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大提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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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很寂寞,无法入睡。
不喜欢它的人说它,
只是一把突变的小提琴,
被踢出了合唱队。
并非如此。
大提琴有很多秘密,
但它从不呜咽,只是低唱。
不过并非一切,
都变成一首歌,
有时候你听到,
一句低语或私语:
我很寂寞,
无法入睡。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大提琴》

大提琴一直都有故事。倒不是说我小的时候摸过几年大提琴,而是因为的确喜欢大提琴的声音。因为没有做成大提琴演奏家的梦,我只好自甘做一个欣赏者,每见大提琴演奏的好版本就收一两个。久而久之,这些曲目成了必听的音乐。说到大提琴的故事,虽说知道几个,比如以命相抵艺术的杜普蕾,写了《群鸟之歌》的大提琴泰斗卡萨尔斯,现代大提琴理念的践行者罗斯特罗波维奇,还有潇洒如马友友,敦厚且深沉如好朋友王健,其他却也所闻不多。恰好陈安先生不辞辛劳,焚膏继晷,编写了这本大提琴的故事,让我们在听乐之余,也了解了这些大提琴家背后的故事。

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写道:“这时从屋里传来悠扬的大提琴声,不知是谁在充满感情地演奏,虽然指法并不太娴熟,技巧也一般。那是舒伯特的一支曲子,甜美的旋律在空中荡漾……”契诃夫的《低音提琴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樱桃园》里总有阵阵大提琴声从园林里传来。德国剧作家帕德里克·居斯金德的独幕剧《低音大提琴》写一个大提琴手视其琴为“天之骄子”,却被乐团解雇,由此陷入深深的悲哀。电影《入殓师》(日文《送行者——礼仪师》更能昭显原剧的本意),一个迫于无奈成为入殓师的大提琴手,在世人鄙视的行业里演奏出令人动容的生命乐章。还有《独奏者》中的暖心与励志,《大提琴:洪美珠杀人事件》突如其来的灵异……

小说和电影你们都看过,权当我是唠叨。

大提琴见证过历史时刻。在巴塞罗那一家卖乐谱的旧书店里,十三岁的卡萨尔斯发现了“大提琴上的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乐谱从此不再沉睡。卡萨尔斯称这个发现对他的生命是个奇妙的启示。1968年春天,苏军的坦克轰响着驶入布拉格街道,罗斯特罗波维奇在伦敦隔空传递着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1989年11月,老罗在电视上看到民众拆毁柏林墙,当即对一个有私人飞机的朋友说:“我要去柏林。”他在现场临时拉了把椅子,坐下来拉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我无法忘怀所有想要翻越这堵墙而丧生的人们,当我拉起萨拉班德,人群里有位年轻人哭了。”1999年他又回到那里,演出了一场纪念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音乐会。2002年,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9·11”恐怖袭击周年纪念活动,马友友的大提琴深情地响起。

这些时刻早已载入了史册,算是旧话重提。

今天说的三个故事,一个有趣,一个有义,一个有泪。

乌克兰大提琴家皮亚蒂戈尔斯基(Gregor Piatigorsky)十五岁时被莫斯科大剧院录取,成为大剧院乐队的大提琴声部首席。1918年的俄罗斯局势动荡,粮食供给是大问题,百姓食不果腹,艺术家尚有额外配给,像皮亚蒂戈尔斯基这样的年轻人分到手的只有巧克力,他宁愿要生鱼和土豆,也不喜欢没完没了的甜食。在克里姆林宫演出受到列宁的接见后,他认死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说法,想去国外见见世面。他大着胆子去见了卢那察尔斯基,请求批准他去法国或德国学习。回答当然是一口否定,大人物说:“莫斯科需要你。”他再次请求,再遭拒绝,他干脆对大人物说:“我会逃跑。”

此非戏言。1921年夏天,机会来了。他与五六名大剧院艺术家外出巡回演出,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先是去了基辅和几个小城市,最后来到乌克兰与波兰边境的一个小村庄。他付了一大笔钱买通边界警卫,趁着夜黑风高偷渡过河。水不深,他把大提琴顶在头上就趟了过去。过了边界,一个同事说:“我们总算安全了。”“不,”皮亚蒂戈尔斯基说,“过了河,我们也断了身后的路,永远回不去了。”逃跑成功,却又节外生枝。一入波兰边境,他们被要求出示证件,可他们已根据边境放行者的要求把所有证件都销毁了。他们给波兰警卫们拉琴、唱歌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甚至得到掌声,可仍被怀疑是打着音乐家旗号的“间谍”。遣送回国是铁定的。到了车站,他们借口要给候车室里的农民表演,暗地里偷偷搭上一列反方向的火车,终于抵达大波兰省的勒武维克车站。“这回是真的欧洲啦!”皮亚蒂戈尔斯基叫了起来。

从此之后,莫斯科大剧院的这伙年轻“叛逃者”便各自开始了异国生活。在咖啡馆、餐馆拉琴、唱歌,也就能生存下去。皮亚蒂戈尔斯基辗转到了华沙,少年才俊,很快进了华沙爱乐乐团,坐上大提琴副首席的位置,忙里偷闲也有独奏的机会。然而去德国一直是他的梦想。柏林音乐学院的贝克尔教授只听他拉了一首,便知道自己教不来,这学生比自己还技高一筹。最终他来到莱比锡,拜在克伦格尔门下。碰巧又遇到在华沙见过的美国人赫尔德夫妇,听过他的演奏,愿意给他资助,但终因误会没有谈拢。此时的皮亚蒂戈尔斯基真正陷入了困境,连房租都付不起,只好把大提琴作抵押。他无奈再回柏林,可怜居无定所,举目无亲。后来邂逅了在华沙认识的老朋友,他们才意识到“柏林不是莫斯科,还得从底层开始”,便成立了一个三重奏小组,在俄国人的饭店里演奏挣饭钱。

也算他们运气好,在这家饭店里遇到了大名鼎鼎的富特文格勒。三重奏组一发声,指挥家就听出大提琴不同凡响,于是聘请这个年轻人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大提琴首席。从此皮亚蒂戈尔斯基峰回路转,他的琴声也随柏林爱乐走遍世界。至于他为什么离开柏林爱乐,我们不得而知,在美国的辉煌那是后话,其余的故事尽人皆知。

“十月革命”前后,到美国定居的俄罗斯音乐家不在少数,海菲茨、拉赫玛尼诺夫、库塞维茨基、霍洛维茨、斯特拉文斯基,出走和移居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对皮亚蒂戈尔斯基来说,显然是出于艺术上的追求。作为“叛逃者”,他却在自传里保留着对莫斯科音乐学院和大剧院的美好回忆,以及对列宁的好感和敬意。这让我感到意外之余也很好奇,难道他的出走只是因为和大人物斗气,尚未感觉到风暴来临的凛冽?虽然巧克力不是土豆,但毕竟还有的吃,或许他不知道头牌芭蕾演员的别墅已被共用,也不知道圣彼得堡的警察局长对夏里亚宾的不屑,“你们这些演员是应当被消灭的”。舞台下坐满的水手、工人和农民,他们才不听你的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大提琴曲。他既不是流亡,也不是移居,甚至都不是暂避。不得不说是成功的冒险改变了他的命运,倘若他在波兰边境的小火车站灵机一动的即兴演出没有得逞,也许命运的天平会完全翻转。被遣送回国,跟随富特文格勒留在战时的柏林爱乐,或是在美国成为独立艺术家,这三条路都有可能铺展在皮亚蒂戈尔斯基的脚下,但最终他去了美国。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到《机遇之歌》的构思时说过一段话:“要有多少偶然,我今天才能在这儿?当一个人选择了一条路,在某种意义上,他就选择了这条路上可能会遇见的偶然性;而在另一条路上,又有别的偶然性。为了理解我现在的位置,就必须倒回过去,观察过往的历程,看看哪些是走这条路的必然,哪些是自由意志,哪些是出于偶然。”成功越境事出偶然,留在柏林一辈子待在乐队心有不甘,而成为一个自由的艺术家是意志的必然驱使。只能说这个大提琴家的脑子够清楚。倘若留在莫斯科,无非给后人留下一个艺术家个体的生存样本,其艰难可想而知;在柏林爱乐,富特文格勒不会让自己的队员上前线,艺术家尚可以保全;而美国则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世界,无论乐队、三重奏还是个人独奏,乃至后来的教学,皮亚蒂戈尔斯基都做得顺风顺水。

清明节气从来都邪性,祭拜与踏青者突遭温度骤降,凄风苦雨。不堪其扰,躲在一个朋友家里听黑胶,随手捡出一张DG公司的唱片(SLPM 138990,1966),撞入眼目的名字竟然是早夭的女大提琴家安雅·陶厄(Anja Thauer),收录的作品是雷格尔(Max Reger)的《第三大提琴奏鸣曲》和法国作曲家弗朗塞(Jean Francaix)的《大提琴与钢琴幻想曲》。恍惚记得贺秋帆曾经介绍过几个她的广播录音,但并未找来听。封套上的文字记录了她1945 年生于德国吕贝克,录制唱片时仅二十一岁。我选择了没有听过的弗朗塞幻想曲,留声机声音一出,已让我瞠目,小小年纪如何选择这样的曲目?苦情的前奏给作品定了基调,中音区游离的彷徨持续了好一阵,才慢慢转到了A弦的高把位,接近琴码的泛音就像一只手推开了天空之窗,透出了让人呼吸的光亮。中段的小快板是青春的跃起,大提琴是轻快的人生飞动,钢琴突然插入的刮奏是恰到好处的戏谑和俏皮。末乐章的悲歌回到了第一乐章的氛围,天窗关闭,悲苦之情无可消弭,琴声减弱,转身远遁天际。

有关陶厄的生平实在寥寥。她十二岁与拉小提琴的母亲一起登台,十六岁就有了声名,小荷初露。坊间流传一共有三张她录制的黑胶,包括1968年与捷克爱乐合作的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DGG 139392)。不像老罗那么用力,也没有富尼埃那么情感充沛,密集音符的走句有点急促,慢乐章也并不深情款款。如果你知道陶厄不到二十八岁就自杀身亡,也就无心做什么版本比较,更为关切的是希望听到她尽可能多的录音。还有一张纪念作曲家欧根·达尔伯特(Eugen d'Albert)百年华诞的准私人录音(ATTACCA 4 6413,1962),唱片上留有陶厄演奏的达尔伯特大提琴协奏曲以及舒伯特的《阿佩乔尼奏鸣曲》。

未见有人提起陶厄的父亲,不幸陶厄的母亲在一次车祸中又丧失了听力,雪上加霜,年幼的她不得不操持起大提琴来营生。在她的家乡埃朗根(Erlangen)的一次音乐会上,她已经像个明星,据说那时候她找到了爱情。一切看似峰回路转。然而没过几年就传来陶厄自杀的消息。此时才注意到她和杜普蕾是同庚。陶厄在家中自杀后,医生情人也殉情自杀。困顿蹉跎也许早就埋下了阴影:“幼年时期很苦,妈妈很凶,家里要靠她的收入维持,压力很大。她很孤独,朋友说她的生活一直很痛苦,绝望地需要他人的关注与爱。”仿佛是水面上扭动着一颗挣扎的头,几度下沉几度奋力拨开水面,呛咳,抓住了医生情人这个救生圈。然而她不知,若是真爱则必有伤,那伤永远是致命的。陶厄憧憬的微醺的灯光,温柔的走廊,香气惬意的牵手漫步并非爱情,而是生活。然而“爱是一道燃烧得更加颓丧,也更加危险的火焰……最终的代价是灰飞烟灭”。(山多尔语)陶厄与医生以情死证明了真爱的代价。

在Youtube上偶然找到一个不足十分钟的安雅·陶厄的访谈。她一袭黑裙,略微苍白的脸有娃娃般的稚气,睫毛很长,笑的时候那么好看,虽然掩饰不住隐在内心的忧郁。访谈是德文,听不懂,我找来懂德文的朋友想帮忙看看,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采访的视频了。倏忽一闪,陶厄就决绝地在我的眼前消逝了。送走了朋友,心,疼了好一会。待缓过来,把陶厄那张唱片封套换成了电脑桌面。

风停雨住,依然凄清之日。听十七岁的安雅·陶厄演释《阿佩乔尼奏鸣曲》,雨季少女读出的舒伯特如此沉寂。

是为序。

曹利群
2018年5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