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目标战略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

期望差距提供了管理者关于如何对风险决策行为提供行为方面解释的新见解，这些解释已在各种战略决策中得到验证，例如研发投资（吕迪伟等，2018）、管理人员的变更（葛菲等，2016）、跨国并购（Iyer & Miller，2008）、企业家创新（贺小刚等，2016），以及其他企业战略管理（贺小刚等，2017）。

徐小琴等（2016）在研究中以2006—201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前景理论的角度出发，探究了企业期望差距和负面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以及经理自由裁量权对这种关系的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得出三个结论：首先，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际绩效超出期望绩效时，出现负面行为的可能性变大；其次，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下，为了生存和保持行业的竞争优势，制造业公司会加大负面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和所处的行业竞争较为不激烈的公司相比，所处的行业竞争较为激烈的公司会增强期望差距对负面行为的作用；最后，和自由裁量权小的公司相比，具有高度自由裁量权的公司，期望差距对负面行为的作用要更强。

张远飞等（2013）以企业行为理论，特别是绩效反馈理论为基础，探究了民营企业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会追求稳定、避免变革和风险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企业内部控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对期望差距和变革的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来检验假设，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首先，当企业的绩效高于期望绩效，处于相对富裕的状态时，企业会更可能采取追求稳定的战略，期望顺差越大，则企业越有可能“富则思安”。其次，当企业创始人会控制企业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这种“富则思安”的倾向，但是如果是企业二代掌权的家庭企业更可能具有守业情节，而在期望顺差很大时更可能采取追求稳定的战略来保住家业；如果企业采取完全由职业化管理，那么职业经理人规避风险的意识会采取更加保守的测量来“富则思安”。最后，激烈的外部市场竞争会削弱企业思安的行为倾向，激烈的行业竞争促使企业时不我待、居安思危。

贺小刚等（2013）以企业行为理论，特别是绩效反馈理论为基础，探究了企业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威配置。他们的研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主要得到以下三个结论：首先，当企业实际绩效没有超过期望绩效时，期望落差越大，家族企业管理者越可能偏好采取拯救行为而不是放弃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此外还偏好于培养最有能力的核心家族成员。其次，当企业实际绩效超过期望绩效时，企业的实际绩效越高，期望顺差越大，家族企业管理者越偏好把权力分配给经营能力最强的家族代理人，来实现他们的家族王朝的梦想，此外还会出现亲缘效应，也就是相比于血缘关系更远的成员，核心家族成员会被给予更多的权力和权威。最后，制度环境对这些家族成员内部权威配置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在不受监管的制度环境下，家族企业主往往会因为处于善良而把带有“负产品”性质的权力和权威给予有能力的、血缘关系更远的成员，而不是有能力的、血缘关系更近的核心家族成员。

Yang等（2017）在他们的研究中以企业行为理论为基础，在关系网络理论的主导论点之外，通过关系转介探讨采购企业在供应商选择中的行为前因。他们以寻找新供应商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为中心，尝试整合行为理论与关系网络理论来解释采购企业的供应商选择。他们的研究使用112家中国制造企业的数据来检验这些假设，并且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回馈会触发采购公司在选择供应商时，对关系转介的依赖程度。绩效优异的公司更有可能使用关系网络来选择供应商，而绩效不佳的公司则不太可能使用关系网络。当市场竞争强度和对供需关系的具体投入较高时，这种关系将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