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为娘写诗

3月27日夜，我梦见了母亲。

第二天，也就是3月28日，我读到了诗人李瑛去世的报道，也读到了他的诗《母亲的遗像》。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墙上/母亲的遗像/已挂了三十年/仰望与俯首之间/都是疼痛”。读着他的诗，我为一位饱经沧桑的近乎期颐之年的诗人的离去而伤悲，为他对他母亲的深情怀念而动容。这样的心有戚戚，或者说让我“心底的隐痛”变得更加的揪心的是我的母亲离开她的儿女已有六十四天了。我在无尽的哀思和极度的自责之中，所度过的这六十四天又何尝不似三十年那样漫长呢！

在母亲去世之后，我一次又一次梦见母亲。第一次梦见，是母亲安葬的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像是在一条黄土坑道里，寻寻觅觅，寻寻觅觅。有金子般的阳光洒落，让坑道变得格外明亮，我曲曲折折地往前走，再往前走，可就是怎么也寻不见母亲，当我从万分焦急中醒来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梦见而不相见，永诀成殇。“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生，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所谓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已然成为无法兑现的虚言。

那是一个令我追悔莫及的晚上，在单位加完班后我还跟一位朋友表露心迹，今后要多抽出时间回家看望父母，多陪陪父母。与那位朋友交谈后，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那时我特别想给母亲打个电话，拿起手机就要拨号的时候，转念又想自己固定在每个周末给母亲打电话，眼看就要到周末了，且晚上这个时候一般父亲已经入睡，所以就强忍着没有打电话。然而，就是从那个晚上起，母亲突然发病住进医院，我再也打不通母亲的电话，再也听不到母亲和我说话。

我不知道，在医院监护室每次探望母亲，独自和母亲絮絮叨叨、不知所云的倾诉，母亲可曾听见。母亲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但我分明感觉到，每当我说完一句话的时候，母亲用尽全力试图回应我，她的表情是那么的焦急，那么的想和儿子说话，可就是睁不开眼、张不开口。经过急救，当医生说情况有所好转的时候，我们兄弟姊妹揪着的心仿佛又有了希望。可是，我们哪里知道，这是母亲用尽最后的气力，在给她的儿女争取为她准备后事的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医生开始一次又一次找我们谈话，形势陡转，母亲的病情越来越危险。一次病危通知，两次病危通知，三次病危通知……我的心一次又一次被猛击，被刀绞。医生询问我们老家有什么讲究，得知叶落归根既是风俗又是老人心愿，便郑重地告诉我们要做好包括思想在内的各方面的准备。当最后一次通知我们赶紧将老人送回老家的那一刻，如果不是四姐在旁边用力撑扶住我，我几乎瘫软在地。也就是在那一刻，让我刻骨铭心地体验到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我感到整个世界真的坍塌了。

平日里未能守候照顾，病危时又无计可施，即使在最后送一程的时候都手足无措，慌乱得不知该做些什么，唯有哭泣，唯有懊恼，唯有无尽的遗憾和悲恸，可这些又有何用？这样的儿子若非不肖之子又能算是什么？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努力向上，事业上有所进步，从而成为父母的骄傲，给父母带来精神的慰藉，也算能够尽到些许孝道。但，当真的面对生离死别的一刻，顿感任何精神的慰藉都无法弥补或者代替在身边的陪伴。

母亲一生操劳，与父亲相偕走过六十八个春秋，养育八个子女，我是最小的一个，也就是老家人所讲的“老生胎”。我知道母亲对我更加牵挂，可是从考上大学起，不，应该说是从到县城读高中开始，我就走上了一条渐渐远离母亲的路途。高中隔几周回趟家，大学隔一学期甚至隔一年才回趟家。大学毕业，我放弃留在大学所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的小县城，最主要的考虑就是能够再次回到父母身边。然而，似乎总有那么一种不甘萦绕心头，总有那么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情愫潜滋暗长，很难安于小县城尽管闲适却又显平淡的生活。是母亲洞彻了儿子的心事，主动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只管奔自己的前程，不要牵挂父母。而我因缘际会，又从小县城起程，再一次开启走出大山的人生之旅，一步一步到了首府银川，又到了首都北京。父母更老了，儿子却离家更远了。后来，我和在银川工作生活的哥哥姐姐反复劝说父母，父母最终同意来银川居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能够和他们朝夕相处，因为我总是加班，周末也经常在单位，而且有两年我又半脱产读研，与父母自然是聚少离多。再后来，我借调北京工作，反反复复，最终正式调入，在北京落户。

母亲起先是不同意我来北京的，因为她想着我好不容易在银川稳定下来，而且这些年她见我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实在不愿意我太辛苦。特别是母亲知道，我最喜欢吃她做的面，只要我每次看望父母，无论是在老家的时候，还是在银川的时候，甚至在她一天天变老，即使拖着多病的年迈的身躯，都要亲自给我做面吃，怎么劝也劝不住。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母亲每次看着我津津有味吃面的那一刻，也是她最为开心的那一刻。在我借调北京期间，母亲对我说，你跑北京那么远，我跟不动了，无法给你做面吃了。听着母亲的叹息，我心情是那么的酸涩。我开始犹豫和质疑自己的选择，何况工作调动也非一帆风顺，加之我的小孩也刚出生，尚在襁褓之中，我在两地之间奔波，聚少离多，在思念与等待之中经历无数难以言说的情感煎熬。2014年春节，我下定决心并向母亲和妻子承诺，节后上班处理和交接完手头的工作，就结束借调的日子。然而，那次节后上班我却接到了办理调动手续的通知。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的时候，母亲说，既然定了，那就去吧，好好工作。母亲还劝慰我不要牵挂她和父亲，叮嘱我想办法把我爱人工作调过去，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两年前，经过全家人长时间的筹划准备，父亲和母亲由二哥二嫂三姐陪伴照顾来北京。母亲说，她能来一趟北京，看看我的住家，她就一心了。母亲被检查出患严重冠心病已有几年了，我们兄弟姊妹都担心她既乘不了飞机，又熬不住坐火车的长途颠簸，所以权衡再三，最后才做出赴京的决定，算是了却老人的一桩心愿。出乎意料的是，母亲这趟北京之行精神状态很好，特别是白天可在家里逗自己的小孙子玩，晚上又能够见到下班归来的儿子，母亲笑得很开怀，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天伦之乐的可贵。那段时间，即使我加班很晚回到家里，母亲都在等待，等待我回来，和她说上一两句话，她才肯入睡。遗憾的是，刚满一个月，父亲就心急回老家。这些年，父亲虽然和子女在城市生活，但总是对老家难以忘怀，过一段时间就想回老家看看。母亲自然懂得父亲的这个脾性，凡事迁就父亲的决定。在准备回去的头天晚上，母亲坐在沙发上拉着我的手说，她看我在北京有个窝就放心了。母亲还说，她没有和我一起待够。我强忍眼泪，不知该对母亲说些什么，心中无比难过。

多年离家在外，母亲和我形成一个习惯，就是每个周末都要通电话。这种习惯最早始于我在上大学时，定期要给母亲写信。我曾在参加工作之初写过一篇《娘的心，儿的信》的短文，回忆大学期间给母亲写信的往事。其实，母亲并不识字，但有儿子来信她就高兴，听父亲读信或者转述信中内容，她的心里就感到踏实。记得我调往银川那年，有位亲戚和母亲一起收拾行李，无意间从一摞废纸页里捡到那篇在报纸发表的短文复印件。亲戚就念给母亲听，并且念罢后还郑重其事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说是要拿回去给自己刚上大学的儿子看。母亲向我讲述这件事，显得非常高兴和自豪。我想，原因一定是她明白儿子是多么理解她。可是，儿子真的理解母亲的心情吗？或者，就算理解了又能实实在在做些什么呢？母亲就是盼望儿子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她经常看得见儿子，因为看得见她心里就踏实。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可我这个儿子却总是在千里之外的路上奔波着，一面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苦苦求索，一面又是对家人的牵挂与深深内疚，在出走与归来之间徘徊，这种纠结总让我的内心陷入矛盾。我所能做的就是一遍又一遍告诫自己，正道直行，在事业上有所上进，给予父母些许精神的慰藉。舍此，在客居异乡的日子，在一间狭仄的宿舍里，周末余暇或者夜阑独坐，写下只言片语，便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直到后来，我在北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两点一线，忙忙碌碌工作，还有一家人的生计，曾经只言片语的抒写似要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唯有每周和母亲打电话的习惯雷打不动。然而，现在我只是泪眼婆娑地盯着手机看，那个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当我回看曾经以诗的名义写下的长短句，蓦地发现在每一个句子的背后一直有一双眼睛看着我，仿佛母亲的思念与牵引。

面养身，字养心。我最想吃到的是母亲做的面，最想听到的是母亲说的话，而我写下的每一个字无不源自母亲做的面、说的话。我知道，这些长短句在文学的标准上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我和我的母亲那里却是全部。因为，那是母亲的心，也是儿子的心。我愿意拾起笔来，继续写下去，永远写下去。不为别的，只为我的母亲，以及人生在世的善意。

2019年4月5日清明动笔，10月7日重阳完成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