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与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上）

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和思潮的“西方中心主义”，具有多种形态，但大体可归类为四种：种族主义意义（和自然地理环境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政治立场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这四种形态（特别是前三种与最后一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马克思那里，从方法论角度对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是有一个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基本完成，只是标示着马克思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完成了对前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即“理论批判”（其中也包含“实践批判”）[1]，而对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论角度上的科学批判，尚未完成。其根据是：在马克思那里，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及其中的“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其主要指向是前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从哲学方法论角度上完成了对前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也就是在逻辑上基本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只有当马克思把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在方法论上用于历史学批判、政治学批判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第四种意义上“西方中心主义”才更多地纳入马克思的视野中来。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东方落后国家演变的关系这一世界历史性问题，至少在当时是由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占据主要的“地盘”。而这种“地盘”是在进一步展开历史学批判、政治学批判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才得到马克思越来越多的关注。换言之，对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主要是马克思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所完成的任务。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抑或说在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构建时期，马克思所完成的对前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2]，为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完成对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奠定了逻辑基础。抑或说，马克思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完成对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是其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所完成的对前三种“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逻辑延伸[3]。

当然，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也有其阶段性。从19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期，是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批判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开始关注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落后国家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东方国家的变化将会对西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使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在这个阶段上还尚未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从19世纪70年代至马克思去世，是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批判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相关著述活动的深入，马克思开始掌握东方国家的第一手资料，对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作用的评价有了合乎“批判逻辑”的变化，把其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条件地从西欧推及到世界，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超越了“东方社会停滞”说和“欧洲独特”说，并从纵横两个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本章这里重点探讨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是如何从其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演变的。