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验理论

我们之中应该有我们认为是政治哲学家的人，这是我国智识生活中的一个设定。哲学家本身以及对哲学变迁感受敏锐的人，在最为概括的层次上，关注政治社会关系。……我们的历史三百年来，从17世纪初期到20世纪，自霍布斯至鲍桑葵，已有这样的人以英文来著述。然而如今，我们似乎不再有这种人了。传统中断了，设定也错置了；除非我们对传统即将恢复的可能性抱持信念。但是现在，无论如何，政治哲学已经死了。

拉斯利特，1956[6]

所有成熟的科学知识皆是理论性的，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事实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编排，以便我们能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而编排这些事实的概括性层次越高，说明和理解的范围也就越广。……

假若政治科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般理论，显而易见的，其能给予政治生活的理解将是深广的。因而，就不必说这种理论由于它的效用而成为值得拥有的了。然而唯一不明显的事情是：无论如何，此一理论的建构乃通往可靠且敏锐的政治学知识的道路上的一个可能且必要的步骤。

在现今美国政治研究的视野下看不到此类理论。

伊斯顿，1953[7]

在推动政治学中所谓“行为革命”的众多动机之中，有两大强烈的焦虑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两种焦虑已经说服政治学者离开传统的政治学课程，并且说服这些新政治学者，他们的新科学将是自然科学的一种。……第一种焦虑是害怕伊斯顿在《政治系统》一书中所称的“极端事实主义”（hyperfactualism）。政治科学家经常成为只是关于政治系统的事实的编纂者，特别是有关宪政体制之细枝末节的事实。没有人会否认事实的重要性；其实，这只是坦承一门成熟的政治学需要的事实证据远比我们现有的更多。但是我们也必须认知到成熟且声誉卓著的物理学，远非仅是事实的编纂而已；而且，我们也看到执着于事实本身，不足以产生任何可享有政治“科学”之名的东西。一套整合理论的创建才是治疗“极端事实主义”的方法，因为只有理论才能使我们分类及评估由实验和观察所得的事实数据的意义。而且此种理论也可平息第二种焦虑，即害怕政治学者可能被视为政治意识形态者。因为此种理论与“传统的”政治理论迥异；它是经验性的及描述性的理论，而非道德性的及规范性的理论。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通过恰当验证的科学理论体系，而非制造意识形态。

瑞安，19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