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2

叶渌

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我与本书作者施俊侃已相识超过20年。当年我从哈佛法学院硕士毕业后进入香港的一家著名国际性律师事务所——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的香港办公室工作。在那里，我跟安迪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由于香港地少人多，办公空间比内地要小很多。事实上，当我在香港工作多年后回到内地，每次见到很多公司或律师事务所宽大的前台时，都有说不清的“犯罪感”，因为那么大的面积对我而言真的非常奢侈。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的传统是两位律师共享一个办公室，一来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互相讨论和学习，二来是不至于让办公室的面积分割得太小。我与安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一同办公。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工作质量要求极高，安迪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让我得以适应这种充满挑战的工作环境。当时，我们俩共同的“师傅”是合伙人瓦伦丁律师，安迪在书中写到了瓦伦丁律师在专业上的严格要求。

安迪除了工作非常努力之外，对同事也非常关心，经常主动询问大家的情况，并组织各种聚会，比如有新同事加入，他会组织欢迎聚餐，有同事要离开，他会组织欢送聚餐。因此，我们都称他为“工会主席”，请他为我们争取利益。以前在怡和大厦（高伟绅律所在香港的办公楼）办公时，中央空调总是晚上7点钟就停了，但我们当时忙得不可开交，经常加班到三更半夜，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办公室非常闷热。于是安迪就代表全所的同事向管理合伙人提出诉求，要求将中央空调的运作时间延长到半夜12点。为了每天多5个小时的中央空调，律所每年要多付30多万港币给物业管理公司，但有了晚上的空调，我们每天的加班就比较舒服和高效了。

安迪还有一个外号叫“苦行僧”，因为他常年无休地工作和学习。他的自学能力非常强。我记得高伟绅律所当时负责处理大量的外商投资项目，每个项目都有涉及劳动法的问题（比如，老旧工厂改造或并入新的合资企业时劳动人事问题怎么处理，新建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规章制度怎么设立，等等）。当时，香港熟悉内地劳动法的律师很少，既懂得劳动法，又可以用流利英文来书写法律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律师就更少了。安迪发现这个需求后，就自己学习劳动法。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他在高伟绅律所的图书馆里借到几本厚厚的劳动法汇编，基本涵盖了从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法。那段时间，他废寝忘食，利用自己的假期和周末时间不停地学习。

1998年，安迪被“中国人才”奖评选为“年度劳动法律师”（China Labor Lawyer of the Year）。我经常与年轻律师提及安迪的这个故事，他就是书中提到的我说的那种“客户打着灯笼来找”的法律专家。

除了高强度的律师工作，安迪还花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去学习演讲，他在演讲会学习了5年。正如他在书中讲述的那样，在律所工作之余，他参加并组织了大量的演讲培训，从心态转换到细节把控，反复练习、纠偏。除了演讲技巧的学习外，其间他从普通的分会会员，成长为分会副会长、会长，最后成为香港总区的创始会长。香港和内地现在共有600多家演讲会，都是安迪当年默默耕耘的结果。安迪在书中讲的演讲技巧值得大家去学习。

安迪是坐言起行的人。2019年3月，我在北京出差，在环球金融中心楼下碰到了他（金杜律所的办公室和埃森哲的北京办公室在同一栋办公楼）。我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因为我知道安迪在埃森哲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已经被提升至中国人在埃森哲全球法律部能达到的最高级别，我也一直知道他想服务社会的情怀。他回答我，他想为公益做些事情。我告诉他蓝海中心刚成立了蓝海大湾区法律服务研究院，如果他愿意，可以成为蓝海研究院的咨询委员。他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后来他陆续参加了一系列蓝海研究院的论坛和会议，并在2019年9月毅然离开埃森哲，来到深圳，成为蓝海中心的首席法务官，专注法律科技和合规的事务。在本书中，安迪提到了他在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学到的经验——忘掉已经获得的荣誉、认可，甚至自尊，重新学习。他愿意付出十倍的努力去弥补差距，当时就算每天工作到凌晨还要不停地问：“老板，有什么需要帮你吗？”

这本书讲述了安迪亲历的故事，他总结出的很多原则和方法，对于年轻人很有借鉴意义。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逆流而上，从零开始，化劣势为优势，变得高度专业化、有耐心，将自己的打工人思维转为合伙人思维，并传授了卓越的面试技巧、突破职业瓶颈的方法，以及回归初心的自我精进的历程。

叶渌
于中国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