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主治理理论的由来

学术界关于制度理论变迁有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之分。盖伊·彼得斯认为，“新制度主义”有七种类型：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但这种划分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而由Hall与Taylor提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三分法，则获得较高程度的认可，日益成为比较流行的流派划分方式。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上溯到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行为主义是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并稳步成为主流的一种政治学流派，具有3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奉行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其次，实现了政治学研究从结构到过程的转变；最后，主张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行为主义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民主共和制下大众参与的选举、罢工、游行示威甚至暴动；领导行为；利益集团和政党；欧盟、联合国等非国家体的政治行为；等等。理性选择理论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应用于政治学研究过程。理性选择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考察政治过程，并提出新的见解，冲击了政治分析的传统解释。理性人假设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具有成本—收益计算能力的理性人是研究政治行为和制度的逻辑基础。

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融合产生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种分析方法起源于对美国国会制度的研究，研究者关注美国国会投票制度影响了立法者行为。事实是，美国国会投票结果却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并不会出现传统理性选择理论所推导的情况。学者们基于此现象，综合行为主义理论，至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命名的政治学研究领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主要分支：一是印第安纳学派，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Vincent Ostrom and Elinor Ostrom）为代表，主要关注制度如何帮助使用者处理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即如何处理公共池塘治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不一致的问题；二是公共选择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等；三是博弈论，制度是博弈的规则，委托—代理关系就是博弈关系。

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下文简称奥斯特罗姆），凭借在“经济治理，尤其是对公共资源领域作出的贡献”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之后奥斯特罗姆等开发出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框架，并用该框架分析公共组织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方式。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最大的理论突破是寻找解决集体困境的路径。从系列研究中，奥斯特罗姆等人发现，由于人们过度追求短期效益而放弃对长期效益的追求，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与长期以来依赖政府集中控制方式或私有化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相反，人们可以通过相互间的信任、反复博弈或者第三方机制的介入来建立大家认可的行动规则，从而解决利益纷争，使公共资源获得良好的分配、使用，并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于是，就有了自主治理理论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