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专家认为，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可以“轻易”研究，因它是研究生教育活动的综合，作为一个论题来研究，它需要很大的篇幅和精力，不是一本书、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但笔者认为，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只要抓住了其内核，它就应该是可以研究的，包括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背后的管理部门“意图”、医学院校的“应对”，研究它们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从笔者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攻读教育博士学位以来，这样一种研究动力，催逼着笔者去更系统地掌握教育学科专业知识，也更坚定了笔者对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开展深入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较为深入地认识事物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梳理历史、分析现状、与他人对照。对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历史的梳理和研究是一个虽繁杂却愉悦的过程。从一本本校史、大事记、统计报表中，去“耙剔”每一“种”培养模式的演进路径、逻辑，犹如一次次隧道探险的历程，即使前方灯光忽明忽暗，但只要顺着这道光走下去，你想要的宝藏或者洞口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而这种串珠的苦功夫最终会让你觉得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让你乐此不疲。最大的乐趣是，当你站在历史之外试图对其进行探查或评价之时，窥察到历史“秘密”的兴奋简直让人流连忘返。与在“故纸堆里”梳理历史不同，对于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与自己“过不去”。但笔者深深知道，没有对现状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认识，所谓建议或对策都是没有基础的。量化研究部分得到了诸多医学院校和导师、同门的支持，他们不计回报地帮忙发放、回收问卷或者回答问题。正是有了1 400多份高质量的问卷数据，才保证了工作的进度，才管窥了部分研究生对临床医学培养模式改革的“满意度”。质性访谈的抽样遇到很多问题，其间经历了被访谈者的时间、地点等的反复协调，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但在访谈中的收益又是与之呈正比的。对国外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对照研究，尤其是代表性国别的选择，也是煞费苦心，反复思量。国别的选择要有代表性，这个代表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它们要足以代表当前国际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主流；二是它们要有各自的鲜明特点。于是，德国和美国进入了研究视野，这两个国家医学教育中关于培养过程和质量管理的举措，也成为本书建议、对策部分重要的借鉴方向和内容。

借鉴成熟的理论框架去研究问题，无疑是讨巧的方法。但当某个理论恰好和你所思考的线索、框架一致的时候，那种眼前一亮、茅塞顿开的感觉也是相当美好的。奥斯特罗姆教授和自主治理理论的出现即是如此。国外高校医学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的自主权为什么那么大？就是这个朴素的疑问，启发笔者要从制度建设中去找答案，这时制度主义不期而至。当然，自主治理理论还不能与旧制度主义或新制度主义列于同一层次，甚至也不能与所谓制度主义里的诸多分支列为同一层次，但它在解释当前国内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现象、制度建设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阐述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发展的方向上，却有着较强的适切性。

深化改革要在问题导向下进行系统的谋划和具体的制度设计，而且制度设计还要有明确可行的措施及承担任务的主体。以自主治理为理论框架，笔者认为首先要从宏观的改革策略入手，明确管理部门和医学院校在新时期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中的职能、职责定位；其次，需要根据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分析维度，从具体实践和改革举措的角度，分别明确管理方和医学院校方在深化改革中的具体任务，这些具体任务尽量以可行、可操作为标准，借此形成立体、多维的深化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建议。

以上即为写作本书的缘由，也是本书的结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