而对于教授之待遇，1917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其中对教师的薪俸、晋级、退休恤金等做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③ 之后，国民政府又对大学教师待遇进行了修订，1940年8月，教育部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定》，将教授分为九级，月薪分别为：第一级600元，第二级560元，第三级520元，第四级480元，第五级440元，第六级400元，第七级370元，第八级340元，第九级320元，月薪级差前六级40元，后三级分别为30元、20元。但是，由于处在战时，浩大而持续的军费开支，使得国民政府财政极度困难，故相关规定没有完全得到执行，而是各院校根据国民政府拨款实际情况，分别做出自己的相关规定，高低不一。

从西北联大的有关章程来看，教授的资格聘任完全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条件执行，而教授待遇、职级等与国民政府颁布的相关章程规定略有不同，如1938年11月16日，联大第49次常委会会议通过的《本校教员待遇章程》，规定本校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专任讲师、助教、讲师五种，其中讲师一种为兼职教员。④ 而教授的薪俸又分为八级，最高一级月薪440元，最低一级300元，级差20元。（详细见表2）

表2 西北联大教授薪俸等级表

由上可以看出，西北联大的教授薪俸待遇最高级尽管比国民政府规定的要低一些，但与同校的职员相比整体还是要高得多，如西北联大书记员之薪俸最高为50元，最低为20元（详细见表3），教授最高一级的月薪为书记员最高一级的8.8倍，教授最低一级的月薪是书记员最低一级的15倍，而教授最高一级的月薪则是书记员最低一级的22倍。因此可以说，西北联大教授的待遇相较而言是优厚的，这种相对优厚的待遇，为联大教授自由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与保障。当然，也说明西北联大尊重“一线”教师、尊重教授的做法与理念。之外，对于教授同时兼任行政职务者，联大在待遇方面又有一些相关规定，如：“教授或副教授如同时兼任院长、系主任或其他职务时，得额外增加薪俸20元。”

表3 西北联大书记员薪俸等级表①

除过正常的月薪外，联大部分教授还有一些非工资性收入与奖金。如，为了“坚定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终身从事作育人才与兴学术研究之决心”, 1942年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九次会议精神，并呈请行政院转拨专科以上学校“久任教员奖金”，规定：“（一）凡专科以上学校教员服务满20年以上者，每人年给奖金3000元；（二）服务满10年以上者，年给奖金1500元。”② 此笔奖金1943年教育部共拨款200万元，并要求在1943年春节前遵照规定发放到人，同时还要求1944年、1945年两年度均照旧发给。① 照此规定，1944年西北大学的杨永芳、高文源、王耀东等教授连续任教满10年，马师儒、陆懋德、许兴凯、谭文炳等教授连续任教满15年，1945年化学系主任张贻侗教授连续任教满25年，按照教育部规定，这些教授领到了相应奖金数额，教育部并特别发给张贻侗教授一等奖奖金5万元。② 以示激励。除此之外，1942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设置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办法》，其主旨在于“奖励服务有成绩之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著述，并减轻其战时生活之困难”，按照此规定，教授编著大学用书、译著，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以及撰写相关有价值之研究报告等，都可获得一定数额奖助金。当然，毋庸讳言，由于抗战时期国家财政极度困难，大学教授的薪俸与相关奖助金不一定完全能够兑现，如1938年教育部训令，抗战期间教师薪俸按照7折发放，加之物价腾张，教授生活水平也不尽如人意。但是，总体而言还是要比一般公务员及工农阶层要高、要好。

住房待遇方面，联大教授在平津时，“起居饮食之安逸，尤为一般学校所注意”，联大组建后，教授们来到当时尚显苦寒的西北后，由于环境条件所限及设备简陋，住房条件自然不比优裕的平津，但是“学校当局总力求完善”，为此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如，在西安联大时期，学校即以在第一、二、三院仅有空房，辟为宿舍，供教职员工住宿，“至于内部设备自应愈谋完全，电灯亦即设法装备，以冀乱离生活中教职员工同人稍得安慰藉云”③。联大南迁汉中后，条件比西安更为艰苦，住房也更加紧张，在此情况下，学校“尽量使薪俸较少之教职员住校”，并将空房编列号码，“用抽签法分配之”。但考虑实际工作需要，学校又特许导师会常务委员或各学院主任导师愿住校者，可以住校①。而导师会常务委员或各学院主任导师又绝大部分为教授，故可以看出，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学校还是尽量照顾教授住房。医疗、就医方面，学校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为教师提供便利与基本保障，学校专门设有校医室，负责师生的身体体检、疾病预防、疾病治疗等事项，教授除享受正常的医疗、就医待遇外，联大还尽量使其亲属享受优待。如，联大第48次常务委员会议决议，“凡属本校教职员直系亲属（如父母、妻子等）来校就医者，得享受本校医药优待”②。再比如，联大南迁汉中后，1939年4月，学校鉴于法商学院距离联大本部较远，教师、学生就医往返殊为不便，故增设法商学院诊疗分所，规定每星期二、四、六下午3时至5时为诊疗时间，工作时间自1939年4月20日开始③。此举可谓急教师所急，想教师所想。

西北联大教授除享有较为优裕的待遇外④，学校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与考核机制。比如，教授、副教授等的晋级问题，学校规定：教授、副教授任职满两年以上，卓有成绩者，方得晋级，每次以进一级为限；并明确要求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均不得兼任校外有给职务⑤。之外，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对教授授课时数有明确规定。如，1939年年底，西北大学要求教授、副教授，每周授课时数为10小时至12小时⑥。对于教授同时担任行政职务者，学校对其授课时数也制定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如，联大第40次常务委员会议决议：教授兼任系主任者，任课时数为8至9小时；教授兼任院长或秘书、教务、训导各处主任或研究所主任者，任课时数为6至7小时；教授兼任系主任再兼任院长或处主任者，任课时数为5至6小时；教授兼任性质相同之两系主任者，任课时数为7至8小时，再兼任院长或处所主任者，任课时数为4至5小时。院长或系主任由常委自兼者，可以不任课。① 联大还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1月3日颁发的《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② 精神，对本校教授指导本科生做出具体规定，实施细则指出：“本大学学生，按照系别年级分组，每年级依照学生人数多寡，酌分为一组或二、三组。”而“每组设导师一人，由学校聘请教授担任”。要求“各组导师对于本组学生之性行、思想、学业及身体状况分别考查”, “并于每学期终出具报告一次”，还要求“各组导师随时接见本组学生施以个别训导外，每月并得召集本组学生举行谈话会、讨论会，或远足会作团体之训导”，等等。③ 另外，为了保证教学秩序有条不紊，1937年12月15日，西安临大第12次常委会议还制定通过了《本校教员请假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规则》第一条即指出：“本大学教员（包括教授、讲师、助教等）因病因事请假，须先期通知注册组，并由注册组通告学生周知。”同时指出：“教员因事请假不得连续逾两星期，并不得合计每月逾两星期，其因病或特殊事件请假者，不在此限，但于假满回校后，均须将所缺钟点补授。”对于“教员请假除亲丧重病或生产外，逾一月以上者得停止其薪金，其所任课目得由本大学另聘他人担任之。”由此可知，联大对于教师的请假制度是比较严格的，但同时又体现出人性化的管理。

四、西北联大学人的学科分布、课程建设与教学情况

西北联大的146位教授中（一位信息不详，实际按145位计算），学科的总体分布情况为：中国语言文学6人，占总人数的4.1%；外国语言文学4人，占总人数的2.7%；历史学10人，占总人数的6.9%；哲学4人，占总人数的2.7%；政治学1人，占总人数的1.0%；经济学8人，占总人数的5.5%；法学11人，占总人数的7.6%；教育学、心理学13人，占总人数的9.0%；家政学3人，占总人数的2.1%；体育学7人，占总人数的4.8%；数学6人，占总人数的4.1%；物理学6人，占总人数的4.1%；化学7人，占总人数的4.8%；生物学8人，占总人数的5.5%；地质地理学5人，占总人数的3.4%；工程技术22人，占总人数的15.2%；农学13人，占总人数的9.0%；医学11人，占总人数的7.6%。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第一，西北联大的学科设置逻辑严密而周全，几乎涵盖了现代大学教育的所有领域与专业，而这些专家、学者又为日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做了最初的贡献与努力；第二，上述学科中，除过中国传统的学科如历史、文学、哲学外，一批新兴的学科开始在西北地区建立并不断成熟起来，诸如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医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化学、物理学、工程技术等，其中一些学科成为日后西北地区高校的一个学术特点，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如今，西北诸高校的强势学科——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教育，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奠定基础的。”① 第三，从大的学科如文科与理工科划分而言，文科如历史、文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占到联大学科总比重的43.8%，而理工科如数学、医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化学、物理学、工程技术等占到53.4%，这一方面说明西北联大注意学科的平衡发展，兼顾文理；一方面说明民国以来国家对理工科教育的重视与强调，并且培养与造就了一批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同时，也说明西北联大的学科设置与布局，国民政府充分考虑了国家工业化战略及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

西北联大学人群体尽管分布于不同的学科与专业，但他们在联大创办的过程中始终都十分关注与重视各学科的课程建设问题，因为课程的建设不仅关系各学科的未来与发展，而且涉及联大培养人才的模式、方向与目标。1938年10月，西北联大重申国民政府教育部“若干大学，分系过早，各系所设专门科目，又或流于烦琐，一般学生缺乏良好之基本训练，所得知识难免支离破碎，不能融会一科学术之要旨，亦非培养高深学术人才之道”① 的精神，力图对联大的课程进行认真厘定与建设。1939年4月，联大师范学院同仁在对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师范学院教育系课程的意见中，明确表示：“课程之良否以其能否达教育目标为断，教育目标之良否，以其能否针对社会需要为衡，故评论课程，必先研究其目标。”② 从联大各院系的课程建设来看，其总体“目标”为既注重文理兼通的“通才”人才的培养，又重视各学科专门高深人才的养成。以师范学院为例，在课程的设置上就颇能说明文理兼通的问题，如国文系、英语系、教育系、史地系、算学系、理化系、考古系、公民训育系及师范学院所属全部系科，均将“中国文化史”与“西洋文化史”作为共同必修课；而文科系如国文系、教育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等均将物理、化学、人类学、生物学等作为必修课，要求学生必须任选一门，学分为3；理科系如算学系、理化系等均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通论定为共同必修课，学生必须任选一门，学分为3；而考古、博物系的课程设置则本身就是“文”“理”各半。③ 在高深人才的养成方面，联大在课程的建设与设置过程中也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如，李蒸认为师范教育的目标及其使命“实不限于课室教学”，更要“致力于民族文化之发扬”④。再比如，联大国文系主任黎锦熙与钱玄同在共同拟定的师范大学国文系科目表及说明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培养学生的目标为：“用历史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研习中国古今语言文字，各体文学作品，及各家著述，以解决今后国文的新趋向之能力。”① 他们在说明书中除了指出国文系在课程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外，还特别强调专门高深知识的培养，如在“学术思想”中尤其注重“中国学术思想之全部演进史”的课程建设，在“书目举要”中强调群经、诸子百家、历代史籍及“随时介绍并批评现代关于本国文学及国故之重要论文作品等”。在“专书研究”中，要求就“某种专书特设讲座，然后选修”，等等。

联大学人的教学由于处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不仅与教学相关的图书与设备甚为简陋，就连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均利用原有旧房改造而成，一切皆为临时应急需要，没有长远的规划。但这种艰苦的条件丝毫没有影响联大学人勤奋、严谨的教学态度与作风。如，历史系的同学，多年后仍然忘不了系主任陆懋德当年上课的情景：“老先生讲起课来，轻松幽默”, “上课时，先写上满满一黑板，这一黑板，刚好讲到下课吗，不多不少。”由于陆懋德讲课方法独到、有趣，加之史学造诣精深，“他的课程，从无人缺席或偷懒”。许兴凯教授讲授日本史，“真是妙趣横生，令人绝倒”！联大同学无人不知，历史系同学印象尤深，后来同学们回忆说：如有人有睡意，来听许教授的课，“包你提神醒脑，睡意全消”。历史系的另一位教授黄文弼，虽然“一身中山装，不知穿了多少年，两袖发亮，肘下裂缝”，但一上课“从来不说闲话，讲授材料之丰富，治学态度的严谨缜密，令人由衷敬佩”。

讲授中国近代史的陈恭禄教授，上课“描述满清官僚之愚昧，有声有色”②。法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季陶达，主讲经济思想史与货币银行学，对所讲内容熟记于心，倒背如流，“他上课甚少带讲义课本，像是一架活动留声机”，而“同学们无不埋首伏案，手不停息地振笔疾书”。商学系主任孙宗钰教授，讲授会计学，以美国原著为教本，遇到艰涩难懂的地方，书之黑板，直到学生彻底了解①。社会学教授王守礼，“由于他的特殊风格与雄辩式的授课方式”给同学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②。药理学教授徐佐夏，“博学善教，讲词平实纯美，令人有亲切之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偶然加几句笑话，更能提神解颐”③。地质地理系教授殷祖英，世代书香，先后在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北大学执教，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多年后学生回忆起来仍感“永矢难忘，萦绕于怀”④。由上可以看出，尽管联大学人讲课风格各异，但他们对教学工作认真、执着及敬业的精神，足以令后人敬仰！

之外，在教学方法上，联大学人因地制宜，想方设法在艰苦环境中注重实验、实习课程，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印证教学之理论与培养学生实验研究之能力。如，1937年12月12日，工学院纺织工程系全体教授率领该系一、二、三、四各年级，到西安大华纺织厂参观，了解该厂筹备及实施状况⑤; 1938年1月10日，矿冶系主任魏寿昆教授带领该系同学十余人，前往安康金矿区调查研究⑥; 1938年1月24日，畜牧学教授李正谊率领农学系畜牧组同学，前往西安南关外小雁塔东西京牧场参观，了解该厂经营状况及经营方针⑦; 1938年1月，工学院在院长李书田教授的多方努力与奔走之下，向陕西省借用了大量实验设备与仪器，以供教学所用。如：借用陕西省工业实验所矿物标本，以为矿物学实习所用；借用陕西省机器局木工、铸工、锻工、金工、钳工各厂，以为机械制造实习之需；向陕西省水利局索赠旧长途汽车一辆，向陕西省公路管理局借用旧载重车5辆、旧坐车三辆，以为训练汽车拆装、修理所用；向交通部陕西省电政管理局借用有线电话器材若干种，以为训练有线电话安装修理运用之需，等等①; 1939年6月，家政系学人为了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特筹设儿童保育实验室，招收本校同人子女2—4岁儿童接受幼稚教育。② 另外，在城固时期，化学系教授刘拓在教学之余做了大量实践性探索。比如，他发现陕南构树纤维很长，可以制纸，于是派学生收集原料、标本，分离粗皮，经蒸煮后制成白纸，并将制造过程撰写成学术论文，发表于美国《化学工程》杂志。化学系同学还在朱有宣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各种实验，以裂化桐油制造汽油，“贡献抗战胜利的意义实在不能使人忘记！”③ 等等。

五、本文结语

总之，通过以上对西北联大学人的整体考察，大体可以折射出民国及抗战时期大学教师的一些共同特征：他（她）们学养深厚、融汇古今、贯通中西，为学为人勤奋、严谨，教学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民族危难之际普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情怀，并自觉将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国家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紧密结合；对西北联大学人待遇、管理及考核机制的考察，又大体折射出民国时期大学教师待遇与管理的一些特点，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尊师重教与名器不予轻授，后者表现为教授任职资格与获取的严格限制，前者表现为教授待遇的相对优裕及薪俸级别标准的确定，而教授待遇的优裕与严格的资格认定，又使得大量优秀杰出人才聚集于大专院校与科研院所，这些机制反过来又促进了全社会尊师重教与崇尚知识良好氛围的养成。

文化教育关系着国家与民族命脉，其间高等院校在培育与养成大批优秀人才的过程中，担负着重要且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因此，认真总结包括西北联大在内的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特点与得失，对于我们现时代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等院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西北联大学人群体部分照片

① 方光华：《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载《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休闲读品《天下》杂志2012年5月15日的相关论述及访谈。

① 《西北大学大事记》编委会编，赵弘毅、程玲华主编：《西北大学大事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② 《教育部拟定之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③ 方光华：《西北联大的文化传统》，载2012年12月5日《光明日报》，第14版。

④ 《〈西北教育〉 社评》, 1932年11月29日天津《大公报》。

⑤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编：《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5—792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书对联大学人的统计与描述仍然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教授名录。

①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6页。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③ 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严复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9页。

①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② 《本校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校闻》，第10页。

③ 许重远：《近代民族主义发展报告及吾人应有之认识》，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0期，1939年2月1日，第36、38页。

① 许寿裳：《勾践的精神》，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2期，《集训专号》1939年3月1日，第75—76页。

② 许重远：《近代民族主义发展报告及吾人应有之认识》，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0期，1939年2月1日，第38页。

③ 谢似颜：《民族主义与道德》，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3期，1939年2月15日，第28—31页。

④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7页。

⑤ 《历史系参观考古学会》，载《西安临大校刊》第11期，1938年2月28日，第3—4页。

① 何士骥、周国亭：《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第33页。

② 梁严冰：《西北联大与西北历史研究》, 《第二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论文集》, 2013年8月；崔幸：《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历史系》，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③ 马克斯·韦伯著：《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6—44页。

④ 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版，第8—9页。

⑤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页。

⑥ 《教育部修正大学令》（1917年9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72页。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编《高等教育》，第1章《概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14页。

②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编《高等教育》，第1章《概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16页。

③ 《国立大学教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1917年5月），教育杂志社编：《教育法令选》（下），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88—93页。

④ 《本校教员待遇章程》，载《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1938年12月1日，第16、17页。

① 《本校职员待遇规程》，载《西北联大校刊》第3期，1938年10月15日，第14页。

②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编《高等教育》，第1章《概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18页。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编《高等教育》，第1章《概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18—519页。

② 西北大学校史委员会编，李永森、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史稿（1902—1949）》（修订版）上卷，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③ 《教职员住宿将定办法》，载《西安临大校刊》第11期，1938年2月28日，第7页。

① 《教职员住校办法》，载《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1938年12月1日，第17—18页。

② 《教职员亲属就医之规定》，载《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1938年12月1日，第18页。

③ 《校医室增设法商学院诊疗分所》，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5期，1939年5月1日，第6页。

④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处在抗战时期，国家困难，故联大教授的工资与薪水往往是七折发放，甚至更少。这里说的只是个大体状况。

⑤ 《本校教员待遇章程》，载《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1938年12月1日，第17页。

⑥ 西北大学校史委员会编，李永森、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史稿（1902—1949）》（修订版）上卷，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① 《处主任、院长、系主任任课规定》，载《西北联大校刊》第2期，1938年10月1日，第8页。

② 《教育部训令：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 1938年8月15日，第1—3页。

③ 《本校导师制施行细则》，载《西北联大校刊》第8期，1939年1月1日，第14—25页。

① 张岂之：《西北联大与开发西北：中国高教史上的重要篇章》, 2012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8版。

① 《颁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训令二》，载《西北联大校刊》第3期， 1938年10月15日，第4页。

② 《对于教育部拟定师范学院教育系课程之意见——西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同人》，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4期，1939年4月15日，第36页。

③ 《饬令本校师范学院遵照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决议案分别办理训令》，载《西北联大校刊》第8期，1939年1月1日，第19—27页。

④ 李蒸：《本院的使命与校风》，李溪桥主编：《李蒸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①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钱玄同拟：师范大学国文系科目表及说明书》，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第40—48页。

② 向玉梅：《怀城固，念西大，怀师长》,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49—50页。

① 张鸿春：《忆城固师友》,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60—61页。

② 赵毅：《忆恩师》,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63页。

③ 史志超：《医学院琐忆》,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21页。

④ 于书绅：《怀念恩师殷伯西先生》,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65页。

⑤ 《纺织工程学系参观大华纱厂》，载《西安临大校刊》第5期，1938年1月17日，第2页。

⑥ 《魏寿昆教授带领学生前往安康》，载《西安临大校刊》第5期，1938年1月17日，第2页。

⑦ 《农学系畜牧组同学参观西京牧场》，载《西安临大校刊》第8期，1938年2月7日，第6页。

① 《工学院实验实习设备之筹办》，载《西安临大校刊》第6期，1938年1月24日，第6页。

② 《本校家政系筹设儿童保育实验室》，载《西北联大校刊》第18期，1939年6月15日，第17—18页。

③ 田岁成：《母校实验室的光和热》，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60—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