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日本方面对“协和语”现象的关注与研究
日本方面对“协和语”现象的关注始于日本侵华期间。近年来，虽然日本方面的“协和语”研究呈现渐热的趋势，但是对战时与“协和语”类似的、混合甚至变异的语言现象的关注还远没有成“气候”。和中国方面的研究不同，仅就“协和语”的称谓而言，日本学界没有达成共识。尽管日本在战时就出现过许多关注“协和语”现象的文章，但是它们都没有提出统一的名称。那些关注过“协和语”的日本人，作为殖民统治者的一分子，在观点和立场上也自然不会与中国人相同。
原口统太郎在1938年出版的专著《与中国人接触的体会》中，提到了日本士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时使用的“只言片语式中国语”，即后来在满洲流行的“变形的汉语”。这段回忆来自原口统太郎的亲身经历。虽然其称不上是对“协和语”的专门研究，但至少证明，像原口统太郎这样在中国辗转多年的日本人，注意到了日本人和中国人接触时的怪异语言表达方式，也透露出这种语言是与侵略战争形影相随的。
此外，战时滞华的各个阶层的很多日本人注意到了使用“协和语”的现象，纷纷撰文发表见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善邻》杂志主编之一的中谷鹿二莫属。在发表于1925年《满洲日日新闻》上的《正确的中国语》的34回连载中被他称为“日中合办语”的那种语言，现在看来即为“协和语”，这是迄今为止可以查到的在战时发表的涉及对“协和语”进行专门研究的代表作。中谷鹿二详细地剖析了产生于那个时代的“协和语”的样态，但是例证还仅限于日常生活交流领域，显然缺少殖民文化视角下的相关认识，今天看来，这一认识是必要的。由于只有2万余字，因此，其并没有涉及军队和日本人后代对“协和语”的使用情况。但是，中谷鹿二的连载发表在战时，在今人看来仍是难能可贵的。
中谷鹿二的“协和语”研究成果问世10余年以后，出现了由中泽信三完成的《由大兵中国语前进一步》的连载，共计5回，分别发表于1944年《中国语月刊》第1、3、5、6、7号上。与中谷鹿二的主调不同，中泽信三的连载聚焦如何纠正“协和语”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同样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内容，而且其主要是针对侵华日军内部的“协和语”使用情况进行讲解的。
除了中谷鹿二和中泽信三以外，战时还有很多日本文化人在发表的文章中表达了对“协和语”的看法。丸山林平发表在《国语文化讲座 第6卷》上的《满洲国的日语》一文，描写日本妇人与中国商贩在街头买卖时的对话，它们成为战后“协和语”研究中的经典例句，常常被中日研究者引用。与战时发表的涉及“协和语”现象的文章类似，丸山林平的这篇文章中没有出现大量“协和语”字样，对“协和语”的论述也仅仅表现在“滞华日本人使用的‘日满混合’‘日中混淆’‘只言片语日语或汉语’等日语与汉语的混合语”和“对华普及日语时存在的问题”两个方面。这些虽然依然不能被称为“协和语”的专门研究，但毕竟是日本人对“协和语”的关注始于日本侵华期间的明证。
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协和语”变为一种“战争记忆”，被不少学者纳入考察范围。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安藤彦太郎的研究。他出版的专著《中国语与近代日本》中的第五部分“战争与中国语”，对“协和语”发展过程中的“大兵中国语”和“沿线官话”阶段进行了说明，可以说，这进一步促进了“协和语”研究的发展。而且，他的研究参考了中泽信三的连载，并在中泽信三的连载的基础上列举了更多实例，也有了更多学术见解方面的突破。作为专业学者，安藤彦太郎的研究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二战后日本学界关于“协和语”的研究。
2003年，日本天理大学副教授前田均通过对日本侵华期间发行的日本儿童作文集进行考察，揭示了战时语言混用的实际状态。他发表的《通过在外儿童作文集考察语言混用的实态——以日语和汉语为中心》一文，以日语和汉语混合的语言形态为重点考察对象，从日本人的后代入手进行研究，该文再一次揭示了“协和语”的构成情况和特点。
此外，一桥大学的语言学者安田敏朗也探讨过“协和语”问题。安田敏朗于1997年出版的专著《帝国日本的语言编制》指出：“协和语”只是一种词语层面的混搭。
与上述研究者不同，中尾佐助以侵华期间的二等兵的亲身经历为例，对满洲存在的“协和语”进行阐述。他直接使用“协和语”的概念，并且在进行语言系统分类时，将“协和语”纳入合成语的范畴，提出了“日本人把它当作汉语使用，而中国人把它当成日语来听，这种怪异语言的词语和语法以汉语为基础，却采用假名读法”[23]的观点。
除了上述研究视角以外，石田卓生和大久保明男从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入手探讨“协和语”相关问题。石田卓生以伪满洲国时期作家古丁的长篇小说《原野》为范本考察“协和语”的有无，并在发表的《“满洲国”文学中所谓的“协和语”及其考察方法的探讨——以古丁的〈原野〉为例》一文中，得出了“没有找到‘协和语’特征的切实证据”的结论。但是，大久保明男发表的《“满洲国”中国语作家的语言环境与文学文本中的语言使用》一文，通过对25名中国语言学者的44篇文学作品的考察，得出当时“协和语”在词语借用方面不仅涉及名词、感叹词、拟声词，而且涉及假名词语的结论。
近年来，日本明海大学樱井隆教授有关“协和语”的研究引人关注。他于2012年2月、3月先后发表了《满洲“洋泾浜中国语”与“协和语”》和《中日语洋泾浜之“协和语”的序章》，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日本方面真正的关于“协和语”的专题研究。这些文章不仅厘清了“协和语”的发展脉络、称谓变化，而且进行了大量的举例分析。其中，从“洋泾浜语”的视角发掘“协和语”与“横滨语”的关联之处同样引人关注。
2015年，笔者有幸获赠樱井隆教授于同年出版的专著《战时下的洋泾浜中国语“协和语”“兵队中国语”等》。该书基于大量实例，以12个章节详细探讨了战时中日“洋泾浜语”的渊源、发展历程和特点，以及与此有关的涉及“洋泾浜语”研究的课题等。这本书深入探讨了包括“协和语”在内的产生于战争时期的中日“洋泾浜语”，同时也是日本和中国方面首部详细探讨“协和语”的专著。由于国别和立场的差异，其研究与中国人的研究无法同日而语，但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综观日本方面的“协和语”研究，虽然涉及日本士兵、文学作品、日本人后代的“协和语”使用情况等诸多方面，但是多为单一领域的研究，缺乏对整体的考察；尽管从战时开始就不断有论及“协和语”的文章问世，但是学者们基本上认为“协和语”是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连带反应，甚至不认同“协和语”的存在。概括地说，由于“协和语”牵扯日本侵华战争，其已经成为二战后日本人关于对战争进行反省的一个敏感话题，因此这一研究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并且其成为相当一部分学者刻意回避的一个领域。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而言，目前的研究阶段不但亟待大量的专题性研究出现，而且围绕对“协和语”研究的其他领域的开发，也已然被提上中日语言学界的日程，其中至少应该包括“协和语”在报纸等媒体中的使用情况等。因此，本书运用实证分析、对比研究等方法，详细地考察了战时留存下来的大量一手资料，此外还涉及216篇作文、百余张明信片和1200多位亲历者的证言。本书试图全面探究“协和语”的产生和发展、使用人群、流传范围、特点及影响等内容。
综上所述，“协和语”是一种变异语言，带有浓厚的殖民特征。对“协和语”的探讨，既可以还原日本侵华期间语言交际的实际状况，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证实日本对华进行过侵略。它的研究价值是毫无疑问的。
[1]〔日〕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靳丛林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第177页。
[2]安田敏朗『帝国日本の言語編制』、世織書房、1997、267頁。
[3]桜井隆「満州ピジン中国語と協和語」、『明海日本語（17）』、2012、1頁。
[4]桜井隆「満州ピジン中国語と協和語」、『明海日本語（17）』、2012、13頁。
[5]桜井隆「満州ピジン中国語と協和語」、『明海日本語（17）』、2012、13頁。
[6]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编《协和语与国语对照表》，《物调旬刊》1947年第22期。
[7]魏东明：《六要六不要——写作漫谈之一》，《生活报》1948年8月21日。
[8]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
[9]王今铮、王钢、孙延璋等编《简明语言学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第363页。
[10]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 第10卷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83页。
[11]于湘泳、张守祥：《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6期，第107页。
[12]桜井隆「満州ピジン中国語と協和語」、『明海日本語（17）』、2012、13頁。
[13]王文襄、缑瑞隆：《殖民语文政策的怪胎——简论伪满“协和语”》，《汉字文化》1990年第6期。
[14]明木茂夫『オタク的翻訳論 巻1』、一誠社、2007、18～20頁。
[15]于湘泳、张守祥：《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6期，第108～110页。
[16]陈原：《语言学论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21页。
[17]李元授主编《交际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第181页。
[18]罗姝芳：《语言借用与中国“洋泾浜”现象》，《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年第2期，第95页。
[19]梁忠义、车文博主编《实用教育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第175页。
[20]石剛『植民地言語政策研究』、三元社、2003、74頁。
[21]洪仁善：《“满洲假名”的缘起与终结》，《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2期，第19页。
[22]張守祥：『満洲国地域における日本語の言語景観：写真資料からみる日本語普及史』、日本首都大学博士学位論文、2012。
[23]中尾佐助『中尾佐助著作集 第5巻』、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5、2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